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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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图上分割出来；第二是用日本殖民主义文化对满洲的中国人民进行文化同化，即实行所谓“文治”，或明或暗地宣扬日本文化的优越和先进，中国的野蛮和落后，以此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之甘愿服从日本文化的“指导”；第三，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把伪满说成是“五族（即日、满、汉、蒙、鲜——引者注）协和”的“独立的新国家”，是什么“王道乐土”。在“建国精神”的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建国文学”的主张。有的人认为，“满洲文学”就是体现“满洲建国”的文学，如《满洲浪漫》的重要人物长谷川濬在《建国文学私论》一文中说：“建国”思想就是思考在满洲如何建立新国家，如何建立新生活，“以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存在的精神为母胎而产生的文学，我称为建国文学。这是满洲文学精神的基础的理念。”他还说：“以前我主张满洲文学就是世界文学，这个主张始终没有变。就是说，满洲建国就是世界的建设，……这两者是相互贯通的大道。满洲文学和满洲建国必须同时存在，必须是同呼吸的亚细亚的世界精神。天心（即冈仓天心——引者注）所谓亚细亚是一个，——这句话就是新兴满洲国文学发展方向的预言。”有的认为“满洲文学”是在日本的指导下实现满洲的民族融合的文学，如青木实在《义不容辞的使命》一文中说：“满洲既然是民族融合的国家，那么，日本人就不能独善其身。（中略）要以文学表现民族融合之实。”有的人则强调满洲文学的独自性，如吉野治夫在《满洲文学的现状》一文中认为满洲文学的特色应该是：“一、在满洲发现独特的主题；二、摆脱对日本文坛的依存心理；三、发现满洲文学的独特的文学形式。”这些主张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立在“建国精神”之上的“满洲文学”的理念。在创作上，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尽管形式不同，但或多或少地都贯彻着这种“建国精神”。　　　　
　　　　最早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建国精神”的，是诗歌杂志《亚》的创办者安西冬卫。安西冬卫在《亚》中发表了不少以大连为背景的诗，后结集为《军舰茉莉》（1929）出版。他的短诗《春》这样写道：　　　　
　　　　一只蝴蝶，向鞑靼海峡那边飞去。　　　　
　　　　这首乍看上去平淡无奇的诗，在当时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它用诗的形象的语言，说出了当时一些日本人朝思暮想的愿望。在满洲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的1938年，作家长与善郎在《少年满洲读本》中，进一步发挥了安西冬卫这首诗的意思。书中一开头写一个少年请父亲带他去满洲，于是找出了《世界地图》和《最近远东地图》。当父亲给他指出地图上的“满洲国”的时候，少年惊喜地说道：“真大呀！满洲！真像是蝴蝶的形状。”父亲说道：“啊，是啊，蝴蝶正朝着日本的方向飞呢！”作者接着写道：　　　　
　　　　的确，从东方的带着浓颜色的长白山脉，到东侧的国境都是蝴蝶的身子；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交汇处的西伯利亚的哈巴罗夫斯克那地方，是蝴蝶的眼睛；南边关东洲的大连旅顺一带是蝴蝶的尾巴。看上去就好像在西部的国境向热河省方向展开着翅膀。　　　　
　　　　“哈哈哈，真的呀！一只漂亮的大蝴蝶从亚细亚大陆方向朝着日本，展翅飞来，真是太好啦！”　　　　
　　　　为什么这只“蝴蝶”要向日本飞，为什么日本必须抓住这只“蝴蝶”呢？在他们看来，首先是这里的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衰落和退化。1936年，满洲“建国”前夕，诗人石川善助在题为《移北》的诗中这样写道：　　　　
