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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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官司，在上海辞书出版界曾经很轰动———某篇文章，我保留我的著作权，罗竹风保留他的“职务权”，结果闹到了法院，如此而已，再也没有“无数可能性”啦……死者长已矣，许多细节今天我不想多说，因为余秋雨在这里同样试图转移大家对他“硬伤”的注意力。其实，说到底，我是不是《辞海》的编纂者真那么重要吗？就算属于弱势群体，只要有理，照样可以质疑你的“硬伤”嘛，打一个比方吧，“齐人有一妻一妾”，“齐人”曾经在她们面前自称是什么“内定的太子太傅”、什么“内定的部长”，她们就算是“农妇村姑”，总可以腹诽你的“致仕妄想症”吧。
再论余秋雨文史知识“硬伤”
记者：我们又回到正题了，你说到“致仕妄想症”，显然又在“活用”他的“古词变义”了，“致”字有多义，社会上一些人就认为，他现在的解释好像也解释得通。金文明：我说过我今天一直在笑，就是因为他“越描越黑”，在全国学人面前出大洋相了，这次可不是我们“害”他的了。古词，当然可以变义，比如“偷”的原义是苟且，“朕”的原义是船缝，后来都变了，但是中国文字语言的一个更大的特点是：词性变化不能随意，在“必要性”的前提下，就算“变”，也应该有一个较长的“约定俗成”的过程，比如“致仕”这个词组的搭配，因为固定的含义（归还禄位）而具有超稳定性，作为官场用语、仕途用语两千多年来没有一点变化，直到1949年前的民国官场的书札还在继续使用，并没有“早已不用”，而是千万不能用错！一个锐意仕途者，如果在上司面前听从余秋雨的劝谕而上书、而倾家荡产恳求“致仕”的话，事后岂不要悔得买一块豆腐撞死？所以这个词组的稳定性就像“淫奔”这个词组一样，谁也不敢乱来。
“淫”，也是多义，有“大”、“超过常度”、“邪恶”、“过度沉溺”等非常丰富的含义，但是你们记者如果听从余秋雨的逻辑，任取其一义来写消息的话，就要捅出大官司甚至出人命的。
试取其“大”意，你写某明星“发出阵阵‘淫笑’……”；取其“超常”意，你写某女运动员临近终点时“一阵淫奔”……可见，不是我抬杠，古词真的不能随便“变义”的，现代写作中，尤其是重要场合的文字，如果像余秋雨所说“虽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地一味写将过去，我想，他是用不着抬出胡适先生来的———好像胡适之也像他一样不懂装懂，错了还要“硬撑”———就拿钱玄同的“王敬轩”被他错成的刘半农来说，也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记者：难道，他那五千字左右的“回答”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金文明：有。那就是他曾经有过的念头：“想干脆借他的这本书写一本书，每一页的三分之一是他这本书的原文，三分之二是我对他的学术纠正，并由他的知识错误和方法错误引导出新世纪的年轻人应该如何治学、如何读书、如何钻研、如何思考等大问题。在我设想中，这倒能成为一本青年文史知识普及读物。”
他说这话，口气很大，似乎就凭他目前那点低微的文史功底真能做成一样，但是用心还是好的，真能这么做而且“做到”了，可就是“中国文化大幸”了，可惜定力不够，被几位学术界的朋友“一劝”，“就不想写了”，转而想为港、澳、台青年写几本文史知识普及本，未免又低估了港、澳、台青年的旧学根底，只是像他那样的“金圣叹哭明”、“吕洞宾始祖”、“舜有两女儿”、“沈万三沈厅”、“林和靖娶妻”之类的一百多个常识性谬误当心再被人笑得满地找牙。记者：我粗粗统计了一下，他的“回答”有九处反驳了您的考辩，您觉得他反驳得如何？
金文明：“一片混乱”。因为他根本还没有看过我的书，就急急上阵，可见浮躁至极，不免又是洋相。
比如“回答”一文中谈得较多的“康熙字典”。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狼山脚下》一文中，将《康熙字典》错成《康熙词典》了，我撰文批评了他，这是铁案，大家都可以查看他原文，却又在“回答”里把水搅浑，反说我指责他杜撰了《康熙字典》四字中的“字”字，这么一来反倒是我转换成了他在《狼山脚下》中的无知角色，他却金蝉蜕壳而去，真是操纵舆论、上下其手的高手啊！只可惜，大家都识字。他一直以为大家都不会动真格翻他原书的，我建议你们翻一翻就恍然大悟了，其余八处，我都懒得评论，为什么？都是一类的狡辩、强辩，一切照旧———拒绝一切批评。
只要看我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一对照就真相大白。不过，这么一来，他的形象就完了。真完了。什么假象都怕太阳。
