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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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对侵略战争的根本态度

　　　　从《活着的士兵》到《武汉作战》，石川达三从真实地表现战场上的真实，到服从军部的指示，利用文学明确地进行侵华战争的宣传，其间的转变是巨大的。但是，这并不是对侵略战争态度的根本转变，而只是描写的角度的转变。有人认为，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与《武汉作战》是完全不同的作品，前者是客观地暴露战争，后者是主观地歌颂战争。但实际上，这两者的不同只是表面的。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看法。　　　　
　　　　和《武汉作战》明确地支持和鼓吹侵略战争不同，《活着的士兵》看上去具有相当的客观性特征。这种客观性特征是由石川达三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所决定的。石川达三很推崇自然主义，并明显地受到了自然主义的影响。自然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把环境和遗传（本能）视为决定人的本质的东西。在《活着的士兵》中，石川达三就突出地表现了环境和遗传本能这两点。第一，他把小说中的环境（战场）看成是决定人（士兵）的行为的惟一因素。作者特别要告诉人们的就是——“战场，似乎有一种强大的魔力。它可以使一切战斗人员鬼使神差地变成同一种性格，同一种思维，提出同一种要求。正如医学学士失去了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一样，片山玄澄似乎也失去了他的宗教。”第二，他把本能看成决定人的最根本的东西。这种看法，从他创作伊始到战后，一直没有改变。他曾说过：“……生物界里，相互生存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离奇的。我以为说明这个最终不过是两种方法：其一是研究本能这种东西，如果仍不可解就得用神去说明，别无他法。总之，生物本能，是可以和神匹敌的伟大的东西。”《活着的士兵》表现的就是由战场这种特殊的环境所激发的人的生物的本能。在石川达三看来，战场是人的生物本能暴露最充分的地方，士兵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物本能来支配的。在法庭上的辩护中，石川达三曾说：　　　　
　　　　国民一般都把出征的士兵看得像神一样，那是不对的。我想只有表现人的真正的样子，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真正的信赖，从而改正国民的认识。　　　　
　　　　也就是说，战场上的士兵不是“神”，而是“人”。既然是“人”，就受“生物本能”的支配；倘若日本国民有朝一日发现士兵们不是“神”，就对他们不“信赖”了，那是不对的；既认识到士兵们不是“神”，知道士兵们有烧杀抢掠的行为，同时又“信赖”他们，这才是“真正的信赖”。——这就是石川达三写作的根本目的。在《活着的士兵》中，石川达三正是从“生物本能”的角度来描写士兵的。士兵们的烧杀抢掠的野蛮行径，都是“生物本能”。既然是“本能”，就是不可回避、无法压抑的，就是可以理解的。在石川达三的笔下，士兵们有杀戮嗜血的本能，也有“友爱”的本能。所以他们一方面疯狂地屠杀中国人，一方面又对战友和上级充满了爱。有时候，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是同时并存的。例如，武井上等兵一刀刺死偷吃了白糖的中国伙夫，同时又为自己的上司吃不上有甜味的菜而伤心地流泪。他们在战场上是刽子手，却又是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充满热爱和思念之情的好国民、好儿子或好丈夫。石川达三把这截然不同的两方面都看成了人的本能。例如对笠原下士，作者是这样评价的：“他杀戮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使他变成杀人狂的只是他对战友的本能的爱。他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士兵。士兵就应该是他那个样子。……只有如此勇敢，如此忠诚的士兵，才是军队所需要的人物。”根据这样的看法，石川达三对士兵们做了明确的正面评价。他在小说中借一个人物的心理独白，明确写道：“他们（士兵）为了国家抛弃了这种属于个人的生活，因此，国家和国民应以最高的礼仪来祭奠他们泯灭的生命”；　　“那已泯灭的生命不是正在受到同胞们充分的尊敬吗？”从“为了国家”的角度上讲，那些属于“生物本能”的行径，也就是“忠勇”的行为。说到底，石川达三希望国民“理解”的，就是士兵们的这些野蛮残忍的属于“生物本能”的行为，并且在“理解”了这些行为的基础上，“信赖”他们。所以，无怪乎文艺评论家山本健吉认为《活着的士兵》“是对士兵们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书”。　　　　
