纸床-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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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慕东方文化的俄罗斯人对一个原本根就在东方的人说东方，我觉得滑稽，还有点脸热。
姐，你会很快熟悉中国的，尤其是云南，这对你一点也不难。弟弟说。
预感中，弟弟会成为我第一个知心的人。
我想拥抱弟弟。但，我没伸出手臂。
昆都，龙阁。我基本往来于昆明的这两个地方。这是我来到昆明后能记得住的地方。我努力回忆我刚到俄罗斯的时候是怎么过的第一个春夏秋冬，那时我七岁，我应该懂事了，记得爸爸说我懂事了。
对了，那时候，我有爸爸，我有妈妈。
可现在，我也不孤单，我有弟弟。龙阁里我的弟弟和我说，姐，你现在有我啊。
弟弟的笑脸太阳光，我在国外没看到过这样的阳光笑脸。我想，我是沐浴在阳光里。
第二章 弟弟赌局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创业，我觉得是在进入一个赌局。
爸爸是开赌场起家的，只有几年就为我赚了上千万。这些钱如今变成了我唯一的资本，我在昆明也只有这些资本。我靠我的雄厚资金享受到了云南对外商的最优惠政策，政府官员们劝我去投资更大的生意，我说，我最好从最基本的生意开始做，这样的生意在昆明也并不是没有前途，昆明有全国著名的“风驰”广告公司，有业绩不凡的“光点”广告公司，我为什么不能也做好这一行？
我开始我的赌局。
弟弟说，姐，别怕，我陪你赌。
在波兰的安娜姐在电话里对我说，细艳，我支持你，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回去。
在圣比德堡休假的舒拉妈咪在电话里对我说，细艳，干什么事情都有风险，怕是没用的。
细艳，如果决定留在中国，那你物色一个男人结婚，那样你会轻松很多。舒拉妈咪说。
妈咪，如果我决定留在中国，物色一个男人是早晚的事，但物色早了，也许会影响我的事业。我说。
我说，妈咪，我现在有了弟弟。
在“赌局”刚刚成为我和弟弟的口头语的时候，弟弟被车撞倒。
弟弟在医院手术室门前拉住我的手说，姐，我一直在赌，我赌我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能生活，我赌我总有一天能见到姐姐，我赌我能坚持到大学毕业，我赌我一定能有圆满的爱情。可我，没想过我赌输掉，没赌我能死。
我突然哽咽起来，看着弟弟满是鲜血的脸，那鲜血遮挡了他脸上的阳光，我看不清楚他的笑容，擦了泪水我也看不清楚。
我也在赌，从小跟着爸爸妈妈赌异国的生活，后来跟着爸爸赌生意上的成功，再后来只身来到中国赌未来的生活，但我没赌我会失去我刚刚找到的弟弟。
没有人愿意在赌局中赌自己输掉。
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鲜血，它竟然流在弟弟的脸上。
弟弟手术失败。
弟弟成了植物人。
昆都的办公楼里，午夜，我把自己留在黑暗中。广告公司的各项批件在傍晚全部拿到了手，我却没有心思继续下去。接下去的程序应该是正式招聘员工和制订公司的管理细则，电视台和报纸的广告都已经策划完毕，就等我发。
我该继续吗？弟弟的病耽误不得，他还在发烧，不停输液。我的公司刚刚“起搏”，也正在“输液”。
我把电话打到波兰，打到了安娜姐的家里，我忘记了时差，直到听到她睡眠被惊醒后沙哑的声音。