记者：恕我直言。我总觉得您对余秋雨先生是否失之太苛，他毕竟是文人性情，才情上来了，怎么可能先去查字典或词典、《辞源》、《辞海》、《辞通》的？您还坚持文学批评的尺度和文史批评的尺度是一样的吗？金文明：两者尺度区别我还不知道吗？我对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强加，我要再说一遍：我从来不对他的随笔和散文找茬。但是，他的很大部分的散文被他自己定位为“历史散文”（这是众所周知），是对历史的重新解读，那么这就是严谨的课题了，历史不能随意解读，你解读错了，贻害年轻人、贻害后人，我就要找你，就这么简单！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十分尖锐，您听好了：有个别人说您，想借名人效应暴得大名，您怎么看？请相信，我无意伤害您，是记者的职业性质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公正。金文明：（气极之状）我，我都68岁了！在辞书界够有名了！我记得我和你说过，我曾经为钱钟书等一系列名人找过“茬”，钱钟书总比他名头大吧，现在说来，我都想在钱老身上暴得大名了？记者：不管怎么说，您都应该对公众有个坦诚的说法。
金文明：我有权不说，我认为所谓“暴得大名”的推断是对我的一种侮辱！7月1日下午，在公关顾问卞权先生的陪同下，我前往新民晚报社拜访了党委书记兼总编辑金福安同志。我向他指出，现在社会上都在议论，《新民晚报》快成为余秋雨的私人报纸了。作为上海发行量最高的一家大报，6月26日以前，没有刊登过关于“金余之争”的点滴信息，现在却破门而出，发表了余秋雨长达六千字的影射、诬陷我的文章，而广大读者却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显然是不公平的。金总表示：对于从学术上进行探讨和论辩的来稿，我们是一视同仁的。您如果有回应余先生的文章，我们也会发表。我立即从包里取出《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递给金总。他翻阅了一下说：太长了。我们给了余先生一个版面，也给您一个版面，大约五六千字。金总让我拿回去自己进行删改，明天寄给他。当天晚上，我从原文中选择了1、4、5三个部分，分别写成六千字和五千字两稿，题名为“我答余秋雨”，并于次日上午亲自送往新民晚报社。
7月2日，东方网记者牛二波来电告诉我，他对余秋雨助手金克林作了电话采访，记录如
下：
问：不知道余先生有没有看到金文明先生的二番言论？（指东方网6月29日发表的《历史会
作出公正的裁决》）答：也许没有看到，他已经不关心这些了。问：余先生准备再对这些言论
说话吗？答：他之前已经说过话了，这就足够了。
问：金文明的言论似乎比最初激烈了很多，您知道吗？答：无所谓。我们已经决定不再就这
件事说话了。问：那么对方说什么你们也不关心吗？
答：那是你们记者关心的事儿，对我们已经无所谓。
问：您的意思是，随便对方再说什么，余先生都不表态了？答：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金克林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牛二波就金克林的表态，请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当天下午，东方网上发表了我的答记者
问。照录如下：
金文明：我还不能就此“打住” 2003年7月2日 13：34 东方网记者：牛二波
在获悉余秋雨先生秘书金克林的态度后，记者电话采访了金文明先生，问他对此事的看法。金先生在考虑了约一刻钟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对不起，我还不能就此“打住”
他们的这种态度，如果表达于6月26日《新民晚报》上《被“咬”者的回答》一文刊载以前该多好啊！因为这本来就是个纯属学术探讨的问题，不应牵扯到个人的身份、地位或历史纠葛上去。我在此前，没有片言只语涉及到余秋雨的过去，我不愿意因这些问题转移乃至干扰读者对学术问题的关注。
但这个愿望于6月26日破灭了。余秋雨撇开了自己曾表态过的“就文谈文，就事论事”的原则，用暗示、影射甚至歪曲事实的手法对我进行了人身攻击。那篇《回答》所造成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而许多读了该文的读者是听不到我的声音的。日前东方网发表了我反驳余秋雨的文章《金文明再“咬”余秋雨》（即《新民周刊》记者胡展奋采写的《再访金文明》），已经在众多的网友中间消除了影响，我感到很欣慰。但考虑到一些未能上网的读者，我现在正赶写一篇《我答余秋雨》的长文，希望在有关媒体上得以刊发。若在此文刊发后，他们确实如其所称的“不关心”“无所谓”“不表态”，那时我也会就此“打住”的。谁是谁非，就留给读者去判别了。
7月3日，《南方周末》发表驻沪记者王寅采访我和郝铭鉴而撰写的三篇报道：《咬嚼余秋雨》、《我不是为余秋雨写的》和《〈咬文嚼字〉主编“咬文嚼字”》。此外，《南方周末》同版还以“非现场的辩论赛”为题，摘录了我同余秋雨在“致仕”、“沈厅”、“林和靖”、“金圣叹”等问题上的论辩。由于内容摘自《济南日报》、《深圳商报》和东方网已经发表的文章，这里不再引述。
7月6日《新闻午报》发表记者屠菡对我的采访文章。转录如下：
金文明：《我答余秋雨》终结舌战！ 屠 菡