　　　　从《活着的士兵》到《武汉作战》，其描写的角度由客观地描写战争的自然主义，转向了无条件地歌颂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但无论如何，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看法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诚然，《活着的士兵》的自然主义的描写，在客观上暴露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但是，作者的主观出发点绝不是“反战”。从情理上讲，作为“笔部队”的成员自愿到中国战场从军的作家，作为一个“军属”（其兄是职业军人），却要作一个“反战”作家，那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在整个侵华战争及“大东亚战争”中，石川达三都是非常活跃、非常积极地支持侵略战争的。他是“日本文学报国会”的骨干成员，是该会的“小说分会”的常任干事。他担任过煽动战争的“文学报国运动讲演会”的“讲师”，积极参加了鼓吹战争的所谓“街头小说”的炮制，参加了日本文学报国会服务剧的演出，还是文学家“勤劳报国队”队员。他还在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3年）上发言，大肆进行战争叫嚣，说什么“笔头子不能击落敌机”，叫嚷文学家要投笔从戎，从而发挥更大的“文学精神”。更重要的是，除了战后他为了推卸自己的战争责任而把自己的《活着的士兵》、《武汉作战》说成是“反战”的作品，他从来都没有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有过正确的认识。例如，他在70年代出版的随笔《时光流逝》中写道：“战争是两国干出来的，不应该说坏事只是一国干的。”谈到南京大屠杀，他竟然说其真实性“有不少问题”，“我没有看到屠杀事件，连痕迹也没有看到”。这就连他自己在《活着的士兵》中所描写的，都不承认了。他在战后的一篇文章中还说：“生在那个时代，我只有描写战争。所谓‘圣战’我不相信，所谓‘侵略战争’我也怀疑。……我只是描写战场上的战争。”　　　　
　　　　到这里，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看法就很清楚了。搞清这一点非常重要。长期以来，我国不少人只因为《活着的士兵》真实地描写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并曾因此招惹过“笔祸”，就把《活着的士兵》看成是“人道主义”作品，把石川达三看成是“人道主义”作家，甚至有人说他是“反法西斯斗士”。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颇有影响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第十卷《外国人士作品》，把石川达三作为抗战时期的“国际友人”并节录了他的《活着的士兵》；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的《日本卷》似乎没有全面考虑到石川达三在侵华战争中的言行和对战争的根本态度，而把他战后写的《风中芦苇》作为“反法西斯文学”列入其中。我认为，这些都是不妥当的。我们应当在石川达三及其在侵华战争期间全部的创作和言行中，在真实与谎言、“笔祸”与罪责的复杂的联系和纠葛中，对石川达三其人其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剖析、评价和批判。这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一手挥刀、一手操笔的火野苇平（1）

　　　　在侵华战争期间，提起火野苇平（本名玉井胜则，1907~1960）及其《士兵三部曲》，在日本几乎是家喻户晓。如果说，在日本的侵华文学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火野苇平，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士兵三部曲》（包括《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那是没有异议的。《士兵三部曲》单行本出版后不断重印，仅其中的《麦与士兵》当时就发行了100多万册，成为罕见的畅销书。这么大的发行量在日本前所未有，它竟使得濒临倒闭的出版商改造社一下子起死回生。不久，三部曲中《麦与士兵》和《土与士兵》被改编成电影，公开上映，影响更大，几乎尽人皆知。当时有一首和歌云：“《土与士兵》已看完，归途炮声绕耳畔”，反映了作品及其电影对观众的冲击。火野苇平本人也深得军部的赏识，被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奉为“国民英雄”。　　　　
　　　　“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在日本侵华文学的作者当中，火野苇平是少数几个“士兵”与“作家”兼于一身的人。他在20岁之前就曾写作过长篇小说，出版过童话集，创办过同仁文学杂志。20岁的时候，作为“干部候补生”参军入伍，后以“伍长”身份退伍。此后从事文学活动，1937年，发表以掏粪工人自强不息为主题的中篇小说《粪尿谭》以及诗集《山上军舰》。同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伍长”的火野苇平再次接到了入伍令，被编入第18师团，参加了杭州湾登陆作战。到1938年4月之前，一直作为杭州警备部队的一员留守杭州城。　　　　
　　　　极为重视战争中的“思想战”、“宣传战”的日本军部，是不会把火野苇平这样的“文学者”作为普通士兵来使用的。1938年2月，已被军部操纵的权威的文学奖“芥川龙之介文学奖”，决定把本年度的奖项授给火野苇平的《粪尿谭》，并派遣著名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专程来到杭州，向火野苇平颁奖。日本军部的这种超乎常规的行动，无疑是为了表明对“士兵作家”的一种特殊的鼓励。是年5月，随着徐州会战的展开，火野苇平被派到“中支（即华中——引者注）派遣军报道部”，主要从事战争的宣传报道活动。他先是参加了徐州会战，接着又参加了汉口作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1939年参加了海南岛作战。图30戎装的火野苇平　　　　
