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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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来说，都江堰都不可能说“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你虽然是在写散文，可你笔下描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和地理，怎么能随意改变历史呢？抗日战争中的1938年10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四川省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当时也曾对四川省内的都江堰等水利工程进行整修，扩大灌溉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不过，当时中国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后方，主要是因为全国军民在前线浴血奋战，日军的战线拉得过长，无力再对大西南发动重大军事进攻。因为有都江堰，“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显然是言过其实，有意夸大了都江堰的功能。从逻辑上讲，都江堰的存在不是大后方安定的必要条件。事实上，由于政治和经济的混乱，当时都江堰的管理直接受到了影响，每年的岁修工作经常不能正常进行。1943年7月还发生了著名的“飞沙堰事件”，外江灌区的灌县、崇庆、温江、双流等县均遭水灾，内江各河长时间缺水，导致当年粮食严重减产。我们再来说说长城是不是都江堰的后辈。都江堰兴建于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50年间，这是余先生也承认的。但长城的修建时间，并不是从秦始皇时才开始的。早在春秋后期的公元前五世纪，齐国已经修筑了长城，到战国时代的公元前四世纪，燕国、赵国、秦国等国都在各自领土的北部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防备匈奴南下，把原来秦、燕、赵北部的长城连接起来，又新修了不少城墙，形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长城的修建历史，比秦始皇统一天下还要早近二百年，这也是历史常识。长城的资历比都江堰要早近一百五十年，怎么能说“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呢？
甘心远嫁还是怨恨之举：关于昭君出塞
《文化苦旅·三峡》：“船外，王昭君的家乡过去了。也许是这里的激流把这位女子的心扉冲开了，顾盼生风，绝世艳丽，终逝他乡……”余秋雨先生在文中说王昭君是自己甘心远嫁匈奴的，不知他的结论是怎么得来的。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根据以上史料，根本看不出王昭君是“放着宫女不做，甘心远嫁给草原匈奴”。王昭君之出塞，原因很清楚：那就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愤而求行。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把昭君出塞的怨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两句，最为人们称道。王昭君分明是积怨数年，为了摆脱“白头宫女”的命运，才愤而请命的，怎么到余先生的笔下，倒成了“甘心远嫁”的自愿行为呢？
中国的帝王面南而坐是为了探询“碧天南海”吗？ 《山居笔记·天涯故事》：“中国大地上无数石狮、铁牛、铜马、陶俑也都面对南方站立着或者匍匐着，这种种目光穿过群山、越过江湖，全都迷迷茫茫地探询着碧天南海……”这段话是余先生在赞美海南岛上的“鹿回头”时说的。就像他为了赞美都江堰而矮化长城一样，在这里他又把海南岛赞美过头了。中国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所以帝王之位皆南向，称居帝位为“南面”，在《庄子》中有“南面称孤”之说。《易·说卦》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从地理上讲，中国处于北半球，自古以来建筑上皆以北房为正房，因其向阳故也，所以民居都朝南而筑。指南针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当时叫“司南”。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的目光还没有越过五岭，还没有“南海”这个地理概念，对他们来说，帝王面南而坐，民居朝南而筑，指南针指向南方，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与所谓的“碧天南海”一点关系都没有。余先生的这种说法，有违常识，过于牵强了吧？综上所述，余秋雨先生在《莫高窟》、《沙原隐泉》、《都江堰》、《三峡》、《天涯故事》五篇文章中出现的差错，都不是什么“冷僻的史料差错”和“记忆不确”的失误，也不是别人编造的，都属于很普通的文史常识差错。