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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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同学，你一贯很聪明，智商高，心气也高，老师是知道的。但是，你的文章中有一百三十多处文史差错，还真出乎我的意料。比如你说吕洞宾是道家的始祖，金先生给你指出，这不对，“道家”是哲学概念，创始人是老子，你把道家跟道教混淆起来了，道教创始人是汉代的张道陵，吕洞宾是唐代的道士；再比如，你说苏东坡最后一个官职是“舒州团练副使”，金先生考辨：苏轼最后一个官职是“朝奉郎”；再比如，你把“致仕”这个词的意思理解成“想当官”了，那明明是“告老还乡”的意思嘛；再比如，你说《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在岳阳楼上写的，金先生给你指出，当时范仲淹正在邓州任知州，不可能到岳阳来登楼作文，写作地点应在邓州……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你，当初老师我给你们上《岳阳楼记》一课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个问题给你们说清楚。
秋雨同学，关键不是文章有没有错、错了多少，而在你对待错误的态度，特别是你对待别人给你指出错误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一点我就不能不给你再一次指出，你一直以来的态度是不够诚恳的。金先生就说，他平生最讨厌的就是拒谏。想当初老师给同学们上《邹忌讽齐王纳谏》一课时，大概太顾及分析文章的语言美了，反而忽视了对你们的思想启迪。秋雨同学，你向来才华横溢，口才好，文才也好，很有成就，也很有成就感，但是，自信和自负只有一步之遥。
你有些做法，老师我过去不知道，现在看了报道才知道，你真的有些过分。比如，金先生在《咬文嚼字》上陆陆续续“咬”出你的一些文史差错，并将刊物寄给了你，你不仅没说人家是你的“一字师”，不仅不说一声感谢，还让助手写信告知《咬文嚼字》编辑部，以后不要再给你寄这本刊物了。还有，上海市作家协会开大会选举理事，你作为候选人偏偏落选了，不久你就把作协寄赠给你的《上海文学》等退回了，秋雨同学啊，秋雨同学，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一个大学者大作家所干的事吗？让我怎么说你呢，你自己说说看，这是小孩子气呢，还是心胸实在太狭窄？
秋雨同学，你的书出了很多本了，老师我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但粗粗翻看过。老师我直话直说，我觉得你的书按出版时间一本本排列起来，就好像是向下的台阶，一本比一本走下坡路，你自己以为呢？你最初的散文，也就是那本《文化苦旅》，视野宽阔，文笔优美，颇受好评，老师也为你击节赞叹过。但是后来呢？后来你哪一本书超过了第一本？你说说看？你脸红了不是？
秋雨同学，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给你传授毛主席语录：“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你回去好好想想，你是不是骄傲了？是不是骄傲很长时间了？是不是长时间骄傲了？我看你确确实实是骄傲了，很不虚心。别的不说，你回头看看你自己三天两头在电视上露脸的样子，多么的得意，多么的神气，多么的红光满面，多么的神采奕奕，弄得君临天下似的！你心浮气躁的时间不短了，你的岁数也不小了，再这么继续下去，我很担心啊！不是老朽我危言耸听啊，秋雨同学！
（转录自6月26日“人民网”，作者为杭州《都市快报》编辑部主任） 金按：作者不愧为文章老手，构思奇巧，语言诙谐，情节变化曲折有致，妙趣横生，读来令人解颐。
又，此文后来以“田地”的笔名刊发于《每日商报》，《大家文摘报》也作了转载。
友人郁文有感于“金余之争”方兴未艾，吟成七律一首书赠，读来令人发噱，转录如
下：
有感于“咬嚼派”之讥 呈金文明先生 郁 文
省庐长者读书老，健笔纵横意气豪。订误闲同鸡啄粒，咬文细过篦分毫。才听秋雨如麻乱，更看晚云似火烧。自有人心辨功过，何须口水苦滔滔。
6月27日下午，东方网记者牛二波和杨林成，就余秋雨在《深圳商报》、《新民晚报》上发文对我的辩驳和攻击，专程来我家作了近两个小时的采访。采访结束后，两位记者又通宵达旦地将记录整理成文，并电传给我审定。由于这篇回应文章关系重大，不仅要从学术上对余秋雨的错误观点逐条作针锋相对的批驳，而且还必须就其在人身上对我的攻击、诬陷用事实加以揭穿和否定。其中最困难的一点，是我手头已没有当年国家出版总署和教育部联合任命我为《汉语大词典》编委的文件。当晚，我通过长途电话向南京大学的一位汉大编委求助。他连夜从尘封的书堆里找出了印有当年任命文件的《汉语大词典工作简报》，立即用特快专递传送到上海，使我能及时把有关的证明材料写进文章。
6月28日，《南京日报》发表记者蒋文君对我的专访文章《和余秋雨“较真”牵出陈年旧怨》。其中已就余秋雨深圳“访谈”一文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反驳。
同日，香港《明报》记者柳叶，在副刊“上海通信”专栏发表文章《余秋雨反“咬”》，对6月26日《新民晚报》上余秋雨的“答记者问”，作了概括的介绍。