近几年来，关于余秋雨的争论不断，给他的文章挑毛病的人也不少，不过都没有像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挑得这么集中。针对这本书，余秋雨发表了6000字的文章辩驳，而此书作者、《咬文嚼字》编委金文明也通过媒体积极回应。这两位重量级的学者、专家要争辩到何时？昨天，金文明向本报表示，希望一切争辩到此为止。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4节 希望余秋雨看完书再反驳
希望余秋雨看完书再反驳
对于余秋雨的长文辩驳，金文明希望对方看了书后再说话。“现在他只听只言片语就为自己辩解，太没道理。而且我的《辞海》、《汉语大词典》编辑资格是真是伪可以拿出书来查，他揪住这个问题有什么意思呢？”
金文明表示，他已经写了《我答余秋雨》，准备下周发表，作为对余秋雨的回应。“我不想和余秋雨争辩，我把事实摆出来，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金文明说，这篇文章后他不想再多说什么，他也希望媒体“冷”下来，“大家都去看书，然后再说话”。
在辩驳文章中，余秋雨对《咬文嚼字》杂志也颇有微辞，他说“《咬文嚼字》这个杂志，尽管主办者是我的朋友郝铭鉴先生，尽管也得过奖我确实不喜欢”，一句“鸿苍茫的中华文化，在他们手上全都变成了最简陋的一问一答，而问答结构又是那么笨拙和武断”让金文明先生很是气愤。《咬文嚼字》多年来致力于纠正文章中文史知识性错误，杂志的编委们一致认为余秋雨对他们工作的评价有失公允，这样的言辞严重损害了《咬文嚼字》的声誉。编委之一的金文明透露，杂志社将对此做出回应，要求余秋雨为所说的话向《咬文嚼字》道歉。 “我不想借此书出名”
“一开始，我把发现的一般性错误陆续发表在《咬文嚼字》上，希望能传给余秋雨看，只要再版时改正就可以了。比如朱熹生于1199年，他错写成了1200年，改正是很简单的事。其实对一些学术上尚无定论的事可以模糊处理，但他对确定性的错误也不肯改正，我就想出本书好好说一说。”金文明说，他没想过借此书出名，“我一个快七十岁的人还图什么呢？我做文史方面的工作多年，希望有一个正常的学术讨论氛围。无论是历史散文还是历史小说，都不能随便，应该忠于史实。” 曾想请余秋雨作序
出人意料的是，《石破天惊逗秋雨》曾想过请余秋雨作序！金文明透露，他曾把书稿交给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社审过以后表示，考虑到余秋雨是浙江人，希望能找他为书写序，这样既能表现出余秋雨的大度，又能让书顺利出版。
“当时一位熟悉余秋雨的朋友就说，余秋雨不一定会写这个序。由于出书的事迟迟不能确定，我就没和余秋雨联系，结果这家出版社把书稿退了回来。”最后，山西的书海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金文明接受出版社的建议，把原来措词尖锐的16000字长序缩成4000字，并改用调侃式的缓和语气。
为何登载在各媒体上的差错举例都差不多？金文明说，这是因为出版社在出书前从书中摘录一部分，提前发给了媒体。
7月7日，《新民晚报》刊发了我回应余秋雨的五千字长文《我答余秋雨》。此文选自《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第1、4、5三个部分，读者自可参阅，这里不再重复引录。7月8日，为了弥补《新民晚报》未发全文的缺陷，在我的请求下，《新闻午报》同意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由于本文用翔实的史料对余秋雨的错误观点作了全面的反驳，澄清了是非，受到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支持与肯定。现将记者屠菡撰写的引言转录如下（正文已附于6月29日下，请参阅）： 金文明、余秋雨的最后一战 实习记者 屠 菡
《石破天惊逗秋雨》终结篇：《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正当《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在各个书店热销时，该书作者金文明日前表态，希望借《我答余秋雨》一文停止一切争辩。记者昨日再访金文明，他表示，在《我答余秋雨》刊出前还有几句话要说。金文明说：“我从1999年起陆续给余秋雨提意见，对方始终没有接受。本来还希望《石破天惊逗秋雨》出版后能和他开诚布公地谈谈，也为他树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可惜这只是我一个美好的愿望。”“《我答余秋雨》是根据余秋雨的回应文章写的，原文大约有一万三千字，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只能用五千多字。为公平起见，我很希望读者能看到全文。”因此，金文明在对全文进行认真的校对后，将《我答余秋雨》原文独家提供给本报，并更名为《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希望读者通过《新闻午报》了解文章全貌，给此事一个公正的评判”。
金文明还介绍，《石破天惊逗秋雨》的台湾版即将问世，“里面除了恢复一万六千字的长序原文，还将在正文后附上几篇文章，一是媒体对我的采访，二是余秋雨的回应文章，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