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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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下子笑了起来。“没问题”，中佐的嘴唇上浮着自信的微笑。于是菊川信（即菊池宽——引者注）和一同召集这次会议的作家久野高雄（即久米正雄——引者注），用铿锵有力的语调说：恐怕文坛上所有的作家都希望从军，要确定人选还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无论如何至少需要二十个人。中佐当场回答：“可以。”并且说：“还有，在战场上难免有个万一，还是办个生命保险之类的为好。当然，各位都将受到军属的待遇，所以会事先给你们在靖国神社那里办好安放遗骨的手续。”　　　　
　　　　白井乔二在《笔部队组成的经纬》中也写道：　　　　
　　　　我们都一齐大受感动。大家在心里似乎都形成了一个相同的想法，那就是作为国民之一员的满腔热血，还有文学家被当做嫩芽一样爱护而产生的那种自豪。我们立即对从军的提议产生了共鸣。与会的作家们几乎全部抱着从军的志向，实在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8月23日这一天，将作为划时期的第一步永远铭刻于文艺史上。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4）

　　　　具体帮助军部策划“笔部队”事宜的菊池宽，在事后不久发表的随笔《话的屑笼》（原载《文艺春秋》1938年10月号）中说：　　　　
　　　　作为文艺家协会会长的我，当初想派出四五个人。因为是到激战的中心汉口，我担心愿去的可能不多，就打算去做一做自己熟悉的几个人的工作，召集容易拜托的人来情报部开会。不料，十一二个赴会的朋友都说愿去。我自己最初没打算去，但是听了情报部人的讲话，就想无论如何要去，下定了从军的决心。情报部说，二十来个人可以，而且明天就得确定下来。军务紧急，不能个别联系。我想，如果和四五十个人联系的话，会有一半人愿去，所以就发出了快递。于是除两三个人之外，都说愿去。　　　　
　　　　8月26日下午，内阁情报部在首相官邸公布了情报部确定派遣的从军作家的名单，他们是：吉川英治、岸田国士、泷井孝作、深田久弥、北村小松、杉山平助、林芙美子、久米正雄、白井乔二、浅野晃、小岛政二郎、佐藤惣之助、尾崎士郎、浜本浩、佐藤春夫、川口松太郎、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片冈铁兵、中谷孝雄、菊池宽、富泽有为男，共22名。此后，日本新闻媒体对这批从军作家大肆宣传，称其为远征中国内地的“笔部队”。入选“笔部队”的作家们在报刊上谈感想，说抱负，表忠心，大出风头，一时成为舆论的宠儿。其中有些本来默默无闻的作家，一跃而成为知名人物。他们从军部领到了高额的津贴、军服、军刀、手枪、皮裹腿等，俨然是一批出征的将军。临行前政府的军部和媒体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然后分图12“笔部队”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左二为泷井孝作；　　　　
　　　　左三为片冈铁兵，左五为久米正雄　　　　
　　　　“海军班”和“陆军班”两路乘飞机前往中国战场。无怪乎当时有的报刊把“笔部队”的出征说成是“大名旅行”（诸侯巡视的意思）。未被选中的作家，有的也怨天尤人，抱怨菊池宽等人做事不公，选的大多是与他所支配的《文艺春秋》杂志有关系的人；有的则表示失望，如著名作家广津和郎在《都新闻》上撰文说：“有人问我，你想从军参加武汉攻克战吗？我说真是朝思暮想，高兴得心都跳了起来，因为这是出乎预料的幸运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快快得到消息。可是，一看公布的名单里头没有我的名字，真是空喜一场。抱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厉害。”　　　　
