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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纸床-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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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给我的鹦鹉养了两年多,死了我才知道莫斯科郊外是逮不到这种鸟啊。”    
    “哈哈哈。”    
    爸爸笑出了声。很多天我没听到爸爸这样笑,虽然沙哑,但我爱听。我听出来好像我们家和他们邱家有故事,大概是我不记事的时候发生的故事,因为我对邱家没有印象,而爸爸往日在家里也从来没有提起过邱家。    
    邱雨寒拿过一个橘子,坐在那里一点点地剥开,把橘瓣上的丝丝片片弄干净后递到爸爸的嘴边。爸爸张嘴吃了橘子。    
    “你没变啊,除了长高了别的都没变。”爸爸说。    
    “您可变了不少,至少胖了十公斤。”邱雨寒说。    
    “年龄不饶人啊,肚子不知怎么就长起来了。”爸爸说。    
    爸爸给舒拉妈咪和我介绍,说这是邱家的二公子,邱家是和他一起来莫斯科打天下的朋友,在八十年代中期来老苏联做了第一批莫斯科生意。现在邱家的生意越做越大,刚开了酒店又开始筹备搞中国超市,已经是莫斯科华人中最具榜样作用的大户了。邱雨寒拦着爸爸不让他再“夸奖”下去,说“您可是前辈啊,您的汗比我们家也没少流啊”。我很怕爸爸因为邱雨寒的这句话又忧郁起来,但爸爸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改变或者停顿,继续着他沙哑的兴奋。    
    我推算着,这个邱雨寒在若干年前和爸爸很熟,很可能是他在未成年时爸爸和他玩过。那他的爸爸和我的爸爸是一起来莫斯科闯世界的,就是说邱家和我们家曾经有过密切的来往。我七岁时来到莫斯科,那时已经是一九八七年,而我没有见过邱家的人,也没听爸爸说过邱家的故事。我是在爸爸妈妈来莫斯科安置好了以后被接来的,那时爸爸妈妈在莫斯科只住了不到一年时间。那么,我们王家是和邱家在来莫斯科后的一年里分道扬镳的,而且,分开的渊源似乎非同寻常。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时还是红色的“苏维埃”,莫斯科经商的中国人还寥寥无几,没有强烈的冲突,中国人之间我想不会各立门户。    
    天下的故事都有个开头的,可我出现在故事的中间部分。    
    邱雨寒在故事开篇时虽也不算大人,但他那时的年龄和我现在的年龄也差不多,他赶上了故事的开端。    
    2003年,随安娜姐一同来昆明的就是邱雨寒。安娜姐对我说了很多关于邱雨寒的事情,我却几乎听不到安娜姐在说话,我极力回忆第一次和他见面及两年前最后一次见到的邱雨寒,那时他好像并没有现在帅气,现在他的样子让我脸红心跳,想入非非。    
    我突然对自己说——在心里说,细艳,你也有春心。    
    然后我又对自己说,细艳,你应该有爱情了。    
    


第三章 爸爸重漆的金字

    “麒麟城”被查封的日子里我好几次反应不过来,我从学校回家,在铁匠大街习惯性地直奔“切尔诺”地铁站,走到入口才意识到我已经不应该去唐朝大街了,我要回米罗诺娃。我在街口的快餐店买了便当。舒拉妈咪在医院护理爸爸,我得自己生活几天。    
    家里的电话留言中有邱雨寒的声音,他叫我“小艳”,说“小艳告诉王叔叔五号仓库的事情已经办好了,明天会把‘麒麟城’的营业执照要回来的,收拾一通就可以开业了。”    
    我的心突突地跳。我不懂为什么我心跳,我不知道关于“仓库”和“麒麟城”的任何详情,我觉得可以开业了爸爸一定高兴极了,我觉得邱雨寒好像救了我们王家。我没有耐心在家里呆住,没吃那盒刚买的便当,返身去医院。    