用不着到天一阁一类的地方去查找，这些常识和史料在《辞海》、《史记》、《后汉书》、《旧唐书》等书中都能找到，这些书都不“冷僻”，一般文史工作者的书架上都应该有。至于把清代的金圣叹写成明朝的忠臣，把唐代的吕洞宾说成道家的始祖，让死去的柳宗元为自己写神庙碑，这类常识性的差错，金文明先生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中已经指出，这里不再多说。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些历史到了余秋雨先生的笔下都变成了面团，被他随意地揉捏，搞得许多学生不知所措，还以为他们的《历史》和《地理》课本编错了。我在此向余秋雨先生提个建议：为了对得起广大读者，“灵感”还是要写，“落叶”也需要打扫，尤其是那些别人指给你看的“落叶”。余先生以为然否？ （2003年7月16日）
7月11日，东方网发表网友“一棵树”的文章，对某些支余反金者的错误论点提出了批评。转录如下：
驳“支余派”的糊涂观点 网友：一颗树
东方网请到了四位名人，一位作家（赵丽宏）三位教授，看来对余秋雨的行径不利了。
1、各位在批驳金文明的时候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他在炒作，理由如下：余秋雨有名，金文明无名，咬名人出名是现今世道的常理，以前就有不少———在学界，金文明真的很有名声的，反之，余秋雨在时尚的商界名声很大。到了68岁，说金文明追求时髦的名声，看来胜算不大，那他还“炒”个什么劲儿呢？何况，作学问的人，特别是作文字方面学问的人，起码的要求就是准备沉默。类似的有作国防科学的，有哪位“很有名”呢？邓稼先如果不是身患绝症，哪里能打破他的誓言呢？———一辈子隐姓埋名。说金文明先生在自我炒作的论点站不住脚。
2、金文明和鄙视余秋雨的人是“弱者”———作学问的人，对于自己的专业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骄傲啊！余秋雨的错误正撞到金文明的专业上———有些不是专业，而是文史基本常识。向无知的人指出其错误，是何等的开心，何等的满足啊！不料余秋雨不识相，愣把自己的弱点来撞别人的长处，岂不败哉？田忌赛马的故事，只怕余秋雨是知道的，他不该拿自己的短处（文史知识和文革旧帐）来对付金文明。———这里，金文明真的不算弱者，他生活在自己的理想里，开开心心，比斤斤计较的余秋雨强大多了。至于泛义的“像”弱者，俺不清楚，倘若真的这样看下去的话，俺也算“弱者”了，弱就弱吧，我自己开心，别人说我弱有什么意义呢？至少在我的专业知识上，没人能随随便便地“驳斥”我，就像余秋雨根本没有能力在文史考据上“反驳”金文明一样。强弱立判，不必多讲。3、承认错误真的那么困难吗？我不理解。这个问题不知道余秋雨的FANS能否回答？
4、“有能耐你也写几部散文集？”是强盗逻辑，这和要求厨师下蛋一样滑稽。
5、文革旧帐就不要提了，就说余秋雨和金文明两人文革十年的表现，哪位有空去上海图书馆查查，相信会有收获。
6、赵丽宏的言论很有点为余秋雨同情，这是作家的生活，但就算这样也不敢说金文明的文章不对。
7、金文明的书名，“逗”看来有点玩世不恭———但稍稍读过那句唐诗的人就会会心地一笑———这老头儿真幽默。
8、中华历史太长，谁也说不清———这言论在网上说说也就算了，在文史学界得挨打，学人在干一些没有是非标准的事情吗？还有，文史真假的“法定性”，我想应该是以“学界共识”为基准的。比如“致仕”，学界共识就是“辞官”，有人非说“当官”不错，但没有得到学界的“共识”，就有点胡闹，就仿佛教孩子管煤球叫“汤圆”一样的胡闹。再说一遍，文史学界的是非是和自然科学界一样的，清清白白，不是任人胡诌和狡辩就能掩饰的，俗话讲，越描越黑，余秋雨的回答，本来想再敷一层铅粉，不料反倒成了个三花脸。7月11日，山西《都市生活》报发表记者吉晋 采写的对我专访的长篇报道。同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读者短笺”栏发表了三篇随感式的文章，现将闲斋先生的《“咬”金文明》转录如下： “咬”金文明 闲 斋
读《金文明谈“逗咬”余秋雨》（6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突然萌发了“咬”一“咬”金文明的念头：金文明“咬”了余秋雨126口；但是，他也有一处该被“咬”。这就是他居然起码有两处使用了“拒谏”这个词。
对余文硬伤，可以用“批评”，也可用“咬”；但是，窃以为“谏”字分明错了。查《辞海》，“谏”是“直言规劝，使改正错误。一般用于下对上。如：进谏”。金文明和余秋雨完全平等，绝不是一个在下，一个在上，何谏之有？这个“字虱”该捉。当然，金文明先生那种较真的精神很可敬，有一天如果我有幸被他也如此这般地“咬”上若干口，肯定欢迎。
但是，我又以为，用“严谨而且诚实”（金文明自我评价，我也敬重他这一点）的态度，给迷恋这类畅销书的中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提个醒，以免他们高考过后就提前“致仕”，很有必要；却未必需要一再同对方讨论“致仕”是退休还是当官这类问题（我拜读了同期《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反复再三细读关于“致仕”的新解。惭愧得很，仍不明白“死文字”的“致仕”与“活文字”的“致仕”何以有截然相反的意思）。既然有人坚决认定三乘八等于二十五，你何必再去论证“三八二十四”？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8节 金生叹老兄又来“咬”我