　　　　向北方移住的吉尔亚克吉尔亚克是黑龙江河口地区以渔猎为生的蒙古族——引者注　　　　
　　　　那空空的草舍中的秋气　　　　
　　　　那散落着的鲸鱼的白骨　　　　
　　　　令人想起民族的退化。　　　　
　　　　用贝壳和羽毛装饰的神　　　　
　　　　就是一种可悲的暗示　　　　
　　　　——向北，　　向那极光的方向，　　　　
　　　　建立我们新的国家吧！　　　　
　　　　蒙古民族“退化”了，汉民族又怎么样呢？一个名叫稻叶亨二的人在题为《夜航船》（1932）的诗中写道：　　　　
　　　　中华，患上了神经丧失的　　　　
　　　　不治之症，昏睡不醒　　　　
　　　　黑暗中，“永利”号悄悄地在龙口解开了缆绳，　　　　
　　　　满载着山东的杂草　　　　
　　　　在渤海的夜空下高唱民歌　　　　
　　　　邦杰船长忽然感到一阵战栗　　　　
　　　　抱着元宝跳进海中　　　　
　　　　失去了船长的轮船　　　　
　　　　在黑暗中盲目漂流　　　　
　　　　除了等待锅炉的死灭，别无办法　　　　
　　　　不安的船员们　　　　
　　　　得知了漂流的真相　　　　
　　　　拆掉了甲板　　　　
　　　　当成新的燃料来烧　　　　
　　　　野花在黑夜中开了　　　　
　　　　中华，就像在动脉上扎了一根针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所谓“建国精神”与“建国文学”（2）

　　　　在这位“诗人”看来，“中华”民族就是失去舵手、盲目漂流的“夜航船”，如果没有人来拯救，那么等待他们的必然是灭顶之灾了。于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中，就出现了为“拯救”满洲各族人民而“牺牲”、“奉献”的日本人。如长谷川濬在短篇小说《乌尔顺河》（1941）中，就描写了一位为“满洲建国”而献出了生命的人，用浪漫的手法表现了他所主张的“满洲文学”的“建国精神”。这篇小说以一个三角恋爱故事为线索。两个生活在满洲、并热情地致力于满洲“建国”的日本青年——“我”和竹村——都爱着名叫若子的姑娘，因而成为情敌。竹村从事危险的“治安”工作，在一次讨伐“匪贼”的战斗中，“壮烈”地战死了。若子姑娘在竹村死后也自杀身亡，用自己的死对爱情做出了选择。为“满洲建国”而殉身，成全了他们的爱。小说中，特别反复描写了竹村自己作的题为《乌尔顺河》的歌，——“蒙古的沙漠啊，乌尔顺河呀，可爱的亚细亚的人民”。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感到自己融会到了那在日本无法感觉到的广袤的天地之中”。　　　　
　　　　表现相同主题的最著名的作品是北村谦次郎的长篇小说《春联》（1942）。这部小说有三个主要人物：把妻子留在东京、只身一人在满洲的“新京”一家照相馆工作的作，作的弟弟贞造，还有和这兄弟俩作邻居的小野。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小野。刚刚担任国境警备队分遣队长的小野，遇上了满洲地方司令苏炳文的“叛乱”，小野在和叛军作战时被包围，险些丧命。逃出后被一个在俄罗斯牧场做工的俄罗斯姑娘娜塔莎藏了起来，后来平安返回。听了小野的故事以后，在新京因失业而意气消沉的贞造，决定和小野一起到北满的日本人的“开拓地”去。在小野的感召下，已经厌倦了单调乏味的生活的作决心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这部小说是应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要求写的。川端康成希望作者“通过建国当初的苏炳文的叛乱，国境警备的警官的遭难，救助他们的白系俄罗斯人，还有作和贞图9《春联》单行本书影造兄弟的不同的性格及所走的不同道路，来体现满洲国的希望和新生”。小说写出后，川端康成在《序言》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建国十年间的满洲文学的最高的收获，恐怕就是北村君的《春联》了，这绝不是偶然的。”他称北村是“满洲国惟一的‘专门作家’”。《春联》所表现的正是勇于献身、敢于开拓的“满洲建国”的精神，小野被描写为“建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他的历险故事，象征的正是“肇国”的艰难。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民族协和”的现实与神话（1）