    爸爸的烧退了,输液也停止了。舒拉妈咪正把用牛奶煮好的米粥端给爸爸。我冲进病房大声地告诉爸爸邱雨寒在电话里的消息,爸爸放下碗,揉着额头思索了一阵,拉着我的手说:    
    “好事,好事。”    
    爸爸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兴奋,虽然他表现出了难得的高兴。舒拉妈咪过来搂住爸爸亲吻,爸爸抚摸了她的眼泪。    
    我吃的晚饭和爸爸的病号饭一样,舒拉妈咪给我也煮了牛奶粥。    
    “麒麟城”被启封条时离春节只有六天的时间了。莫斯科的媒体并没有报关于“麒麟城”重新开张的消息,客人来得比从前要少了好多。爸爸穿上厚厚的皮夹克又开始的那里的忙碌。    
    我依然在离开学校以后时常去我在“麒麟城”的办公室。对面的门不像从前那样时常关闭,而是敞开着,我若开着门会清楚地看到爸爸工作台边上的沙发,爸爸时常坐在那个沙发上。伊万还是和爸爸不停地说着不停地计算着手中的什么数据,只是再看不见安娜姐轻盈地走来走去,也听不见安娜姐咯咯的笑声。    
    我本以为“麒麟城”正常以后安娜姐会再回来和爸爸像原来一样工作。但看来爸爸没有这个打算了。我问过一句,爸爸回答说:    
    “她另谋高就了。”    
    安娜姐和爸爸的冲突一定不是查账目出了错误这样简单,那次冲突的原因当时只有伊万清楚。伊万没有在爸爸动手打安娜姐的时候说什么话,我想大概安娜姐真的是干了不该在“麒麟城”干的什么事情,也许是她造成了生意被查封。我不管这许多,我想她是真的。她是个令我难忘的女人。我觉得爸爸也一定会想她的,她很投入地爱着爸爸,还陪爸爸睡过觉。    
    伊万在印刷厂印制了厚厚的一捆“麒麟城”的宣传品,我发现印刷品上爸爸的名字后面有了一个我熟悉的名字:邱雨寒。    
    邱雨寒做了一件拯救“麒麟城”的举动。他在赌场被查封又遥遥无开业消息的时候,用自己的资金退返了全部在初期投资到“麒麟城”的中国人的“股份”,使得胆小的股东们不再找爸爸的麻烦了,又用美金打开了暂时的“营业绿灯”。不敢大张旗鼓地在媒体宣传“麒麟城”的重新开业,是因为官方开出的“许可”是“暂时部分营业”——爸爸在家里接电话时断断续续地给谁解释这些原由,我听到的这些。我依旧和舒拉妈咪睡在一个房间里,爸爸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接听电话。舒拉妈咪也没睡觉,她也听得见。    
    “好的,好的。”爸爸说。他同意了来电话的人的一个什么提议。他说:    
    “明天就开始。”    
    “麒麟城”的全称是“麒麟娱乐城”。原来的门匾是五个红色的楷体字,我在几天后再次看到的时候,楷体字变成了长方形的美术字,而红色被换成了耀眼的金色。    
    “看看是不是比原来的漂亮了?”爸爸问我。但他眼睛里并没有告诉我他真的也认为漂亮。    
    “太刺眼了。”    
    “白天看很醒目啊。”    
    “晚上看刺眼,灯光射的太直了。”    
    “灯光?”    
    “或者是射灯太近了。”    
    “是嘛?”    
    “原来的红色不反光啊,看上去舒服。”    
    “看来还得调整灯?”    
    “是啊。”    
    “麻烦啊。”    
    爸爸像对安娜姐那样对我说话,他在这一刻绝对忽略了我是谁,绝对是按着先前的惯性在对安娜姐说话。    
    “爸。”我叫他。    
    “哦?”他看我。这瞬间的眼神里没有父亲的概念,但也只有一瞬,爸爸立即明白了自己的偏差,脸上略过了一丝失落。    
    “爸,您也不是很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换?”    
    “细艳,邱家在这里占了三分之二的投资了,邱家的风格是步步成金啊。”    
    “爸,邱雨寒是成心要吞了‘麒麟城’吗?”    
    “不是的细艳,是我同意这样做的。我们要是有足够的资金,邱家是愿意让出股份的。”    
    “可我们干了两年了!”    
