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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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炮制的侵华文学（3）
而在“笔部队”的另一个成员——白井乔二那里，除了侵华的狂热叫嚣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他在《从军作家致国民》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还想向日本国民再说一遍：这场战争就起因于支那的抗日教育。你们为什么对此置之不问呢？这不是一种怠慢吗？我认为，中日开战的理由，除了谁先向谁开了炮、谁先杀了对方的一个军人之外，就因为〔中国的〕这种抗日教育，也必须向他们开战！为了我们国家的威严，应该向他们发出这样的宣言： ‘撤回这样的教育吧！否则就兵戎相见！’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意志力，真正的国际秩序就不能成立。”白井乔二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请看他的一段描写吧：
途中， 在硖石车站， 支那一所小学的学生出来迎接我们，我很感动。在写着“欢迎日本从军作家一行！”的旗子上，落款是“硖石镇全体师生开智小学”。每个支那小学生手里都打着太阳旗，在车窗前面挥舞。我们很高兴。抗日教育一变而成为东洋人和平相处为基调的教育。这种教育早就开始发芽了。这在全世界教育界都是值得提倡的。毋宁说非提倡不可。
这就是白井乔二乐于看到的使中国人成为亡国奴的教育，情愿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称王称霸的教育！
总之，“笔部队”制作的侵华文学，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国策”的产物。一方面，侵华的“国策”造就了“笔部队”，另一方面，“笔部队”制作的有关作品又在相当程度上为日本的武力侵华推波助澜，从而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一哄而上、武力侵略和文化（文学）进攻双管齐下的侵华战争格局。“笔部队”有被动的受军国主义驱使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也有自觉地主动地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的一面。因此，他们对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份罪责，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或受到处分的作家是这样，没有被判为“文化战犯”的不少作家也是这样，特别是“笔部队”的作家更是难辞其咎。遗憾的是，在战后日本，有关作家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各种文学史和作家评论与研究的著作中，被有意地轻描淡写，或有意抹杀了。更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近年来的一些介绍和评论日本文学的文字中，有关作家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也被忽略不计了。如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杂志1986年第1期上，开设了曾是“笔部队”重要成员的林芙美子的“特辑”。该“特辑”中由中国评论者撰写的有关林芙美子的一篇文章，对这位作家的“笔部队”生涯只字不提，反而强调她在战后的“反战”。文章说：“尽管林芙美子在侵略战争时期被动员去过战场，写过‘从军记’一类文章，但在她的战后作品中，反战思想还是很明显的。”在我们看来，虽然在战后“反战”比起在战后仍然恋战要可取一些，但在战后“反战”，总像在没有敌人的战场上喊“杀”一样，不免有些虚幻。况且林芙美子在战后是否真的“反战”了，也不能凭小说中的几句话来下判断；而她在侵华战争中的恶劣行径，我们为什么要为之隐讳呢？但这样的情况反倒说明：在今天，把日本的侵华“笔部队”及其有关作家的行径加以审视和批判，仍然是十分必要的。第六章“军队作家”及其侵华文学
在侵华战场上的日本军队中，有一批特殊的军人。他们有的在入伍前就有写作经历，有的在入伍后因炮制所谓“战争文学”而由文学的外行变成了“军队作家”。这些所谓的“军队作家”以自己的战场体验为资本，以侵华宣传为目的，一手挥刀，一手操笔，文武两道，蘸血为墨，为日本侵华战争“现身说法”……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军队作家”及“军队文学”的产生（1）