　　　　在第一批“笔部队”被派往中国的时候，正是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的高潮时期。武汉会战从6月11日起，进入八九月份，已经打了两三个月。日本为了最终攻下武汉，正在加紧进攻并占领武汉外围的战略要地；中国军队也集中全力，保卫大武汉。日本赴武汉前线采访的海军班的一行作家，包括菊池宽、吉川英治、佐藤春夫、浜本浩、小岛政二郎、北村小松、吉屋信子、杉山平助等，先飞到上海，访问了日本陆战队本部，次日又访问了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然后从南京溯长江而上，到达九江，9月底10月初到达武汉会战前线，正赶上了战况激烈的田家镇战役。10月11日，除杉山平助希望看到武汉陷落、而继续留在前线之外，其余七人回国。属于陆军班的“笔部队”，有人先到南京，有人经杭州、苏州到达南京，有的随军去大别山区。第一批“笔部队”回国以后，军部政府又组织了第二批“笔部队”，他们是：长谷川伸、土师清二、中村武罗夫、甲贺三郎、凑邦三、野村爱正、小山宽二、关口次郎、菊田一夫、北条秀司等人。1938年11月，他们作为海军的从军“笔部队”被派往“南支”，即中国南方地区。　　　　
　　　　那么，“笔部队”的作家们当时的心态怎样？他们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呢？“笔部队”的成员之一的尾崎士郎有一部特殊的作品——《一支从军部队》（1939年2月），写的就是“笔部队”的活动本身，从“笔部队”的组成，到赴前线之后的情况，都有具体的描写。并且写出了“笔部队”作家的特有的心理状态和出人预料的行径：一心想参加“笔部队”，又对“大名旅行”的批评心有顾忌；想到战场建功立业，同时又意识到这是一种虚荣心；在汉口攻克之前就想回国，同时又担心社会上的物议。更有一个“老作家”挪用一笔巨款，把它借给同行的弟子使用；一位诗人来到战场，还在追逐女人与酒，等等。这部作品发表后，当时极右的评论家中村武罗夫在《东京日日新闻》（1939年2月1日）的《文艺时评》栏中发表文章质问道：“《一支从军部队》的作者究竟是什么写作意图呢？描写那种事情，——把那些行为抖搂出来，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呢？用那么长的篇幅，写那种题材，如何表现人生的意义呢？或许作者觉得有什么意义，才一味写那种事情也未可知。但只从现象上看，它显示了作者浅薄的黑幕猎奇的趣味。这样说不为过分吧？”他指责作者在描写的时候缺乏应有的所谓“诚实”。现在看来，《一支从军部队》描写的是事实也好，还是杜撰也好，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写出了作者的一种情绪，那就是对当时仿佛是“敕选”作家组成的“笔部队”的神圣性的怀疑。它对我们认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是有一定价值的。　　　　
　　　　“笔部队”的组成以及开往中国的过程，表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开始已经通过国家权力，把日本文学拖入了侵华战争的轨道。是日本文学及日本作家自觉地全面协力侵略战争的象征性事件，虽然参加“笔部队”的人为数并不多，但它是一个恶劣的开端。自此之后，无论是否到过中国前线，日本的绝大多数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支持和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写了大量侵华的所谓“战争文学”的文字。可以说，“笔部队”的出现是日本文学大规模堕落的开始。日本当代一位有良心的学者说得好：“8月23日，只要不像今天这样给它作一个极其详细的年表，就什么记录也留不下。然而，正是这一天作为战争时期重要的时刻，现在有必要从相反的意义上明确地予以记载。以此为契机，到若干年后以英美为敌，把战火扩大到太平洋地区，征用更多的文学家派往南方，这个国家政权一开始就露出骗子的嘴脸，对文学家使用怀柔政策。文学家们不必说抵抗，连不合作也没有，竟趋炎附势，溜须拍马。文学家们应该从这种可耻的堕落中，充分地汲取历史的教训。”（高崎隆治《战时下文学的周边》第10页）。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炮制的侵华文学（1）