    “仓库的损失要是能找回来,我们就足够赎回‘麒麟城’的了。”    
    我想就这样和爸爸站在外面说话。外面飘着雪花,寒冷叫我头脑很不浑浊。我真想问问那个五号仓库是怎么回事,想知道爸爸更多一点的事,想用我这个单纯的脑袋帮帮爸爸。可爸爸冷了,搓着手对我说:    
    “回去吧,金字很吉利的,明天把灯的度数换小,就不会这么刺眼了。”    
    昆都的生意招牌中,红色的金色的都有,我在几条街上认真地观察过,同时我想着我的公司招牌应该是什么样式的。我已经写好了一个大大的“聆”字,还没定它的颜色。“聆”字有谦逊谦让和诚恳的意思,用红色用金黄色都不合适。    
    我应该问邱雨寒吗?我是先问他还是先问安娜姐?    
    我安静地坐在弟弟的床边,我问他,细波,你说呢?我们的公司招牌用个什么颜色?    
    


第三章 爸爸年夜饭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一,大年三十。    
    爸爸在我的“办公室”准备了一桌大酒席。舒拉妈咪去唐朝大街上几家中国餐馆订了冷热菜和中国酒水。大家几乎整个下午里都在包饺子。酒吧的几个服务生把包好的饺子放在冰箱里冻住,等待夜里二十多人的大聚餐。    
    我买来了一纸箱的烟花鞭炮,分发给服务生们,告诉他们在午夜时到大门口燃放。    
    在除夕到“麒麟城”来消费的中国人实在是少得可怜了。服务生说中国人真是很传统,过年更应该出来享乐才对。爸爸对服务生说,中国人对过年有自己的理解,年三十守夜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风俗,不是说来到了俄国就得改的跟俄国一样的。俄国人在自己的除夕夜也同样多半在家里聚会,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比俄国人更强,当然不会来赌场过个“败家”的除夕了。大家笑,说还是有几个中国人来的,但好像不赌了,都在二楼酒吧喝着酒。爸爸听说后,洗净了手上的面,要去看看。    
    酒吧的音响里播放的是中国的曲子,灯光也全打开了,二楼少有的明亮。几个中国人坐在那里喝着啤酒。爸爸迎上前去问他们“过年好”,几个人连忙站起来和爸爸打着招呼叫着“王老板”。爸爸是叫不出他们的名字的,很多来过这里的人认得爸爸,爸爸不一一记得。但这几个人我倒是似曾相识,他们的脸面好像是原先在赌台上“风度翩翩”的那几个“电影明星”。我站在远处犹豫,几个人的脸面和打扮真的就是那几个“赌侠”,可今天却全然不见了往日的做派,连说话也不像从前那样抑扬顿挫了。    
    我陆续地往酒吧的冰箱里放饺子,看到爸爸又要了些啤酒和开心果,坐在几个年轻人中间和他们聊天。伊万走过来时被爸爸叫住在耳边嘀咕了几句,伊万点头下楼。不一会儿几个年轻人和爸爸走下楼,他们没喝完的酒和大衣就放在座位上没动,爸爸让吧台的服务生给看着。    
    爸爸是和他们玩去了。我在二楼看见了爸爸坐在了赌台边,这可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在赌。几个年轻人分别坐在了爸爸的左右,服务生送上来筹码,爸爸客气地示意发牌的小姐“发牌”。    
    我去叫舒拉妈咪过来看,我说看爸爸第一次赌牌啊,她也吃惊,走出来看。楼下没有多少客人,服务生们不敢脱离自己的岗位,但把目光却全部集中在了爸爸坐着的赌台上了。    
    很可惜爸爸是开赌场的而女儿却不懂得半点赌技赌术,连他们玩的叫什么都说不出来。我问服务生,服务生告诉我他们玩的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索花”。我和舒拉妈咪说“妈咪我们下去看看吧”,她叫我自己去,她还要打电话催餐厅的菜。    