日本的侵华文学，主要有两部分作者。一部分人是受报纸杂志社派遣的职业作家，如所谓“笔部队”的成员。他们没有实际的作战经历，在战场上，他们至多是“观战”，而不是“参战”，因此，他们写的，要么是“从军记”之类的东西，要么是“观战记”之类的东西。另一部分人是侵华战场上的军人，即所谓“军队（日文作“兵队”）作家”。他们当中，有的原来就是作家，或有一定的写作经验，后来入伍从戎，如火野苇平、上田广等。这一部分人为数不多。更多的是以前没有什么写作经验的战场上的官兵。评论者也称为“外行作家”。
由“军队作家”制作的所谓“军队文学”，其数量相当庞大。虽然作品谈不上有什么文学价值，但由于他们具有军人和作者的双重身份，在当时的读者中，有着特别的影响。在世界现代文学史上，由军人而成为作家的，不乏其例，但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的几年中出现了成百上千的军人“作家”。日本国第六章“军队作家”及其侵华文学民的战争狂热，强烈的战争参与意识，对“军人文学”起了巨大的催生作用；战争宣传的需要，也使日本文学自觉不自觉地降低了“文学”的艺术性要求，放宽了作为“作家”应有的水准，使得他们把那些“外行”也看成“作家”，并欣然予以接受。另一方面，有较高的知识层次的人，在日本侵华军人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也是产生军人“战争文学”的重要条件。这种情况，在一个名叫池田源治的从军记者写作的报告文学《知识分子部队》中，有具体的描述。所谓“知识分子部队”，是指1938年参加武汉作战的以本间中将为师团长的第27师团。这支部队“全部的三分之二，是中等学校以上的学历，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二是大学或专科学校出身”，因此被认为特别强大。为什么特别强大呢？作者认为原因有三。第一，“知识分子部队的首长既是优秀的知德武将，又是稀有的勇将”；第二，“第一线首长周围人才济济”；第三，“士兵都是最精锐的”，“这些勇士们，由于教养好，了解这次圣战的意义，熟知国防之大义，上下团结，遵纪守章，各安本分，珍惜名誉，深知廉耻，是真正的勇者。”事实上，并非日本所有的侵华部队的士兵都有这么高的文化和学历层次，但在日本士兵中，确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同时也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些人一旦接受了军国主义的教育，一旦有了战争体验，一旦受到宣传媒体的诱导，就会操笔写作所谓“军队文学”。在这些“军队文学”中，有不少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引起了轰动。所描写的题材也很广泛，前线、后方都有涉及。在描写前线的作品中，尤其以上海淞沪战役、徐州会战、南京战役、武汉会战等几次重大的战役为题材的最多。其作者，涉及日本军队的各个级别层次，上至将军，下至普通士兵。包括特务兵、医务兵、铁道兵、甚至随军和尚都染指“军队文学”。
图16藤田战车部队在南京中华门横冲直撞
在侵华日军将军中出现的“军队作家”中，最著名的是陆军少将、当时的战车（坦克）队长藤田实彦（此人在战后被判为战犯，1946年在中国通化畏罪自杀）。他的中篇报告文学《战车战记》描写了他所率领的日军坦克部队，通过华北地区向南京进发，参加攻克南京的战役的情形。他写到了沿途的中国“良民”（实际上是日占区受日伪军蛊惑的一部分民众）打着日本的太阳旗，或抬着开水，在路旁欢迎和接待日本坦克兵的情景；他也写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写到了中国军队为了阻击日军进攻对桥梁等交通设施的破坏，在南京外围修筑的许多防御工事。但《战车战记》着意表现的是日本战车所向披靡的巨大威力。面对这先进的武器，中国军队在抵抗无力之后只能撤退逃跑。以致修筑的碉堡一次也没能使用，留下了两千多罐汽油来不及运走而落在日军手中；在南京城，特别是在中华门，中国军队是如何的顽强，而日军的坦克在进攻时又是如何发挥了作用。作品最后还写到，中国兵在失败后无法逃走，便换上便衣混在老百姓当中，装作“良民”，但“每天都有数千人被检举出来”。今天看来，这一描写在无意间带出了一点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每天都有数千人被检举出来”，就按这个数字而论，日本军队在占领南京后，“检举”并屠杀了多少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啊！