细艳，我回去帮你。
安娜姐赶到昆明至少要两天时间。这两天里，我几乎都在窗口站着。我等待在窗口中看到希望。昆明的街道上花草茂密，色彩多样，可我只注意来往的人。我看每个人的脸，看每个人的匆忙或者悠闲，看每个人步履的节奏。
2003年夏天，安娜姐来了，带来一个叫邱雨寒的人，我认识这个人。
我的公司名字叫“聆”。开业的那天我把弟弟接回家来，我为了弟弟在离昆都不远的地方买了一百平米的套房。
弟弟安详地睡在床上，那张床是我请工匠特制的。我询问了一名老中医并得到他的许可，把所有能舒筋活血的中药磨成细丝，制成一张张纸，用了一百层一米见方的厚厚的中药纸糊在一个结实的床架上。我不相信木版和棉絮，我也不懂中医中药，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应该用“创意”为弟弟做些什么，我想这样的纸床能给他帮助，能给我安慰。我盼望这张床能创出一个奇迹，我盼望弟弟能在这张床上睁开眼睛，继续他的满脸阳光。
一九九五年，我高烧，昏迷不醒，爸爸请了莫斯科最好的医生为我看病，却怎么也不能使我退烧，安娜姐和舒拉妈咪就含泪跪在地上为我祈祷，她们各自恳求各自的“上帝”，我在安睡中竟然退了烧。安娜姐说，人的头上是有灵的，你只要做到，那个灵就看得到。
我做。
第三章 爸爸横祸
上世纪九十年代，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有个罗老爷，他一直在“五一市场”卖气球。他的气球卖了很多年，也给中国人看相算命很多年了。罗老爷在摊位前拦住爸爸，叫我和舒拉妈咪四处溜达着，他和我爸爸嘀嘀咕咕了一通。罗老爷给人看相算命向来是免费的，但爸爸给了他二十美元。
“你可怜罗老爷吧？”我问爸爸。
“不是，罗老爷买卖不错，可不缺钱花呢。”爸爸说。
“那您硬要给人家钱？”我说。
“罗老爷说的准啦。他算出来好多我正在解决的事情了，叫我防备有个什么闪失嘛。”爸爸说。
“怎么会有闪失？”我问。
“谁不注意都会有个闪失的。”爸爸说。
舒拉妈咪听不懂我们对话中的“闪失”，悄声询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她就是“生病”啦、“丢钱”啦、“受伤”啦什么的。她的表情紧张起来。
“麒麟城”在春节的时候要安排一次大奖，爸爸准备买辆小轿车作为奖品。车子订好的当天，安娜姐就去几家报馆排发了广告。离春节还有二十多天，“麒麟城”的生意就开始红火起来，大家原来担心的是很多中国人在春节要回中国过年，赌场的生意会淡下来，但广告发出去后，俄国人开始成倍地增加了。虽然俄国人不像中国人那样一掷千金，但俄国人“消费”和“消遣”的概念不同于中国人，所以二楼的酒吧常常晚间客满，安娜姐不得不又安排了五名服务生来酒吧帮忙。
二楼酒吧最靠边的座位上天天有客人了，我只能远远地看着那个座位了。来等爸爸的时间里我多半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做功课看电视，站起来伸懒腰的时候偶尔注意听听从走廊上传来的赌场的热闹声。嘈杂的厉害时，我会去把房门关上，回身走到窗前，透过窗户看唐朝大街的夜景。
爸爸在把春节的事情安排妥当后，几乎就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和伊万有没完没了的话，时时刻刻在谈论“明天干什么”和“以后干什么”。安娜姐累得有点儿吃不消，她叫来昔日的同学每天晚上来帮忙照看场子，缓解自己绷得太紧的神经。
我想爸爸是迷信了罗老爷说的什么“闪失”了，在最忙的时候爸爸能坐在房间里不出来，这真的不是他的作风。