　　　　日本殖民作家显然意识到了“民族协和”的困难。1938年，“月刊满洲社”出版了小川菊枝的长篇小说《满洲人少女》。小说以“我”家雇佣的满洲人——十四岁的小保姆桂玉为主人公，描写了“我”对她的观察，与她的交流。“我”在和她共同生活当中，不断试图用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对她进行影响和教育，但事实证明非常困难。请看下面一段描写：　　　　
　　　　有一次，我说到了“思想匪”（赤化思想）的问题，她却严肃地打断了我的话。我问：　　“不是匪又是什么呢？”她回答：　　　　
　　　　“他们是爱国军。”　　　　
　　　　我吓了一跳。她有点害羞，用来作交谈的笔在手里颤抖着。（中略）我与桂玉这种交谈大概是在她来我家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真有点害怕，甚至想把她辞退。　　　　
　　　　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根本问题上的根本冲突。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对于“匪”的看法如此坚定，和日本人如此针锋相对，“民族协和”、“日满协和”又谈何容易呢？　　　　
　　　　这种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民族纠葛，不仅发生在生活的表层，也发生在殖民地人的内心世界里。有的日本殖民作家站在民族文化冲突的角度，表现了日本人入主“满洲”之后，“满洲人”的内心世界的震荡。在这方面，日向伸夫的《第八号道岔》（1935）较有代表性。日向伸夫在奉天铁路营业局旅客科工作，他的同事中有六分之五是中国人。这种工作环境使得日向伸夫有机会观察和描写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铁路从业人员。《第八号道岔》的主人公是扳道岔的老工人张德有。他年轻时代在俄国人统治下的北满铁路（“北铁”）工作。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在家说俄语，遵从俄国式的生活习惯。现在俄国人走了，他在日本人统治的“满铁”工作，原来学会的俄语没有用了，从头学习日语又很吃力。他们习惯了俄国式的工作方式，对日本式的讲究效率、严守时间感到不习惯，又听说“满铁”要裁减老“北铁”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张德有处于苦闷彷徨之中，他甚至打算离开他干了多年的“第八号道岔”。他的老同事李连福已经不想干铁路了，用退休金开个面包店，他劝张德有也这么干。小说最后，写到李连福开的面包店毁于一场火灾，而“满铁”裁员只不过是个谣传。这篇小说以“第八号道岔”为喻体，表现了处在殖民地易主、人生处于转折时期的满洲中国工人的不安的内心世界。作者设身处地地观察和描写满洲人是可取的，但它最终要说明的是，尽管要满洲中国人适应日本的统治并不容易，但满洲中国人本身并不执著于中国人所特有的民族习惯和生活、工作方式，既然他们能和俄国人合作，也就能和日本人合作。作者显然在肯定张德有继续为铁路工作，而否定了李连福式的对“满铁”的失望。　　　　
　　　　但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中，更多的作家不是从现实，而是从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热衷于制造日本统治下的“民族协和”的神话。　　　　