　　　　1938年底，“笔部队”的大部分作家都已回国，日本许多报纸杂志纷纷召集“笔部队”作家开座谈会，争先恐后地登载“笔部队”作家的从军记、报告文学、小说等，形成了侵华战争期间所谓“战争文学”的一次高潮。各报纸杂志仅在12月份发表的主要的作品就有：　　　　
　　　　富泽有为男：《中支战线》，载《中央公论》　　　　
　　　　尾崎士郎：《扬子江之秋》，同上　　　　
　　　　《战影日记》，载《日本评论》　　　　
　　　　《站在第一线》，载《日出》　　　　
　　　　《战云可测》，载《雄辩》　　　　
　　　　丹羽文雄：《未归的中队》，同上　　　　
　　　　《上海的暴风雨》，载《文艺》　　　　
　　　　《变化的街》，载《新女苑》　　　　
　　　　片冈铁兵：《战场就在眼前》，载《改造》　　　　
　　　　《从军通信》，载《妇人俱乐部》　　　　
　　　　图13正在观战的“笔部队”。自左至右依次为　　　　
　　　　丹羽、川口、佐弦、尾崎、浅野、富泽。　　　　
　　　　杉山平助：《从军备忘录》，同上　　　　
　　　　《从战场寄给儿子的信》，载《妇人公论》　　　　
　　　　《汉口溯江入城记》，载《大陆》　　　　
　　　　佐藤惣之助：《战火行》（诗），同上　　　　
　　　　《南京展望》，载《大陆》　　　　
　　　　《中支的自然》，载《嫩草》　　　　
　　　　岸田国士：《从军五十日》，载《文艺春秋》　　　　
　　　　吉川英治：《汉口攻坚战从军见闻》，同上　　　　
　　　　《从军感激谱》，载《妇人俱乐部》　　　　
　　　　北村小松：《战场》，载《ALL读物》　　　　
　　　　《战场风流谈》，载《大陆》　　　　
　　　　浜本浩：《溯江部队》，同上　　　　
　　　　吉屋信子、浜本浩、佐藤惣之助：《从军作战观战记》，同上　　　　
　　　　浜本浩：《从军作家和炮弹》，同上　　　　
　　　　佐藤春夫：《战场十日记》，载《现地报告》　　　　
　　　　《闸北三义里战迹》，载《新潮》　　　　
　　　　中谷孝雄：《前线追忆记——汉口攻克战》，同上　　　　
　　　　《南京和庐州》，同上　　　　
　　　　菊池宽：《从军的赐物》，载《大王》　　　　
　　　　吉屋信子：《武穴登陆之日》，载《新女苑》　　　　
　　　　等等。“笔部队”成员的这些作品，尽管所写的内容、表现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是都不同程度地完成了军部要求他们完成的使命。如上所说，军部在劝诱作家从军的时候，曾表示不对作家提出具体要求，只是让他们去中国前线看看，“完全是无条件的”。然而，事实却相反，他们一旦来到前线，就必须按军部的要求去做。和“笔部队”同时作为《都新闻》特派员被派往武汉的井上友一郎，在《从军作家的问题》（《日本评论》1939年1月号）中，引用了“中支军报道部”交给从军作家的《从军文艺家行动表》。这个“行动表”上明确写着：　　　　
　　　　目的——主要向国民报道武汉攻克战中陆军部队官兵的英勇奋战以及劳苦的实相。同时，报道占领区内建设的状况，以使国民奋起，促进对华问题的根本解决。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炮制的侵华文学（2）

　　　　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写，“笔部队”作家还有什么创作的自由呢？况且，石川达三因自己对战争的理解和不加掩饰的真实描写而刚刚惹下了“笔祸”。受军部政府派遣的“笔部队”作家们又如何敢越雷池呢？另一方面，“笔部队”成员和火野苇平、上田广、日比野士朗、栋田博、谷口胜等身为士兵的作家不同，他们在战场上呆的时间很有限，大多数人只是走马观花式地“观战”。因为这些缘故，他们所制作的“从军记”，或是用概念化的、皮毛的描写代替深刻的战争体验，或是用浅薄的抒情、无聊的琐事、道听途说的故事连缀成篇，或故意夸张战场体验，炫耀自己的“勇敢”，或赤裸裸地为军国主义作侵华战争的叫嚣和宣传。这就是“笔部队”作家的“从军记”的基本特点。　　　　