同样道理，尽管指谬在前，唐代的吕洞宾，还是坐享着道家始祖的至尊；元末明初的沈万三，还是住在大清乾隆七年落成的“沈厅”里；终身未婚的林和靖先生，仍然有妻子和小孩；当然，金圣叹还在做他大明皇朝的忠臣；敦煌的三危山前，还响过舜伐三苗的号角声；而且，雨果既然可以荒唐到参加法国大革命；吴越王钱 ，当然也可以被他想当然地改为“钱 常”……等等，也不必大惊小怪，连呼咄咄。这样较真，使人想起明朝那些大臣，冒着廷杖的危险而“谏”，挨廷杖之后仍愚忠地“谏”。
行文至此，金生叹老兄又来“咬”我，捉我的“字虱”：人家风风光光地一再成为电视台或什么讲座的特约嘉宾，一再在电视台上侃侃而谈，其地位与文化皇帝差不多，当然得用“谏”字。我为之语塞，于是掷笔，不敢放屁。
金按：“文化皇帝”一语，点出了余秋雨对待批评的失常心态，可谓一针见血。
7月12日，《济南日报》刊登记者李雪萌对《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的访谈文章《咬嚼派：志在纯洁中国文化》。
7月14日，《新民晚报》发表《咬文嚼字》月刊主编郝铭鉴的文章《“咬嚼派”与大文化———致余秋雨的公开信》转录如下： “咬嚼派”与大文化 ———致余秋雨的公开信郝铭鉴
我已无权保持沉默
秋雨兄：你公开战“逗”的当天，我就接到几个电话，都是媒体打来的，无非是要我表态。你知道我这个人心软，两边都是朋友，话该怎么说呀？于是一味闪躲腾挪，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无可奉告”。现在，我知道自己已被逼到墙角，除了面对现实别无选择。这是因为，你在访谈中点了我的名字，点了《咬文嚼字》这份刊物，你嘲笑“咬嚼派”只是属于“夜航船文化”的末流，非但于文化无补，还会损害年轻人的思维，可谓罪莫大焉。我觉得你的这些说法，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在相当程度上伤害了我和《咬文嚼字》编辑部同仁的感情，伤害了全国广大从事语文规范化工作的同志的感情，作为这份刊物的主办者，我已无权再保持沉默。
首先想说明一个事实，自创办《咬文嚼字》以来，我没想到要给你寄刊物。这倒不是忘了老朋友，主要是考虑到你是一位“行者”，居无定所，而且你也志不在此，何必来这番客套呢？直到有天收到你“秘书”的通知，才知道编辑部另有一位同仁给你寄了一份。因为本来不存请你读刊的奢望，所以停止送刊这件事，我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倒是你“秘书”说你以后不再从事文化工作，让我感到有点惊讶，隐隐为中国“大文化”的前途担心。《咬文嚼字》编辑部确实经常收到批评你的稿件，不论写得好坏，基本上都给压下了。后来有篇涉及林和靖的短文，有关编辑坚持要用，我决定寄你本人过目。这一方面是编辑部的制度，在你之前，批评华君武、谢冕、冯岑植等人的稿件，都是这样处理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本人的私心，在自己办的刊物上，总不忍拿朋友“开刀”，即使要体现“一视同仁”，也希望“先礼后兵”。不久便收到了你的回复，当时你远在国外，仍想着为《咬文嚼字》写稿，我觉得你这个人是很够朋友的。不过，你的文章却让我感到有点意外，我没想到读者指出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你竟用那样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来反驳。为此，在发表时特地加了个“编者按”，其中有这样两句：“批评并不是给名人‘上课’，反批评也不应文过饰非。”秋雨兄，这后一句话便是说给你听的。 想起了“镜子”寓言
你说你不喜欢《咬文嚼字》，而且委婉地向我表达过不喜欢的理由。不知怎么回事，我竟然毫无印象。相反，倒发现你写过这样的句子：“作为今后一直会应用下去的汉语言文字，还是应该通过严肃的讨论和校正来保持它主干部位的纯正的，像《咬文嚼字》这样的工作就很有意义。”谓予不信，请允许我套用一下你的口气：请翻翻《咬文嚼字》吧，它就刊登在1999年第2期第11页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所委婉表达的内容。不过，这都没有关系。你过去若说过喜欢，我非常感激；你现在说不喜欢，我还是非常感激。不瞒你说，《咬文嚼字》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你的《文化苦旅》，合订本在书市可以说是盛销不衰。可“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作为办刊人，我更看重你的“不喜欢”，因为由此可以引出更多的有价值的思考。
然而，作为朋友，有句话本来应该私下说的，现在只能公开说了：我觉得你这样说话有点不是时候！当前社会语文生活十分混乱，“无错不成书”的局面至今尚未扭转，作为一个知名学者，你对宣传语文规范如此厌恶，别人也许会怀疑你的文化良知。你当年说《咬文嚼字》“很有意义”，现在又反过来说“不喜欢”，如此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尽管表达的也许是你的真实想法，读者仍会留下这样的印象：这都因为《咬文嚼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