　　　　表现“民族协和”的“典范”作品，恐怕首先就是八木义德的《刘广福》（1943）了。这个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刘广福，是由故事讲述者“我”作“保证人”、由乙炔气体工厂雇佣的汉人勤杂工。刘广福拿很少一点工钱，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但他却任劳任怨，没有一句牢骚，没有一点不满，只知拼命地干活。他有浑身使不完的力气、吃苦耐劳的品格、勤恳诚实的态度，是“满人”工人的带头人。可是，有一天，工厂仓库里的电石罐被盗，从现场留下的脚印来看，是刘广福所为，于是，刘被警察署逮捕关押起来。但“我”不相信刘广福会干那种事，就去警察署和刘广福见了面，并从刘那里得知了盗窃犯的线索。通过对全体工人搜身检查，果然从一个工头身上搜出了和他的收入不相符的治疗花柳病的巨额单据。警察逮捕他后，他供认不讳，于是刘广福还了清白。又有一次，工厂发生了火灾，刘广福奋不顾身救火，使工厂避免了重大损失。但是他的手和脸却被严重烧伤，虽没有生命危险，但看起来要留下后遗症了。刘广福的未婚妻、在奉天一家饭店打工的“那娜”姑娘，无微不至地在医院照料他。刘广福终于出院了。“我”看见出院后的刘广福，竟恢复得和以前一模一样。对他的惊人的生命力和恢复能力，“我”赞叹不已。——小说的情节大概就是这样。　　　　
　　　　在这篇小说中，“我”对刘广福的信赖和友情，刘广福对工作和职务的勤劳和奉献，特别是刘广福在火灾事故中为了工厂而勇于牺牲的精神，还有刘广福和那娜的童话般的爱情故事，完全是日本殖民政权“勤劳奉仕”、“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殖民主义宣传口号的一种诠释；“我”和刘广福的友情，是“日满亲善”的象征。我们还不难看出：日本所谓的“五族协和”、“日满亲善”，就是需要像刘广福那样的人，——没有民族意识，没有做亡国奴的悲哀，没有自我意识，只是为日本统治者当卖命的“苦力”。这才是“日满协和”、“五族协和”的前提。“日满协和”、“五族协和”绝不是在民族平等下的“协和”，而是以服从日本人殖民统治为条件的“协和”。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民族协和”的现实与神话（2）

　　　　牛岛春子的短篇小说《一个姓祝的人》（1941）　　中的主人公祝廉天，则是日本统治下的“满洲人”的另一种形象。如果说，八木义德笔下的刘广福是殖民地中的“顺民”的典型。那么，牛岛春子笔下的祝廉天则是日本殖民者的鹰犬的典型。祝廉天是县长办公处的翻译官，他在“日系”职员中评价很坏。因为他具有一般“满系”职员所没有的傲慢和精明，以至周围的人都怵他三分。而新上任的日本人副县长风间真吉却欣赏他的才干，赞同祝廉天所奉行的日本式的行为方式。祝廉天作为中国人，运用的是“日本的原理”和“现代社会的法则”，是日本的“职业道德”和官僚制度的忠实和严格的贯彻者。他对于诉讼和告状，总是作认真的调查，公平行事；对于“满系”警察的不公正行为，也决不姑息通融，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孩子，从不能在他的手下逃避兵役。这些作法，与依靠金钱和人情驱动的“满人”社会的法则截然不同。而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恨他，恨他竟然比日本人更“日本人”。《一个姓祝的人》中的祝廉天就是这样一个被日本殖民主义同化了、扭曲了的“满人”的典型，他已经失去了民族意识，失去了自我，而变成了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是满洲殖民地造就的一个畸形儿。据1936年“满洲事情案内所”编写的一本书《满洲的传说和民谣》（日文）中记载，当时的“满洲”中国人就对祝廉天这样的人深恶痛绝，还给他们编了民谣加以讽刺。有一首民谣曰：“礼帽戴在脑袋上，金丝眼镜架在鼻梁，一口好牙也要把金牙镶，手里提着小拐杖，手指夹着朝日烟，用日本的火柴来点上。开口就说日本话，恶言秽语把人伤。把吃饭说成‘米西’，最后啪地煽你一巴掌”。但是，尽管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描写了人们对祝廉天的反感，可是，作者显然并不是要否定这样的人物，而是要从日本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满人”，并以此表现日本殖民主义对“满人”的成功渗透。当时的日本文坛的评论家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小说的。如第12回“芥川奖”的评委小岛政二郎说：“看了《一个姓祝的人》，祝这个人的奇特的性格历历如在眼前，由此了解了外族人种。从这一点上说，这篇小说是一个很好的收获。”宇野浩二认为，小说通过“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