　　　　在“笔部队”中，林芙美子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因为她是“笔部队”中惟一的女作家。女作家从军出征，这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宣传价值，当时的报刊也对此大加鼓噪。如《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11月30日的一篇文章说：　　　　
　　　　作为惟一的一位日本女性林芙美子女士参加了汉口的入城。（中略）跟随快速部队继续进行决死的行军。日本女性到战场来啦！使全军官兵大为吃惊，如在梦境。　　　　
　　　　图14林芙美子在前线　　　　
　　　　林女士去了那荒凉的武汉平原，简直是战场上的一个奇迹。她一下子成为战场上的众口皆碑的中心，她的勇敢和谦虚使全军将士从心底里尊敬和感动。她风尘仆仆，风餐露宿。汽车随时都会碰上地雷，但林女士置生死于度外。（中略）林女士的汉口入城，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　　　　
　　　　作为从军的收获，林芙美子回国后发表了书信体的从军记《战线》和日记体的《北岸部队》。试看《战线》中的一段描写：　　　　
　　　　战场上虽然有残酷的情景，但也有着美好的场面和丰富的生活，令人难忘。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只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作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伙死在田家镇的那模样就恶心，就难受。”“也罢，一刀砍了他吧！”于是，被俘虏的中国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无痛苦地一下子结果了性命。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他们。我不觉得那种事情有什么残酷。　　　　
　　　　对于林芙美子的这些从军记，有的日本评论家认为其问题是缺乏战争报道应有的纪实精神，过多地记录从军中的身边琐事，而且缺乏知识品位。但我认为她制作的从军记——无论是在《战线》，还是《北岸部队》——的症结，在于她极力把残酷的战争加以诗化和美化，不仅对亲眼目睹的侵华战争毫无反思，而且努力把自己或日本读者的价值观与日本侵华士兵的所作所为统一起来。“真想把武汉的长满棉花的大平原据为日本所有！”（《战线》）——这位女作家就是如此的浅薄和狂妄。　　　　
　　　　在“笔部队”中，林芙美子被当时的宣传媒体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而杉山平助则被称作海军班的“头号功臣”。杉山平助是“笔部队”中在前线呆的时间最长的人。他在加入“笔部队”来中国之前，曾作为初期的报刊特派作家到过天津、蒙古、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后来以这次中国之旅为题材，出版了随笔集《支那、支那人与日本》（1938年5月改造社版）一书。参加“笔部队”后，他只身一人提前一周先行出发，而且又晚于其他“笔部队”的作家，单独一人回国。他跟随海军，溯扬子江而上，在日军攻占武汉时，随军入城。杉山平助对自己在战争中的这些“勇敢”行为颇为自得。他曾说：“看看这次的从军作家或从军记者吧。他们（其中也包括我在内）回国以后极力强调自己是如何冒着危险。有的作家的确是到了第一线，司令官都给他们发了证明书。对自己所冒的危险尽可能地夸大，只是他们自以为是罢了。”（《从军备忘录》）在自得之外，也流露出“的确到了第一线”的杉山平助对其他作家的轻蔑。杉山平助以自己在武汉一带的从军经历，撰文向《东京朝日新闻》投稿，成为日本最早的报道占领汉口的文字。回国后又加以整理充实，出版了《扬子江舰队从军记》。杉山平助在上述两本书中，极力宣扬对华侵略，抨击当时日本国内的一些人的所谓“和平主义”。他在《支那、支那人与日本》一书的“前言”中说：“现在，无论做怎样的和平主义的念佛，无论愚蠢地念它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