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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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愧山西》也同别的秋雨牌散文一样，先抓住一些地方史材料，然后洋洋洒洒地抒发感慨———这已是余氏下笔的老套子了———文中余秋雨逛了一番平遥古城，又找到黄鉴晖所著《山西票号史》及《山西票号史料》，便带读者重温晋商“海内最富”的旧梦。那么，晋商是怎样发迹，从何时暴富起来的呢？余秋雨“读过一些史料”，便被同行者推为“旅行的向导”，余向导这样导游：明清以来，山西尤其是“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并不好，没有太多的物产”、“经商的洪流从这里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这一带客观环境欠佳”，这就逼得山西人“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试图……走出另外摆脱贫困的大道”：经商。这经商之道从哪里开始呢？余导游称：“他们先选择，正是‘走西口。”
“从清代前期开始山西农民‘走西口’的队伍越来越大，于是……那首民歌也就响起在许多村口、路边：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我相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边滴下的眼泪，为山西终成‘海内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种子。”
“山西人经商当然不仅仅是走西口，到后来他们东南西北几乎无所不在了。由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
“当康熙皇帝开始 行满蒙友好政策、停息边陲战火之后，山西商人反应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组建起来……”晋商由“走西口”发迹，经过一番打拼，塑造了商业人格，于是“当年走西口的小伙子们也就像模像样地做成了大生意，掸一掸身上的尘土，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一代中国富豪的行列”。有了上面一番史实铺垫，余秋雨下结论：
“何为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
然而，物极必反，到民国间北洋军阀时期，晋商终于衰落。余秋雨说，这时，“走西口的旅程，终于走到了终点显而易见，“走西口”是余氏晋商史描述文字的关键词，从上述所引文字：“首先选择”、“清代前期开始”、“最初的种子”、“到后来”、“康熙”、“反应最早”、“当年”、“终点”云云，都是围绕着“走西口”这个时间坐标定位的。也就是说，晋商之兴，始于走西口；晋商之衰，止于走西口。走西口的历史就是晋商的历史，贯穿晋商活动的始终，可以认为，没有走西口，就没有历史上的晋商。
这就是秋雨牌散文给读者提供的晋商史的结论性信息。据说，余氏结论是从1989年某一天开始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得出来的。学问家毕竟是学问家，研究晋商何等专注、何等费时又费力。你不能不佩服其学问精深，哪怕解决一个小问题也如此劳苦。不过，问题来了。晋商发迹是始于“走西口”么？是从《走西口》的小曲唱起来的么？笔者不是晋商史专家，但请教过这方面的专家，也翻过一些书籍，不是“一本又一本”、“一篇又一篇”，而只是浅尝辄止。就这么随便一翻，就发现余秋雨结论完全不可靠，根本就是妄下断语。试问：《走西口》是什么时候唱起来的？
《走西口》是什么时候唱起来的
这个问题好回答。因为《走西口》二人台民谣里主人公大春的唱词交代得明白：“咸丰整五年，山西遭年限……”咸丰五年是1855年，这时已是清朝中衰的时代，根本不是什么清代前期“强盛时期”。不过，歌谣之类民间文艺的产生理应在现实生活事件之后，走西口的历史要早一些才合理。
走西口史实始于何时呢？据考证，清廷准予晋民走西口发生在康熙帝统一蒙古诸部将归绥六厅划入山西版图之后的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前一年有户部尚书马齐上言，次年实施，可查证《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七）。当然，就民间交往而言，1693年之前少数晋民犯禁赴口外谋生的偶发事件是可能的。
