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床-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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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开始了向罗老爷学习汉语。六月份，莫斯科气压很低，闷热，罗老爷坐在太阳伞下看着摊位上花花绿绿的气球，给我从古诗词讲起来：
“……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麒麟城”安装了卫星电视。看到中国电视节目的时候，我实在是兴奋了好一会儿。我呆呆地看着，上来了一阵想中国。那些中国房子的模样，看上都有点潮湿，有点昏暗，但温暖、安详。
米罗诺瓦小区有些树木，树上除了时常落些不知名的鸟，炎热里也会有蝉鸣。小区不像唐朝大街那样喧哗，很静。阳光直泻时，鸟叫蝉鸣都听得见。
蝉并不是进入秋季才开始有，蝉鸣最好听的时候往往在夏天。
大选那年的夏天的确是一个沉闷的夏天。刚开始了暑假我便感到疲惫，不情愿迎接这个悠长的假期。我对爸爸说，我在假期还是跟着罗老爷学习“之乎者也”。
我早晨起床后就站在窗口听外面的安静。舒拉妈咪走过来搂住我，对我说：
“我的宝贝，你心里很空吗？”
中国人都是商人，在俄罗斯，在莫斯科。但这些“外商”们在总统大选如火如荼的时候开始关心起“政治”这个东西了。大“商”还深沉些，小“商”们却不爱做作，不能无动于衷。可能是上半年莫斯科折腾中国人折腾得过于凶狠了，叶利钦和久加诺夫在电视上舞步跳得越激烈，市场上做生意的中国摊贩们越发没有了底气。我在罗老爷摊位上坐着，前来和罗老爷打招呼的中国人每天几十号人，罗老爷得和熟人们说上几十遍“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我以为是大家闲的无聊才喜好议论议论俄罗斯的国情国事，可我没用多久就听明白了众人的意思，原来大家的关心是真切的。
久加诺夫是俄罗斯唯一仍然抗着社会主义大旗的党代表，他挑战现任总统叶利钦，就意味着想让红色的苏维埃再起东山，而这个红色会把几年前刚转变到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再变回去，那样，商品经济的萌芽会很快地被扼杀掉，中国几十万的“倒爷”会被痛快地撵回老家——这是个顺理成章的百姓观点。
我知道“麒麟城”的伊万是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可笑的矛盾中工作着，爸爸说他是在喊着列宁万岁的同时撅着列宁的祖坟。伊万手里时常摆弄一个赌博用的筹码，爸爸对他说过这个筹码在一名布尔什维克的手里，对世界的红白政治体制简直是嘲讽一样。伊万的谈吐全是工作，政治和信仰他可能是放在心里的，爸爸和他议论中国、俄国什么的，他笑一笑就算了事。
莫斯科在大选的日子里气氛是比较紧张的，从老百姓身上从电视屏幕上从街上巡警的数量上都能看得出来。
罗老爷给我讲解王安石的《残菊》：
黄昏风雨打园林，
残菊飘零满地金；
折得一枝还好在，
可怜公子惜花心。
罗老爷念了一遍后，自己坐在那里呆呆地想了一会，对我说：
“这个诗我怎么觉得写的像我们这莫斯科呢？”
“怎么会像莫斯科？”我问。
“我也不知道怎么像，反正像。”
“这个王安石不会是当年要竞选总统吧？”我呵呵地笑。
“可这个人当年弄过变法呀。”罗老爷说。
“罗老爷您也怕俄罗斯回到共产主义吗？”我问。
“什么主义倒是次要的，我怕咱中国人吃亏啊。”罗老爷说。
“反正怎么都是吃亏了，咱又不是老毛子，整咱们都快成家常便饭了。”我说。
“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可都是肥肉啊。一个北方楼就搂走上亿美元，莫斯科这样的中国楼还多着呢。”罗老爷说。
“还有集装箱市场呢，还有您这里，五一市场呢。”我说。
“人家美国的华人都有个什么组织啥的，组织好了还能参与当地的政治啥的，咱这里除了黑帮就好像没有别的了。”罗老爷自言自语。
“您组织吧，弄个什么同乡会就行。”我说。
五一市场上也有“拉选票”的了。没多久就能走过来一伙笑容可掬的人给过路的发放传单。我上前要了几份读，上面是些类似“施政纲领”的东西。叶利钦派的上面印刷着俄罗斯的三色国旗，久加诺夫派的上面印着老苏维埃的“镰刀斧头”。传单上都有头像，伟岸、庄严，我侧身能看到隔壁摊位上的电视，上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大选的广告，而广告上重复播放的是两个候选人为了亲和公众在街头舞台上和女人跳舞的镜头。那舞跳得很不平和，是可以随意发挥的“迪斯科”而不是优雅的“华尔兹”。