又，同日的北京《中国书报刊博览》以整版篇幅选登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中四篇为余秋雨文史常识指谬的文章，其篇题为《娥皇、女英不是舜的女儿》、《吕洞宾是道家始祖吗？》、《谁会到沙漠里去建造莫高窟？》、《〈岳阳楼记〉传千古，写者不在岳阳楼》。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0节 《被“咬”者的回答》
6月29日，《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决———金文明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改定。全文约一万余字。随即在东方网上发表。朋友们看后都向我指出，《新民晚报》的发行量达到一百一十多万份，影响很大。发表在该报上由他学生策划的《被“咬”者的回答》，强词夺理，拒绝批评，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尤其是余秋雨借他人之口，用影射的手法对你进行恶意的攻陷，流毒甚广，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按照媒体对论辩双方必须公平、公正的原则，你的回应文章也应当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我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但考虑到已经发在网上的文章，《新民晚报》不会转载，便用第一人称对余秋雨错误观点逐条批驳的形式，将原文稍作修改和补充，增加到一万三千多字，题名为《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照录如下： 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 金文明
2003年6月26日的《新民晚报》，刊发了余秋雨先生六千字的长文《被“咬”者的回答》。在该文中，余先生对他还没有读过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对我的历史、人品和文品，进行了全面的评论和诘难。古语云：来而不往非礼也。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我这里就他“回答”中所分的五个专题，逐一用事实和常识，作出详尽的分析和回答。每题下首先概括介绍余先生的观点，然后陈述鄙见，以求眉清目楚，便于阅览。是非曲直，悉听公断。
1。“死文字”和“活文字”与胡适先生
余秋雨在本专题中，主要就我批评他误用“致仕”一词进行辩解，并谈了他关于“古词变义”的“理论创见”。他说：“从两千多年前的儒学经典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义中，有一个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但这是早已不用的古语，而‘致’字的常见含义是达到、给予。我并不是在文章中讲解某个古代术语，而是在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岂能将退休说成是把什么‘归还给君王’。古词变义，比比皆是。在现代写作中，虽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这个问题，胡适之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不少主张和实践，清楚地划分了‘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区别。”金文明答：
任何诡辩都是没有用的。余秋雨在“致仕”一词上所作的辩解，让他在世人面前出尽了洋相。《山居笔记·十万进士》一文中的原话是：“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很明显，余秋雨在这里是把“致仕”当作“获得官职”来用了。“致仕”自古以来就只有“辞官”一个意思。现代生活中已经不用，人们只有在谈到古代人物的生平行历时才偶尔使用，因此必须符合古义，不能任意发挥创造，一走样别人就看不懂了。余秋雨谈的是古代科举的话题，用得着去创造新义吗？所谓“新义”不是哪个人可以自说自话凭空创造的。它必须能为人们所接受，并在语言的实践中逐步推广，约定俗成。词义具有凝固性与整合性。“致仕”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是“致”和“仕”两个字意义的简单相加。不能因为“致”的常用含义有“达到、给予”的意思，就可以把“进入仕途”的意思强加给“致仕”。这是语言学的常识。现在余秋雨的用法，不但在他之前的古人没有用过，而且在他之后的今人也无一用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独家创造！如果他是个人念念有词地乱说，别人无法干涉，但想要强加给广大的读者，恐怕是难于上青天的。
胡适先生谈论的“死文字和活文字”问题，是针对新文学创作而言的。某些死去的旧词经过改造，赋予新的意义，可以让它复活，但必须符合现代语言发展的规律，并不意味着某个文化名人能够随心所欲地乱说乱用。余秋雨过去不需要胡适先生的时候，尽往他身上泼污水，把他强行按纳在“尊孔与卖国之间”（《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3期文题）；现在需要他了，又把他请出来为自己壮胆。为什么要这样变来变去呢？