    我悄悄站在爸爸的身后看着。爸爸玩的很投入,没发现我。他手里有一张草花J我能看到,其余的牌都扣在案子上,他拿起来时也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一点一点地看,捧在手里就像能磨出来金条一样。我终于禁不住笑出声来。爸爸猛一回头看到我,瞪了一下眼睛,然后也笑了起来。我走过去拿过爸爸的牌,把纸牌一张一张规整地立在爸爸的手里。    
    “这样看不是更清楚?”我说。    
    “哎!这样会叫别人看到的啊!”爸爸喊。    
    “反正最后都要看的,你摸那张牌也不会变的啊。”我说。    
    “会变的啊,说变就变啊。”爸爸夸张起来。    
    “您以为您真是赌侠赌圣啊!”我去搂爸爸的脖子,用眼睛看边上那几个青年。    
    爸爸说“不可无理”,叫我搬个凳子坐在他身边看热闹。这一轮爸爸输了,有个年轻人赢了。再次发牌,爸爸的头张牌是张黑桃8,而其他三个人的牌面都比爸爸的大,有个年轻人最大,是张红桃K。我小声问爸爸“是不是输了”,爸爸说“那可不一定”。    
    我的确不懂,连看也看不懂。我索性去看他们的表情。爸爸紧锁眉头,煞有其事,几个年轻人面无喜色,无动于衷,有的扣住牌玩着指头,还有一个很从容地放入了三片筹码。    
    爸爸的牌一张比一张小,我按照自己的感觉来祈求爸爸来一个大牌,比方A。我被自己弄得自己先紧张起来,然后悄悄和爸爸说:    
    “爸,这张牌我来给你拿!”    
    爸爸看了我一眼,点头表示同意。我把发过来的一张牌猛地拿到手里,不由的也像所有的赌徒一样压在手上一点一点地看……我禁不住“哇”了一声,这张牌真的是“A”!    
    可爸爸还是输了。    
    爸爸把筹码推出去,推给赢了的年轻人。    
    我在爸爸的耳边一次又一次地想得到证实:“爸,咱输了?咱输了?”    
    “输了。”爸爸认真地对我说,虽然小声说,但却讲的十分干脆。“输了。一张大牌是没有用的,要看整个牌形成的大小才行。这里有五张牌,四张是黑桃,可你这张是红桃,再大的牌配在这也是不伦不类了。”    
    “芭尼啦?(俄语:明白了)”爸爸逗我。    
    “报牛。(俄语:明白)”我说。    
    我的稚嫩是自己控制不住的,装出来老练和成熟我暂时一定还没有能力。做作的年轻人们虽然做作,但他们至少在赌术上比我要成熟的多。这个无知叫我很不服气,但我却没有想要学学赌术,也没有想有朝一日我要靠赌博来发财。    
    爸爸真的是留他们一起过年了。几个人推托了好久,最后还是不好意思地坐在了我们一起。爸爸和他们聊天,几个熟悉他们的服务生也友好地和他们说笑着。我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得知,原来刚才是爸爸请他们下去玩了牌,输了是爸爸的,赢了是他们自己的。几个小子还算够意思,把赢到的50美元全放在酒吧了,服务生给他们拿上来了成箱的啤酒和大盘的熏肉。    
    “中国的春节联欢会开始很久了吧?”爸爸随口说。    
    “五点了,都开始两个小时了。”他们说。    
    “等几天咱也买个‘锅’,冲中国的那边儿一支,咱也看看祖国的电视。”爸爸说。    
    “是啊,王老板这里要是在大厅边上放两台电视,播播中国的节目,就更上人气啦!”他们说。    
    “倒是个不错的想法,莫斯科不少华人旅馆里都安上了,聪明人嘛,年轻有为呀。”    
    “您可别这么说,要是有为,我们也不会大过年的出来逛了。”    
    “呵呵,过年有什么嘛,过年怎么过无所谓的。”    
    “多少也是想家呀。”    
    “那倒自然。我第一年在莫斯科过年时,好玄没哭了呢。”    
    “您?王老板可不像软弱的人啊。”    
    “哈哈,是真的呦。我发疯一样调半导体中波短波,怎么也收不到中国电台,我大过年的把半导体给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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