然而，晋商或是在康熙开禁前，自发走西口时发迹的么？非也。要知道，史家研究晋商，是特指明清晋商，黄鉴晖先生曾有专著论列。追述历史，晋人善贾可以上溯到先秦，如大贾计然、猗顿、段干木皆为代表。秦汉以后晋地商业繁荣，巨商辈出，代不乏人。山西灵石曾发现汉代罗马铜币，可说明当时晋地已有中外交流迹象，南北朝、五代、辽金元的中华民族大融合时期，周边少数民族与晋地汉族之交往频繁，商贸不断，堪为中国民族交流史之最。到明朝，晋商崛起已确然无疑。但明之晋商决不是靠走西口发迹的，而是靠以贩盐为主的商贸活动赚大钱的。清前期民间犯禁走西口主要是去开荒种地，兼有一些商贸活动，却并非主流。明初晋商发迹主要得益于洪武前期实行旨在加强边防的行盐“开中法”，其获利丰厚而稳定，且有地利之便，包括煤铁之乡的雄厚资源，从而提供了晋民谋利从商的优先条件，这绝非余氏所言因晋地客观环境差这单一条件所致。明隆武以后，明廷又与蒙古在三边九镇实行通关互市（茶市、马市），促进了双方商贸事业，使晋商大有用武之地，而其时尚有东口张家口、大同等与西口并列的贸易中心。其后清初统一蒙古诸部，雍正年间开辟中俄边贸，才有晋商的大发展乃至票号创办，成为汇通天下之金融巨子。这就是晋商崛起发达的大致历史轨迹。
第四部 北上津、晋第4节 晋商在明代就是“海内最富”
晋商在明代就是“海内最富”，其特点：一是具全国性，足迹达国内三分之二的行政区，经营行业有盐、铁、茶、丝绸、棉布、粮油、颜料、杂货、典当、木材等十多种，同时平阳与上党商人还有出海外牟利者。二是在张家口、北京、保定、真定及东北、川广、两湖、江浙等重要市场占据优势，在各地建造会馆以晋商最多，北京之老字号如六必居、都一处、万全堂、乐仁堂、洪吉纸号皆系晋商经营，而寄籍扬州之晋商就达数百人。三是晋商资本雄厚为天下之冠，如沈思孝《晋录》云：“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全国商帮中以晋商与徽商最著名，谢在杭《五杂俎》卷四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罂粟，其富甚于新安。”所有这些史实很容易在有关晋商研究的史料、著述中找到，一查即知明代晋商的豪富不待走西口之后而然。所谓走西口，先是指走右玉的“杀虎口”，杀虎口原称“杀胡堡”，清初统一蒙古后改名“杀虎口”，设关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对应于张家口（东口）而称西口，从此方开始了晋人“走西口”的历史。就对蒙贸易而言，由于清廷营建归化城，西口就由杀虎口移至归化，《绥远通志稿》卷四九（民国抄本）称“绥为山西辖境，故经商于此者多晋籍。其时贩运货物，经过杀虎口交纳关税后，至归化城行销无阻。”余秋雨称引的祁人乔贵发是乾隆初（1736年）与同伴秦氏出走口外的，而平遥人雷履泰首创票号更是在其后的道光三年（1823）。余秋雨论断晋商是发迹于走西口，说明他完全不了解晋商在明代兴盛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宋元以来晋商积累资本的漫长历程更不在他的视线之内，这可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知其流，不知其源。
我们不能当阿Q
对上述史实，只要翻一翻1988年出版的《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等著述即可知其梗概，何须“查检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一篇又一篇的文稿”。老实说，我怀疑余秋雨根本没有下这种读书的笨功夫，在《抱愧山西》一文中，余秋雨说他只找到有关票号史的两本书，难怪他不了解晋商在清代以前的情况。票号出现于晋商发迹很久之后的道光年间，于是，听过《走西口》小曲的余秋雨便硬要锁定走西口为晋商发展的起点。大概余先生是不屑于花时间治史的，因为他有特异功能，如他说在乔家大院看到有清扫者，“一一看去，大都姓乔”，连问都不问，只靠眼睛一看，便知对方姓甚。这不是特异功能“天眼通”么？问题是这种眼功毕竟靠不住。倘只是浮光掠影，两眼朦胧，找两本书一翻，就敢大谈古今中外，岂不是眼高于顶自误误人么！
不过，还是要感谢余秋雨的一腔美意，他毕竟是想让山西人汲取历史经验，发展市场经济。这番好意我们心领了。但山西人知道，廉价的赞美盛意可感，兴晋富民的大业还是要靠自己从头干起，不能陶醉于先人的业绩，何况余先生提示的东西还是无根之谈呢。我们不能当阿Q，尤其不能当“傻冒”阿Q呀！
降大任先生又撰写了评论拙著《石破天惊逗秋雨》的文章。谬承过奖，深感汗颜。特 录如下：
“科学小买卖”的倒灶
———读《石破天惊逗秋雨》感言降大任
暴得大名、走红文坛的明星余秋雨先生算得上是一把写散文的好手。只是，千不该，万不该，他非要写历史散文，还是什么历史大散文。可文学一旦与历史挂上钩，就由不得你信马由缰，胡拉乱扯。谈历史要尊重史实，史实是坚硬的，不能想当然；文学则侧重形象，是软性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驰骋想象，无所不可。文学中涉及史实，想象力就要受到限制。隔行如隔山，余先生的历史大散文往往依托史实抒情言志，大发感慨，却热衷于称心肆口，蔑视史实，这就势必出差错。出了差错，被人纠正，理应感谢。无奈余先生师心自用，自以为是，容不得半点批评，公然宣称对批评“当然不能接受”，甚至反诬批评者指出的“差错”是人家“编造”的。这就很不诚信、很不老实，激起学术界的反感也是很自然的。于是，有金文明先生专著一书为余书指谬，此书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副题为《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书海出版社2003年版）。