开始几天我刚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确实笑了。后来就可以每天看到这个俄罗斯电视人的经典创作了，我开始燥热，一看就从心里上来一阵浮躁。我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以为我一产生“燥”的感觉就是快来月经了，后来发现不是，是我无聊。
总统大选将在当年的八月份出结果。
我不知道，这个时间中国人当中真的也在“大选”，罗老爷也不知道。
中国人的“大选”也是在八月份出来结果。叶利钦当选后在八月十五日任命了一大堆新干部，就在那一天，爸爸也接受了一个新的“官衔”——莫斯科华人同盟会“理事长”。
我这才知道，莫斯科的中国人有了一个自己的组织，就像罗老爷希望的那样。我也知道了这个组织的“总统”是邱雨寒的爸爸。
2002年我到了昆明，在2003年才开始有心投入自己的事业。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在不停地看世界：用我从前看到的来对比现在看到的，用中国以外的生活看真正中国的生活，用知晓的爱情看无法预料的爱情，用官员给我的很多投资资讯来看商人的所谓原则。
这段迷茫的时间里，我十分想念故去的爸爸，十分爱我找到的弟弟，他如今昏睡不醒，我依然爱他，爱得心疼。
还有，我厌倦生意场，而且，我厌倦和生意场有关联的东西——虽然我还没进入生意场。
2003年人们谈论瘟疫，据说昆明地处高原，紫外线强烈，瘟疫在这里不能存活。的确在那场瘟疫中整个云南都很安逸。北京据说死了好多人，有人提到是在阴阳之间生活了几个月，对生死的认识在瘟疫期间升华了一个层次。我在昆明看星星月亮，它们在太阳面前，几乎都是一种表象：一半黑暗，一半光明。我把这个表象对应过去发生的每个事物每个人。
一半阴，一半阳。
第五章 阴阳之间爸爸最后的话
一九九八年元旦的前一天，爸爸被袭击。
他的车窗玻璃上有七个大小不同的弹孔，轮胎被打爆了三个。
他的棉风衣上被打上了三个弹孔。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正好爸爸刚刚醒来。他身上看不见一点血迹，被厚厚的纱布缠裹着。医生说，子弹已经全部取出来了，但并没有脱离危险，还需要再做一次手术——他的肝脏严重受伤。
舒拉妈咪说，细艳，亲爱的，来和爸爸说说话，多说说。
爸爸躺在床上对我笑。他的脸一点也没受伤，看上去很光滑，好像比原先光滑。
爸爸说，细艳，说好了二ＯＯ八年和你一起回去看北京奥运会，看来是不成了。你回去替爸爸多看两场比赛。
爸爸说，原本打算在莫斯科建一个叫“龙墙”的建筑，纪念中国人在俄罗斯的业绩，今天刚刚从设计师那里拿来了方案，却中了枪。
爸爸皮包里的“龙墙”设计图完好无损，画得很精致很具体，墙檐上是一条龙，龙头和龙尾在墙的两端夸张地跃起来，墙面上是用甲骨文和草书拼接起来的花纹，远远看上去，里面隐藏着一个圆圆的图案——阴阳鱼。
爸爸说，细艳，其实爸爸设计了一个十分美好的结局。我们的生意就做到二ＯＯ八年，这个“龙墙”也在二ＯＯ八年竣工，那时是莫斯科华人在俄罗斯奋斗二十年的纪念日，我那时就退休，和你回去，和你回昆明。
爸爸说，细艳，你不知道，爸爸现在告诉你，你在昆明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弟弟。
爸爸的嘴角流出来一股鲜血，舒拉妈咪急忙用纸巾给他擦干净。
爸爸说，孩子，爸爸没有什么仇人，不是私人间的仇杀，只是华人同盟会刚成立不久，一些人看着我们的势力大起来，不想有一天输给我们。你不用去寻什么仇家，没有什么仇家。你需要做的，就是回昆明，不要再回来了。
爸爸说，舒拉妈咪我这里安排好了，她不会和你去中国，你去找你的弟弟，他还姓王，和你一样是细字辈的名字，王细波，弟弟应该小你两岁。
爸爸说，你要找到你安娜姐，她去了波兰，妈咪已经打电话给她，也许她能赶回来看看我。
爸爸不能再说话的时候，舒拉妈咪已经从“麒麟城”取回了一个小皮箱。那里面有三个纸袋被封得严严实实。一个上面写了我的名字，一个上面写了舒拉妈咪的名字，一个上面没有名字。爸爸示意把舒拉妈咪的拿出来给她，然后示意余下的两个给我。我想问问那个没写名字的纸袋应该给谁，爸爸却昏死过去了。
北方的初春很凄凉。四月，俄罗斯也有“清明节”，扫墓的人们拔掉上一个春秋留下来的枯黄，新绿还刚刚冒出土，往往叫满心怀念的人们无法留意它们在冢墓间的孕育。这些北方的新绿自由生长在死魂灵的家园里，是一种幸运。
我在父亲的墓前无声地呆坐着。我的身后不远处是安娜姐和舒拉妈咪。
安娜姐没靠近父亲的坟墓，也许是因为父亲和她没有机会解释上次的隔阂。舒拉妈咪也没靠近父亲的坟墓，也许是因为她与父亲更多的是婚姻而不是爱情。只有我紧紧抱住父亲的墓碑，我的深切是因为我失去了母亲后一直和父亲相依为命多年。