在普通日军侵华士兵写作的“军队文学”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上等兵谷口胜的《征野千里》和松村益二的《一等兵战死》。谷口胜是最早写作“战争文学”的侵华日军士兵之一。他的《征野千里》（1938）以“手记”的形式记述了他随所属的中野部队，从华北经海路到杭州湾登陆，转战南京、芜湖，挺进大别山地区，参加武汉会战，在田家镇战役中负伤回国的经历和见闻。和一般的侵华文学所惯常描写的日军如何势如破竹、中国军队如何不堪一击有所不同，《征野千里》表现了日军行军作战的艰难困苦，——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他们和战死者一起，浸泡在水沟里三天，一步也前进不得；他们的坦克陷入火海，他们的士兵一个个倒下……尽管出于战争宣传的需要，《征野千里》没有描写日本士兵对战争和生死的真实的想法，但其描写还是能够给人留下相当真实的印象。松村益二在战记集《一等兵战死》（1938）的序言中说：“自己是一等兵，只知道一等兵的事情。”他集中描写了日本士兵，特别是一等兵战死的情形。那些士兵的年龄、出身、性格各有不同，死的原因和情形也各不一样。有的死在战斗中，有的死在作业中，有的死在休息时，有的死在医院里，有的预感到自己会死，有的没想到自己会死。有的死的时候来不及说话，有的死时高呼“天皇万岁”。大山上等兵在行军途中的小憩中，看到稻田时说：“看见这熟了的稻子，真想收割啊！”说着起身，却被一颗流弹击中；年轻的和田一等兵在进攻时中弹，别人安慰他说“伤不重”，他说了句“你可不要哄我啊”，便倒地而死。当“我”第一次在上海的一家出版社的印刷厂宿营的时候，想到战争的残酷，极力思考“战争是什么”。最后的结论是：“战争是什么？不知道”，于是便抛弃一切思考，“必须胜利，必须打！此外别无出路”。面对残酷的战争和不断的死亡，反而放弃了理性的思索，更加激发了侵略和屠杀的狂热，这样的表白和描写是符合日本侵华士兵的实际情况的。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军队作家”及“军队文学”的产生（2）
除《征野千里》和《一等兵战死》之外，由侵华士兵写作的比较重要的“战争文学”作品还有特务兵田村元劭的《马和特务兵》，步兵军曹西田稔的《山与兵队》，陆军少尉田中荣次的《斗魂》，陆军伍长赤石泽邦彦的《张鼓峰》，陆军中尉并木龙男的《藜部队》，陆军中尉铃木泰的《失去双眼》，陆军军曹玉井政雄的《泥与兵队》，步兵中尉冈田的《士兵及其家属》，等等。
二、日比野士朗、栋田博对正面战场的描写
日本侵华军人的“战争文学”，从题材范围上讲，可以分为描写正面战场的“战场文学”和描写占领区日军活动的“枪后文学”两部分。
在“战场文学”作者中，当时影响较大，后来的学者们评价较高的，是日比野士朗和栋田博。
日比野士朗（1903～1945），入伍前曾在农村中学当代课教师。七七事变之后，加入侵华军队，来到上海前线参加吴淞渠渡河战役并在战斗中负伤，回国后，以自己在吴淞渠渡河战役的经历为题材，发表了处女作中篇报告文学《吴淞渠》（1939年2月，《中央公论》），引起了较大反响。接着，又发表了描写自己归国养伤的体验与见闻的《野战病院》（1939年4月）、以自己应征参军前后的经历为题材的《召集令状》（1939年6月）等。因为这些作品，他获得了1939年度的“池谷信三郎文学奖”，和当时的火野苇平、上田广等一起，被视为有名的从战场荣归的所谓“归还作家”。此后的日比野士朗还积极地从事日本法西斯主义文化宣传活动，任当时的法西斯主义文化组织“大政翼赞会”的文化部副部长。
日比野士朗的《吴淞渠》发表后，当时权威的评论家小林秀雄在《东京朝日新闻》1939年11月26日的“枪骑兵”栏目中撰文指出：《吴淞渠》所描写的还不是战争的全部，但作者“把自己的精神充分地贯注于这一战争的场面中。因为这一点，我想这个短篇就成了最近文学中的一篇杰作。”日本战争文学的最早的整理研究者坂垣直子在其名著《现代日本的战争文学》（1943年）中，对日比野士朗的《吴淞渠》做了高度的估价，她写道：
“……《吴淞渠》不单单是著名的战役的纪念，而且最充分地体现了日比野创作上的优秀的素质。”
“首先要说的是他的艺术感情，这是他创作的最优秀的例证。因为有了艺术感情，他的作品的氛围是沉着的、醇化的。比起描写激战的情形来，这是创作的更重要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迈出的第一步，日比野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得益于他严肃地描写了渡过吴淞渠这一世上罕见的激烈战斗，并表现了自己的刻骨铭心的体验。”
吴淞渠是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日本军队的进攻而在上海郊外利用的防御工事。日比野的《吴淞渠》表明，这些工事对日军攻占上海起了很大的阻遏作用，使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者从自己所属的部队接受渡河命令起笔，通过参加战役的“我”的眼睛，细致地描述了日军强渡吴淞渠的过程及其个人的体验：
现在，我们宇野部队已经向遥遥在望的南方的大场镇推进。但是，问题就是挡住去路的吴淞渠。那是一条宽四十到六十米的大河，敌人依靠这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