我还记得余秋雨在一篇署名文章中对胡适先生所作的评价，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见《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0期），并且也向我们推荐读他评《水浒》的言论，说是“投降派论投降主义，很值得一读”（同上文）。我按照他的“指示”认认真真地读了。今天他又指导我去读胡适先生关于“死文字和活文字”的理论，不过他总得先把我心中的一个疑问消除一下：胡适先生究竟是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还是一位在新文学史上有过大贡献、应当肯定的学者。如果属于前者，那他的理论再好，我也“不敢”读了。因为我首先得跟“投降派”划清界限啊！ 2。究竟是谁在曲解历史人物？ 余秋雨在本专题中一共谈了八个问题：
①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守的具体年份。余秋雨说：“我在李冰研究上花过不少功夫，细说起来太专业。”于是他只叫我去翻《辞海》1989年版第1422页。金文明答：
余先生说：他“在李冰研究上花过不少功夫”。不但“研究”，而且功夫花过“不少”，口气确实蛮大。记得他对许多自己专业以外的历史问题，都说过类似的话，绘声绘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啊；“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满脑章句”啊；“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次”啊。尤其是最后一例，听起来真像神话一样。但如此“严谨的学者”，怎么会在四十余万字的两本历史散文集中，接连出现27处引文差错呢？（其实远不止此，后来又发现了9处，未计在内。）所以他的所谓“研究”、“功夫”，是不能信以为真的。
由于史料的欠缺，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守的具体年份，从未见有明文的记载。《辞海》“李冰”条明明讲李冰是在约公元前256年…前251年为蜀郡守的，余秋雨凭的什么法道，竟然一口咬定是公元前251年呢？说穿了，他的“研究功夫”就是“一刀切”。你们不管有多少说法，争论不休，他这一刀切下去，定在哪里就哪里。要问根据是没有的。如果有，干吗不拿出来呢？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中有《“差不离”和“一刀切”》专篇加以论述，例子多多，读者自可参阅。
余先生还说我向他提意见是“给全国读者开了个大玩笑”，其实开这个大玩笑的是他而不是我。关于“李冰”任蜀守的时间，他让读者去查《辞海》1989年版第1422页。6月27日上午，我接到了三十多位朋友和读者打来的电话，他们说在1422页上根本查不到，问我余秋雨是否另有辞书社专赠给他这位“编写人”的秘本。我笑着回答，不可能有什么“秘本”。你们查的大概是三卷本，既然查不到，那肯定是缩印本的页码。有人没有买过缩印本，还特地跑到辞书社门市部书架上去翻查才算查到，用了整整一个上午，还花了四元车费。余先生家里不会没有三卷本，但他偏偏找了个缩印本的页码，又不按规矩说明一下———这也许是他治学作风粗疏的一贯表现，结果让这么多读者来回折腾，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这个玩笑也实在开得太大了！
②元末明初江南首富的名字究竟是“沈万三”还是“沈万山”？余秋雨又叫我去查《辞海》第1015页。他指出我所说的沈万三“‘排行老三’的资料也不可靠”。金文明答：
我为了考证是“沈万三”还是“沈万山”，查检了十多种明、清以来的史料，连清末、民初的地方志也引用了，哪有不查《辞海》之理？我认为《辞海》是一部非常严谨的工具书，绝大部分条目的释文都正确无误，经得起考验。但个别地方还是可以商榷的。以“沈万山”为正名就是一例。我纠错的对象也包括《辞海》该条在内，可供其今后修订时参考。但文中没有点到《辞海》。我认为辞书社的领导和编辑最可贵的精神就是从善如流，有错必纠。余秋雨拒谏饰非的态度，跟他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辞书社社长李伟国同志已经主动向我要书，可能就是要看看书中提供的史料是否对今后的修订有所帮助。我本来也想送一本给余秋雨，但看了他6月26日的“回答”，决定不送了。我知道他很想看这本书，否则就不会那样东查西翻，还没有见书就凭报上转载的简单问答题来大放厥辞了。我的考证如果真是那么简单，还会写这本书吗？我光是引用的古代文献资料和近人的研究著作就有一百七十种之多，跟他那信口开河的所谓“大文化思考”是根本不同的。我的那篇《为江南首富沈万三正名》，考证一个人名就写了四千多字，还专门去了一趟周庄。是不是可靠，有没有根据，读者看了自会明白，这里不再多说了。
③沈万三与沈厅究竟有没有关系？余秋雨说：“我手边的文汇出版社出的《余秋雨简要读本》，关于这一段是这样写的：“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据说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和他的后代有关。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他又表示：“那篇文章初稿时我对沈厅的建造时间尚未研究清楚，表述上有点模糊，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快就写清楚了。金文明利用我研究出来的成果，去反‘咬’我初稿中的模糊，这种做法有点戏弄读者。”金文明答：
“戏弄读者”的是他而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