我不免也跟着紧张。对“闪失”，我还没有“概念”。
其实来“麒麟城”搅场子的一直有，他们搅得很规律，伊万出面就可以解决的。“麒麟城”所在的区域不算莫斯科的繁华街道，爸爸说警察局和地头蛇收的“保护费”不是太多。对于警察，爸爸把给钱和送礼叫做“法律”了，对于地头蛇，爸爸往往是多给一点点好处，而这些常来常往的小流氓们则会在场里场外按“义气”照应着。我时常能在赌场里遇到我不认识的俄国青年客气地和我打招呼，回头问过安娜姐，安娜姐告诉我“他们是附近的哥们儿”。
传说中的莫斯科莫测和恐怖，每天都有人被杀，每天都会听到枪声。已经过了的童年里我没有验证过这些传说。我跟着爸爸没有恐惧，爸爸不曾给我恐惧，就在最寂寞的几年前，那时只有爸爸和我两个人，晚上爸爸给我讲鬼魂的故事时我也没怕，我搂着爸爸的一只胳膊，我就没怕过。
大厅里在闹。我听到了女人的尖叫。
我跑出“办公室”去看。我怕得是安娜姐出什么意外。奇怪的念头，我没有办法把她和爸爸分开来想。
是保安在赶混进来的妓女。“麒麟城”大门外的路边上，每天晚上都会有几十个妓女在晃，她们有时会混进赌场里暖和一下再吃一份便当。保安驱赶她们时可能弄疼了她们，于是她们大叫起来，叫声使全体人员都转身注目，然后在听到她们大骂脏话时轰然大笑起来。
这些妓女曾在夏天时和我开过荤腥的玩笑。她们在无聊的时候喜欢随便找一个什么人开心。我听她们和我打招呼时好像知道她们没什么正经事，于是没有停住脚步，只是回头看了她们一眼。她们便说“嗨，你怎么可以进去卖可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我当时羞恼得一塌糊涂，挥起手袋抡向她们，被门口的保安给及时劝住了。保安大声训斥妓女们，妓女们也从此知道了我是老板的女儿，再没骚扰我。
这是个龙蛇混杂的街道。我对爸爸气恼地讲外面的肮脏，爸爸说，莫斯科就是龙蛇混杂的莫斯科。
在我还没有把“闪失”的气氛酝酿到极限的时候，“闪失”就提前到来了。罗老爷的预言的确准。
“麒麟城”被军警包围，由一个内务部的官员对爸爸宣读了一份文件，责令“麒麟城”在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停业清查。
爸爸怀疑是中国人在里面鼓捣了什么名堂，并在谈话中提到了几个我不熟悉的人。爸爸说起一个姓邱的我倒是听说过，新年前他在唐朝大街的另一个方向开业了一家东方酒店，报上曾有他整版的广告。我听爸爸的口气里并不是怀疑邱家，而是说邱家能知道更多的底细。
伊万已经在外面跑了三天了。没有结果。而且，爸爸在家里接到伊万的电话，“五号仓库”也被查封。
对“麒麟城”的一系列清查在我听到的“文件宣读”里有不太精确的说明——“涉嫌大规模商品走私”。
我不知道爸爸还有个“五号仓库”，我没看见过爸爸像其他中国人那样从中国折腾商品。
我想说“爸，和我说说吧”，但我看到爸爸少有的烦躁和神经质，我没敢。
舒拉妈咪把房间让给了爸爸一个人，因为房间里的电话已经几个昼夜在忙碌中，爸爸叫她来我的房间休息。她没有拿着法学书进我的房间，她好像来找我做伴儿的，进屋来搂着我坐在床上，静静地看着电视。莫斯科的“ＴＢ５５”电视台在几天前报道过“麒麟城”被查封的新闻，我们家便“锁定”在这个频道上，茫然地等待什么新的言辞出现。
我又见到了几年前的场面了，我们家来了一伙又一伙的中国人，焦急地和爸爸谈论着。这些人是当初把资金投入“麒麟城”的“股民”，他们大部分人已经不提起生意红火时分到了多少“红利”，而是询问是不是能抽回自己的投资。爸爸答应他们不会少给他们一分钱，只是要求他们等些时候再“釜底抽薪”。
