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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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读迟子建的一篇散文，文中写她梦见周瑜，有奇妙而荒诞的交流。这样的散文，涉及历史人物，其实和历史无关，只是表达作家的一种向往和心境，读者不会在意文章中出现的周瑜是否真实。如果是后者，即学者专家的介绍议论历史文章，必须非常严谨，文章中提及的一切都得有明确出处，都得经过考证。即便是修正前人观点和结论，也应在科学考证的基础上，完全凭推断和想象是不行的。记得很多年前读翦伯赞的《内蒙考古》，很为他那种严谨认真的风格感慨，虽不是学术论文，但不愧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文章。余秋雨的散文，在这两者之间，既不是一般的抒情散文，也不是学者研究历史的学术论文。读者喜欢他的散文，在阅读中产生遐想和共鸣，是因为他对历史和人生的思考，是因为他独特的叙述议论方式，还有他的文采。他的散文的成就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余秋雨这些年来一直成为关注的中心和热点，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再完美的事物，不断地在聚光灯下被无数人用放大镜谛察，总能挑出疵点来的。如果因为文章中一些小的疏漏而否定余秋雨的创作成就，那当然很可笑。
我没有读过《石破天惊逗秋雨》这本书。能把从余秋雨的散文中发现的问题写成一本书，我很佩服作者。书中的评论，是严肃的学术考证，是平心静气的探讨，还是吹毛求疵的夸张，是牵强附会的批评，没有读过此书我无法判断。不过，我想余秋雨应该欢迎这本书，不管作者出于何种目的和心态，能够花这么大的功夫研读自己的作品，而且居然能发现这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那应该是一件好事。如果是我，我会找来认真读一读，对书中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是善意批评，我会由衷感谢作者；如是沽名钓誉、恶意挑刺，那也不必生气，一笑置之吧。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散文家）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6节 常识性的文史差错
7月中旬，山西太原李广洁先生寄来一篇批评余秋雨拒谏饰非的文章，同时指出其散文中多处常识性的文史差错。理据充分，措辞恳切，对余先生显然有药石之效。特转录如下： 历史与面团
———余秋雨笔下的历史李广洁
当代作家中，以散文而不是以小说奠定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且能够让自己的作品畅行十几年不衰的，恐怕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余秋雨先生。其散文集《文化苦旅》的印数近90万册。近两年，《文化苦旅》被许多中学教师指定为学生的必读图书，甚至有些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余秋雨〈文化苦旅〉导读》一书。按照我的理解，能够列为学生的必读图书，并且还有必要出版一部专门为之“导读”的图书，应该是经典之作。既然是经典之作，就应当经得起推敲，最起码不应该有知识性的差错。不过，话又说回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能按照古代散文大家的水平来要求余秋雨先生，要求他的作品中没有丝毫的错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尤其是处在当今普遍浮躁的社会，能坐下来认真搞学问的人不多，写作之中的失误更是难免。发现有错误，改正就是了，你的形象在读者心目中只会更加高大。当年鲁迅先生写杂文，也曾经因为误记《颜氏家训》而冤枉了颜之推，但鲁迅先生不久就专门在报纸上承认了自己的误记，以正视听，体现了鲁迅先生的大家风度。
对于余秋雨的散文，因为专业和兴趣的关系，我原来只看过他写的《抱愧山西》，觉得他的文笔不错，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近年来文坛上有关余秋雨散文的一些争论，偶尔听朋友说说，没有去关注。我原以为，作为一位声誉日隆的散文作家，余秋雨先生对自己作品中的个别失误，也会像鲁迅先生一样痛快认错更正，这是一个学者、作家的本分嘛。前两天，我的一位好朋友送我一本《石破天惊逗秋雨》，作者是上海的老编辑金文明先生，书中考辨了余秋雨散文中的一百多处文史差错。看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我确实感到吃惊，余秋雨散文中的文史差错确实不少。出于职业习惯，我又借来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书，大致浏览了一遍，发现余秋雨散文中的文史差错比金文明先生指出的还要多。《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中的文史差错，在金文明先生推出《石破天惊逗秋雨》之前，已有不少学者陆续指出过，但都没有像金文明先生这样系统、严谨。对于读者们的批评，余秋雨先生是什么样的态度呢？看了余秋雨的一些回应文章，我感到万分吃惊。他在《山居笔记·自序》中说：“我曾对学生戏言：‘我把想清楚了的问题交给课堂，把能够想清楚的问题交给研究，把想不清楚的问题交给散文’……以我的经验，拿过于明白、清晰的事情来写散文，是末流之举。”“经常也会遇到记忆不确的时候，但我不能放下笔去查证，因为文思一断往往再也接不上了。有时也会自己告诫在写完之后核对一遍，但正如古人所说，这种事如扫落叶，扫来扫去总有遗漏。因此凡有读者指出我记忆不确之处，我总是十分开心……总之，专心致志写灵感，耳聪目明扫落叶，两者都是乐事。”在《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一文中，还有更惊人的语句呢！他说：“他们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因为谁都能够判断，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于是这样的‘差错’每天都可以编造一大堆，一切都反着说，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