　　　　此间，他以徐州会战为题材，发表了日记体长篇小说《麦与士兵》（《改造》杂志1938年8月）；以杭州湾登陆为题材，发表了书信体长篇小说《土与士兵》（《文艺春秋》杂志1938年11月）；以杭州警备留守为题材发表了长篇小说《花与士兵》（《朝日新闻》1938年12月）。不久，这三部作品由改造社分别出版单行本，火野苇平总称之为《我的战记》，评论者也称为“士兵三部曲”（日文作“兵队三部作”）。又以进攻广州为题材，发表了《海与士兵》（后改题为《广东进军抄》）；以海南岛作战为题材，发表了《海南岛记》（《文艺春秋》1939年4月）。1939年12月，火野苇平“荣耀”地从侵华战场回国。接着，《士兵三部曲》获朝日新闻文化奖、福冈日日新闻文化奖。他本人也到日本各地及琉球、台湾等地做旅行演讲。1941年又应关东军的邀请，和川端康成、大宅壮一等人一道，为纪念“满洲事变”十周年而到中国东北和北京游览、讲演。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火野苇平第三次应召参军，作为“报道班”成员被派往菲律宾，后又被派到缅甸。1943年初回国。此间，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火野苇平都是“战争文学”的最活跃的作者之一。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一手挥刀、一手操笔的火野苇平（2）

　　　　在侵华战争中，火野苇平以“士兵”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一手挥刀，一手操笔，连续制作出不少侵华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士兵三部曲》。当时“战争文学”作者作品众多，为什么日本读者对《士兵三部曲》最为青睐？这种现象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那时日本全国都沉浸在如痴如狂的战争狂热中，人们非常希望了解侵华战场的实际情况。但当时的“战争文学”绝大部分出自从军作家之手，他们一般只在前线呆几周的时间，难以深入部队中，缺乏实战的体验。而像火野苇平这样既是作家，又是士兵，并且参加过徐州会战等几次重大战役的人是很少有的。上田广也是身兼作家与士兵双重身份，但上田广一直在山西的日军铁道部队，经历比较单一，所以其作品的影响也远不如火野苇平。当时有关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记录片，表现的都是日军如何节节胜利，特别是占领中国战略要地或某某大城市的场面，缺乏对士兵生活的详细报道和描写。而日本国内的读者，几乎都有亲朋好友在中国前线作战，他们关心前线的士兵，希望了解战场上的详细情况，特别是士兵们日常的战斗生活。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正是在这些方面适应了读者的要求。　　　　
　　　　与此同时，日本的文学评论界对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也给予了异口同声的赞扬。如，评论家森山启在《阵中文艺与文艺政策》（载《文学界》1938年9月）一文中认为火野苇平把“士兵宝贵的血与汗真正地渗透到作品中了”，同时又“闪耀着清醒的文学家的眼光”，所以《麦与士兵》等作品是“第一等级的战争文学”。三好达治在《麦与士兵的感想》　　（载《文艺》1938年9月）一文中认为，是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等作品“把新闻报纸上、电台广播中以及银幕上没有的东西，终于完美地送到了我们的手上”。北原武夫在《战争文学论》（载《文学与伦理》，中央公论社1940年版）一文中说：火野苇平和其他的战争文学的差别，“就是在战争之中还是在战争之外的差别”；“火野苇平作为一名士兵服从军队的严格的纪律，并在这种纪律所规定的行为中了解了战争”，“他是一个作家，但又是作为一名战士充分地融入了规定的行为之中”，这就是他的作品成功的原因。伊藤信吉和今日出海都认为，《麦与士兵》等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诚实”。今日出海说：“《麦与士兵》是作者……在蜡烛前不敢懈怠地写成的日记。这个日记比几百条战争新闻都更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原因不正在于它的单纯吗？不正在于面对生死存亡，面对命运的那种诚实吗？”（《战争和文学》，载《新潮》1938年9月）坂垣直子在《现代日本的战争文学》（六兴商会出版部，1943年）一书中说：火野苇平只是描写自己的真实的战争体验，他的战争文学的写作方法和过多强调勇武的写法大有不同；“火野苇平的态度和方法，反映了现代日本的少壮作家的文学方法”，“在战争文学中如何强化作者的个性，火野是一个典范。心态的健康性和充满生气的富有弹力的睿智，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具有公正而又纯正的文学感觉的战争文学作品，在日本诞生了。”　　　　
　　　　战争状态下，日本军部当局对火野苇平如此重视，读者对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等三部曲如此嗜爱，日本评论家如此慷慨地赞美，其更深层的原因，只能到作品里边去寻找。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士兵三部曲》对日本士兵的美化（1）

　　　　《士兵三部曲》之所以受到日本读者的普遍赞赏，首先在于火野苇平对日本士兵的描写，正好投合了战时日本人对士兵的心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