有人在远处点燃鞭炮，那是“麒麟城”的中国人和罗老爷与爸爸的朋友们。在空旷的郊外再响的鞭炮也能被风化，听上去就像是踩在碎玻璃上的声响，毫无震撼。我下意识地转头看向扬起硝烟的地方，并无新奇。
我再次转回头伏在墓碑上。我把亲吻印在青白的石碑上，双臂拥抱着那块冰冷。
我听到舒拉妈咪在那里说，父亲是女儿上辈子的情人。
我觉得，一个新的故事要从爸爸的死开始，在清明节的那天我体会到了一份生和死之间的交流，在一个嫩嫩的女孩子和一个作古的灵魂之间，把亲情和血缘无声地演绎成定格。这个定格给我太久的烙印。在那时我身体和心灵都有了一次颤动。那天晚上我回家后，我把自己泡在黑暗中，想，我是无根的生物。
我把亲人一个个失去了。
那个没有名字的纸袋被我带回了昆明，我对安娜姐说，姐，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纸袋应该是给你的，你打开吧。安娜姐说，细艳，我的直觉这个纸袋应该是你弟弟的，你应该替他打开。
我们谁也没打开那个纸袋。
我和舒拉妈咪的纸袋都是薄薄的，我想舒拉妈咪也一定和我一样收到了银行支票或者信用卡，而那个没有名字的纸袋却厚厚的，像是有一本书或者一本日记。
第六章 保姆昆都
在我接触的昆明人中，几乎没人能把莫斯科和昆明联系在一起，只有娜达莎是个例外。
娜达莎逛昆都，买了很多云南的特产，茶叶、蜡染布、玉石，她说她要回俄罗斯一次，带几个新人来昆明，换下一个老队员。
这次要带来的几个姑娘中，有不会跳舞的，她们要来上学、打工。娜达莎说。
要是她们汉语过关，我的公司预定两个，用老外来包装“聆”，更有特色。我说。
“聆”需要这样的包装。邱雨寒说。
娜达莎回去不到一个月，用她的伶牙俐齿、诸多的云南照片和特产，说服了一个又一个向往东方的俄罗斯女孩，她们早已经知道中国的发展比俄罗斯快很多，在中国做尝试做实习，对于她们是一次神秘旅行。
我对娜达莎说，你的业务开展已经很有国际化趋势了。娜达莎说，什么事情都是生意，大家都为生活赚钱，各求所需而已。
刚来昆明的四个姑娘并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学校，她们至少要能听得懂汉语才能读书听课，而这个学习汉语的过程，她们只能靠自己。
我的弟弟需要有人照顾。公司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忙，我无法分身。弟弟每天三次以上的鼻饲和擦洗需要找个称职的保姆来完成。娜达莎把一个新来的俄罗斯女孩介绍给我，女孩子只有十八岁，她怯生生地听我和她说慢慢的汉语，诚恳谦虚地听我用俄语给她解释每句汉语，半小时下来，她已经满头大汗。我问她，能做好吗？我的弟弟是我唯一的亲人，这个，需要你必须做好。
姑娘使劲点头，她说，能。
我和娜达莎带着姑娘逛昆都。娜达莎已经熟知昆都的每个角落了，而新来的外国姑娘却惊恐惊叹。她弄不清楚货币的比率，手里不多的美元被换成了人民币后便不知所措，买日常用品花掉了不到二十块钱，她说需要回去好好算算才能在脑子里有所感觉——她无法在两个小时里感受中国的价格。
我想起了我刚刚到莫斯科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这种样子怕是每一个初到外国的人的模样，谨小慎微。
我身边是两个外国女子，我们在昆都游走，引来了无数好奇的目光。我告诉她们流行在昆都的“分类”：昆都有两种女人，一种是说普通话的女人，一种是说本地话的女人。我说，第三种也许可能是说外语的女人，但昆都确实只有屈指可数的外国女人，暂时形不成“门派”。
娜达莎说，在昆明住久了，感觉昆都比昆明城的其他地方节奏快一些，压迫感也就重一些。她问我，在昆都开公司，有压力吗？
我不好回答。我的压力并不是工作，我的压力来自我卧床的弟弟和我自己的摸不着头脑的爱情。我不知道这个新来的俄罗斯姑娘能不能对弟弟体贴地照顾，也不知道邱雨寒对我的勇猛追求能不能让我放心去爱他。
十年前，我在莫斯科悠闲地坐地铁，多层多方位的地铁站我转得悠然自得，背得下所有的地铁站名和转车路线。那个庞大的城市和庞大的地铁没使我出现压力，而在昆明，只是一个小小的昆都，就能使我涌上来莫名的忧郁。昆都的方圆只有两公里左右，商家林立，街景繁华，是昆明的心脏。在我来昆明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了解最多的就是昆都，甚至连报上的小说连载我也读——2003年，昆明的报纸上推出了小有轰动的小说《昆都的女人们》，我觉得，我是女人，我已经把公司地点选在了昆都，我要成为昆都的女人，我要找自己归根的感觉。
根，或者浮萍。我看到的人们都沾着这两个词。
我对娜达莎她们说，我在杰克西餐等你们，你们自己去逛吧，记得回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