金先生这本书，是一本严肃的负责任的书，书中所辨余秋雨大作中差错一百多处，基本上是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的。余秋雨的书行销上百万册，影响极广，特别是余秋雨近年频频讲学、旅游、出镜头，在诸多公众场合，作博古通今大学者状，令青年仰慕。然其书却有那么多的差错，以讹传讹，贻误大众，后果是严重的。金先生不畏权威，挺身纠错，实大有益于读者，尤有益于青年，这是值得称赞的。从金书所指，余秋雨有许多错误犯得很低级，如说娥皇、女英是舜女，吕洞宾是道家始祖，王安石善识别小人云云。但实在说，余有些错误非专家亦不易辨，如说《岳阳楼记》写于岳阳楼、李白与苏轼都曾想归隐天柱山、姜白石与范成大分手于虹桥等，纠正这些胡说，都需要做一番考证。但这并不能成为为余的错误开脱的理由。余秋雨既然涉及这些史实，就该自己先弄清楚再下笔。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大不可也。奈余肆无忌惮，逞臆妄言，可谓英雄欺人，霸气十足。这哪里有学者的样子！余先生，你还能再说金先生所指诸误是编造的么？应当说，这不是金先生有意同你过不去，专找你的岔子，而是你自视过高、咎由自取呀！金先生的纠
错之书至少有这样三点价值：
一是消解对某些著名学者的迷信，倡导科学精神。在诚信缺乏、连学术界亦被污染的当今，敢于逆时风而行，实事求是，破除迷信，揭示历史本真，毅然拨乱反正，这是需要勇气的。这种精神，我们理应推崇，理应大加发扬。
二是儆戒文坛，下笔谨慎，养成良好学风。古人云临文不苟，就是写文章要对读者负责，不可信口雌黄，欺世盗名。古人又云：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焉。余秋雨作为一个坏样板，确实可以成为弄文者的一面镜子，令人反省。我本人当编辑多年，天天与文字打交道，从来不敢说自己校对水平过关。况本人的文章就有不少差错，思之颇怀歉疚，对不起读者。有人为我指正，我深为感谢，至今难忘，因为指误者帮助我进步，使我少犯错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岂能反生怨恨、恩将仇报乎？当然也有恶意进行人身攻击的，但这是另一码事，一笑了之，无须纠缠可也。必要时，还可以反批评，辨明白黑，以正视听。“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才是真学者的风度，是需要提倡的。如此，学术才能进步，文坛才能繁荣。
三是要有自知之明，文人要懂得自重。天下学问太多，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弄文学当然可以越界进入史学，但文学有文学的范畴，史学有史学的规矩。插足于本行之外的学问，就要多听多了解人家的行情行规。余秋雨不是这样，弄文学游刃有余，弄史学等就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随意从史料中抓点东西，就洋洋洒洒，任情发挥，不着边际。且由此暴得大名，目中无人，不闹笑话才怪。这种教训，不独应成为余氏的财富，亦是我辈文人的殷鉴！以上三点，我以为对学界、对文人均十分有益，因此，我感谢金先生写了这本好书，感谢书海出版社出了这本好书。以往对名人之作纠错，写几篇文章足够。如今纠余之误竟要出一本专著，这也算破记录的事。可见时下学风堕落之严重！再从此书的价值往深里想，余秋雨的问题恐怕不单是个人水平问题，而且与当今文坛学界浮躁之风有关。像余秋雨这样的文人，文史素养很一般，动不动就下笔出错，其书却一时风行天下，声名鹊起。这是什么原因？我以为，一是余氏善于文辞，花拳绣腿，抓住一点历史故实，就能云山雾罩地敷衍成章，颇能迷人眼睛。这也算一点天才，一种本事。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小聪明”，能搞一些“科学的小买卖”（恩格斯语）而已。倘若赚了一把，适可而止，也就罢了。然而余氏不知进退，一而再，再而三，小买卖弄得一发不可收，弄成了跨行业大公司，这就埋下隐患，不砸锅倒灶不止。西谚云，你可哄众人于一时，可哄一人于一世，不可能哄所有人于永久。此之谓也。可见追名逐利之风导致泡沫，如影随形，现世立报。二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普及程度太差。由于转型期人们思想不适应，多务金钱、名誉、官位的竞逐，忽视文化素质的提高，许多读者就极易被余秋雨的虚浮文字蒙骗，这说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首先是诚信文化的教育，亟须补课。这不仅是文化部门的事，也是全社会都应协力合作的一项工程。真希望多出几位金先生这样认真的读书人。当今文坛学界呼唤诚信，而学术界闹小买卖的太多了，任其哄买哄卖，文坛学界危矣！
不过，这里也要为金先生之书指瑕，金书有《吕洞宾是道家始祖吗？》一节称吕洞宾是唐代道士。按，已有专家（陕西师大教授李裕民）考证吕乃五代末至宋初人。金书又以“捡”为“拣”字之误（见249页），按，现今词书规定二字尚可通用，未为大误。指出这两条小疵，供参考，想金先生不会怪罪吧。
在山西期间，曾去平遥乔家大院等地游览，参观余秋雨去过的一些地方，购置了《山西票号史料》、《明清晋商及民风》等书籍，拟在今后对晋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