呜呼！世间竟有这样的奇文字！这样的文字竟出自余秋雨这样的名家之口，简直不可思议！我真怀疑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冒余秋雨先生之名来发表这些言论的，但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可能余秋雨先生最初写散文的时候，是想写给那些大学者们看的，让学者们回答他想不清楚的问题。所以他“把想不清楚的问题交给散文”。没想到他的读者以青年居多，尤以中学生为最，一些问题只会把中学生们搞糊涂！你这是在写散文，可不是像屈原一样在写《天问》！至于“拿过于明白、清晰的事情来写散文是末流之举”的说法，恐怕是余秋雨先生的发明。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鲁迅的文章，所说的都是很明白、清晰的事情，难道都成了末流之举？散文的高下好像不是以模糊、糊涂为标准来判定的，莫非余秋雨先生要改写中国的散文写作史？还有，你写文章，遇到记忆不确的时候，是马上去查证，还是写完之后再去核实，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为读者负责的作者都会认真对待此事的。我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哪位古代的先哲说过这种事像扫落叶一样，可以不去认真核对。拿“文思一断往往再也接不上”、“扫来扫去总有遗漏”这样的理由为自己的失误开脱，恐怕不太高明。按照余秋雨的说法，有些人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但他也承认会“遇到记忆不确的时候”。是不是真像他所说的那样，别人从他的鸡蛋里挑出的骨头都是属于“冷僻的史料差错”和“记忆不确”的失误呢？我看不是，大多数差错是属于文史常识类的错误。
一场子虚乌有的战争：三危山前的大战
《文化苦旅·莫高窟》的开头一段：“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像，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这段文字中有三处常识性错误，金文明先生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中已经指出其中的两处，但引用史料过多，因为余秋雨先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查证。我试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说明这几处差错。根据余秋雨的提示，我查阅了《山海经》一书中关于三危山的记载，《山海经·西山经》：（符惕之山）“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根本没有“舜逐三苗于三危”的记载。看来余秋雨说“舜逐三苗于三危”这句话源于《山海经》是记错了。《山海经》的内容极富神话色彩，虽然也有一些实在的地理内容，但论及历史，一般都不会到《山海经》里去找依据，这是常识。舜、三苗、三危，是这句话的三个要素，我们不妨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入手查证这条史料的出处。关于三苗，《辞海》的解释为：“三苗，古族名。亦称有苗、苗民。《史记·五帝本纪》载其地在江、淮、荆州。传说舜时被迁到三危。”根据《辞海》的提示，我们再去查《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 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是说舜把共工、 兜、三苗、鲧四个不服从命令的部族首领流放到幽陵、崇山、三危、羽山四个极远的地方，以示惩罚。三苗在这里显然是指三苗族的首领，而不是指整个三苗部族。由此看来，《辞海》“传说舜时被迁到三危”的说法也不确切，应该为“传说舜时其首领被迁到三危。”根据《史记·正义》的解释，三苗族的首领叫饕餮。余秋雨先生说“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显然是把“迁三苗于三危”这句话记为“逐三苗于三危”。“舜逐三苗于三危”不见于任何一种先秦文献记载。看来，是余秋雨自己自造了一句史料，然后又把这条根本不存在的史料当成事实，煞有介事地大发了一通议论，断言当年舜曾率领中原大军和三苗族在三危山实实在在打了一仗。三苗地处江、淮一带，舜如果要和他们决战，不在较近的南方攻打，却要把他们驱赶到几千里之外的三危山才决战，真是吃饱了撑的！以想像丰富著称的《山海经》也没有这样大胆的想像。“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不知道余先生这里说的马蹄声是从何而来？中国的车战，在夏代初期才出现。至于骑兵作战，是在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才大规模出现。在上古的尧、舜时代，根本不会在作战时响起哒哒的马蹄声。据《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有天下之后，“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而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文中的干和戚都是古代的兵器，不用于战争而作为舞蹈的道具，说明舜主张止战修教，以文德去感化三苗族，使他们归顺。