凌晨的时候，爸爸找来了安娜姐和伊万。他们在用计算器一笔一笔地计算什么，爸爸的房间里摆满了纸张和表格，三个人都抽烟提神，屋里昏暗，让我想起电影中的监牢。
我和舒拉妈咪迷迷糊糊地和衣而睡，被几声尖锐的喊叫吵醒。爸爸红着眼睛抽打了安娜姐一个耳光，伊万拦在中间。安娜姐同样红着眼睛，但最终没有哭出来。她的脸上清晰地印着爸爸的手印。舒拉妈咪冲出来抱住安娜姐，指责爸爸“怎么可以打女人”，爸爸喘了片刻，呼地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对安娜姐说：
“你走吧。”
安娜姐收拾了一些纸张，把手袋里的一个记事本拿出来递给了爸爸，两眼茫然地开门走了。我想叫住安娜姐说句话，可爸爸在这时把一个玻璃茶杯握碎了，碎玻璃刺进爸爸的手掌里，一时间鲜血如注。我惊叫着扑向爸爸。
2003年，我遇到了横祸。我不能不去回忆爸爸当初遇到横祸的反应，爸爸是我的偶像，我需要榜样。
我对纸床上呼吸平稳的弟弟说，细波，你还能记得爸爸的样子吗？
第三章 爸爸邱二公子
爸爸病在医院里。高烧，说着胡话。手上缠着绷带，腕子上在输液。
舒拉妈咪把爸爸送到医院后没离开过爸爸的左右。安娜姐哭着送来了鲜花，不敢和爸爸说话。爸爸知道安娜姐来了，却没睁眼睛。
爸爸是积压了好久的心火一下子被疲劳引发了。伊万说，那些在“麒麟城”投资的中国人给爸爸的压力太大了，远远大于生意被查封本身。
我伏在爸爸身边，把额头抵在他的肩头。在脑子里转绕的是妈妈留给我的那句话。爸爸没改变个性，我从前不懂什么叫个性，但我知道爸爸没改变。妈妈在来俄罗斯的头一年里陪着爸爸做了一个又一个的投资尝试，爸爸始终没有大的成功。妈妈死前告诉我的话我曾自己思考过，也许妈妈是让我像自己一样支持着爸爸的事业心，也许妈妈是希望我能在爸爸失败的关头把爸爸拉回现实中。妈妈没有力气给我解释。我也没懂得问。
我急需的是什么？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着急得到什么，着急干一件应该是我干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什么。
伊万一直在病房的走廊上拦阻前来看望爸爸的中国人，他弄不清楚来的人是不是都诚心看望病人的，怕这些中国人无意中的交谈再次影响爸爸的情绪。伊万几乎都认得来访的中国人，他们经常打交道。但在傍晚时分，伊万领进来一位年轻人。这是唯一的进入病房看我爸爸的中国人。
舒拉妈咪和我都站了起来，接过来人带来的鲜花和水果。我们不认识他。
“邱雨寒。来看看王老板。”来人向舒拉妈咪和我微微一躬。
“哦。”
“哦”的人是我，舒拉妈咪可能不知道“邱雨寒”这个名字，我的确知道，我下意识地“哦”了一声。
“小姐认识我吗？”邱雨寒问我。
“不是，我只是知道您的名字。”我说。
“您……大家是朋友？”舒拉妈咪问。
“算是吧，我很多年前见过王老板。”邱雨寒说。
“哦。”这回是舒拉妈咪“哦”。
爸爸睁开眼睛，仔细地端详了床前笑呵呵的邱雨寒，然后示意他坐下。爸爸的声音已经沙哑，嘴唇干裂且全无血色。
“我父亲叫我来看看您。”
“谢谢，他还好吗？”
“还好，不像几年前那么忙了。”
“你也长大了。”
“也该长大了，不然我会缠着您去郊外逮鸟的。”
“呵呵，还记着呢？”
“您给我的鹦鹉养了两年多，死了我才知道莫斯科郊外是逮不到这种鸟啊。”
“哈哈哈。”
爸爸笑出了声。很多天我没听到爸爸这样笑，虽然沙哑，但我爱听。我听出来好像我们家和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