难懂的奥妙：历代的僧人为何偏偏选中了沙漠？ 《文化苦旅·沙原隐泉》写道：“为什么历代的僧人、俗民、艺术家要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他洞窟？站在这儿，我懂了。”余先生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常识性差错，现在莫高窟一带的地理环境并不能说明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情况。莫高窟位于今敦煌市东南二十五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部，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在十六国时期西凉政权曾以敦煌为都城。在唐代，敦煌是一个国际化的贸易城市。据莫高窟第148窟中的《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载，唐大历年间，莫高窟的风景秀丽，“碧波映阁”。可见当时莫高窟前面的河床中是有水的，而且水量很大，足以使莫高窟的楼阁倒映在碧波之中。在唐代大历之前的四百年间，莫高窟一带的自然环境只会比大历年间更好。俗语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当初僧人选择在此居住、兴建洞窟，当然是因为此处有山有水，风景秀丽，而不是“偏偏选中沙漠沙山”来建造洞窟。历史上的佛教建筑，没有一处是有意选择在环境恶劣的地方的。莫高窟一带自然环境的恶化，是唐代以后一千多年历史变迁的结果。在余先生的笔下，现在的环境和莫高窟兴建时期的环境成了一回事。他把地理环境当成了一成不变的东西，才会得出这种不能成立的结论。
变了调的颂歌：关于都江堰的历史
《文化苦旅·都江堰》有这样的文字：“我以为，……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余秋雨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想赞美都江堰，尽管赞美好了，犯不着去矮化长城，以致把一些常识性的说法都改变了。众所周知，长城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是举世公认的。在人类历史上、在中国历史上，都江堰的知名度是无法和长城相比的，这是常识，也是历史事实，你为什么要去改变它呢？何况这两者本来就没有可比性，长城是关系到全国的一项工程设施，都江堰只不过是四川一地的一个工程。八达岭是长城中保存最完整和最有代表性的一段。明代在八达岭口修建关城，有东西二门，西名“北门锁钥”，东称“居庸外镇”。八达岭长城就是从“北门锁钥”关门开始，南北延伸，宛如游龙啸天，巨蟒窜洞，盘旋于燕山群峦峻岭之中，不见首尾，气势磅礴，令人惊叹！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7节 常识性的文史差错
不知道余秋雨先生说“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是从何说起？或许余秋雨的眼光和众人不同？但大家看到的是同一长城，想来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反差吧。都江堰地处成都平原的西北，余秋雨说都江堰在“四川平原”上，也是一处失误。地理学上只有“四川盆地”一说，而没有“四川平原”一说，四川盆地由西部的成都平原、中部的方山丘陵和东部的平行岭谷组成。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是从属关系，这些都是地理方面的常识，怎么会生造出来一个“四川平原”的地形名称呢？至于余先生说“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也是于史无据的。唐代“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倒是到成都避难，跟随他到成都的有“官吏军士一千三百人，宫女二十四人。”这在《旧唐书·玄宗本纪》中有记载，也不是什么冷僻的史料。唐玄宗在成都住了14个月，就离开北返了。唐代还有一位皇帝也到成都避难，那就是唐末农民起义军占领长安后，唐僖宗逃出长安，到成都住了四年多。除此而外，历史上的其他皇帝还没有到四川寻求庇护的。“安史之乱”可以算是民族的重大灾难，不过到成都去的人员一共只有一千三百多人，似乎看不出天府之国对整个中华民族提供了“庇护和濡养”。说到对民族的庇护作用，长城在历史上还是有过这种作用的。说到历史上的四川，好像有这么一句俗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由此看来，说都江堰“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不是“毫不夸张”，而是十分夸张！都江堰在历史上最大的灌溉面积是三百多万亩，成都平原的面积为九百多万亩，都江堰的灌溉面积也只是成都平原的三分之一而已。从历史、文化、地理任何一方面来说，都江堰都不可能说“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你虽然是在写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