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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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明解释，余秋雨有两个大问题令他锲而不舍地要“咬”他。首先，余秋雨的文史错误之多，他形容为“空前绝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共有一百三十多处文史差错。
“余秋雨狡辩说是排错、校错，但有许多根本是理论的错误，他那‘大文化思考’还有何价值？”他指余秋雨的历史散文的魅力来自文化史实的堆砌，写得像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谈‘大文化’就得遵守规则，朱熹怎可以早死一年？雨果未出生又怎能参加法国大革命？人家称他为文化史家，就不可以误导人家”。由于余秋雨有很多年轻读者，“年轻人记得特别牢”，错误的资料记牢了要改就难。“我不聪明，但读的书多，勤能补拙！”金文明说他二十多年来都泡在古汉语辞典堆里。一九六六年，他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碰上文革，六九年到干校，七二年分配到辞书出版社，参与《辞海》修订工作，七九年《辞海》修订版出版后，即投入《汉语大词典》的六年编纂工作。
然而，“由于古代文史面太广，没有人可保证自己不会出错，出了差错，不足为奇”，金文明引出了余秋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态度，他拒绝批评，否认有任何的差错，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这如何对得起读者？……他把提意见的都说成是文化杀手，不管意见对不对”。他指出余秋雨这种不认错的态度十分罕见。他曾在语言学家王力的《诗经韵读》中找到一百多个汉语音韵的错处。王力写了六封感谢信，又向金文明说明，书是文革时期写的，当时年纪大、眼睛不好、没有助手帮忙，许多书不在手头，于是抄错、记错了。金文明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的《章太炎全集（五）》中也找到一些标点和断句的差错，“对某个文史典故不熟悉，标点就会有错”。朱维铮建议金文明把找到的差错写成文章在报刊发表，早日纠正错误，因为《章太炎全集》何时再版不得而知。“我对他说，我要写就写你的风格。”金文明很佩服朱维铮这种负责任的风格。《咬文嚼字》杂志曾刊登过十多篇指出王蒙的文史差错的文章，但其中有一篇的批评是错的，杂志主编郑重向王蒙当面道歉，王蒙大方地说：“提错了也可启发思考。”“这是大家风度！”金文明赞叹。 可再抓一百个差错
说到这些前辈的风范，“跟余秋雨相比，气不打从一处来！”金文明说，若要他停止再写文章公开批评余的文史差错，“他必须真诚表示愿意接受意见，认真地看看我的书；无可辩驳的差错（如朱熹、雨果的生卒年份）必须在其著作再版时改正过来；其他的，可以讨论”。这样，他继续找到的差错，可以直接交给余秋雨，不用再写成公开文章。
《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书以外国文化为主题，但金文明自信不难在其中“抓他一百个差错”，他已开始搜集资料。此外，他指余秋雨在《流放者的土地》一文中，就错误地把一些人归入流放者的行列中。这将是他下一篇文章要讨论的。金文明写了一首诗赠给余秋雨：
十年苦旅三春梦，秋雨霜风百炼身。我有一言君记取：从来毁誉不由人。他认为余秋雨这十年来经营的名誉地位只是一场梦，却炼就拒绝批评的金刚不坏身，然而，自古以来，招来的无论是毁谤还是称誉，都不是别人决定的，而是自己造成的———文章写得好，自应获得称誉；文章有问题，却拒绝意见，就惹来批评了。 记者 梁冠丽
同日，香港《信报》开始连载著名作家戴天的长篇学术散文《创新的把戏》。戴先生学养深厚，博闻强识，述古道今，谈联论诗，情文并茂，妙趣横生，偶尔涉及鄙人鄙作，亦深得我心。转录如下，以飨读者。 创新的把戏 戴 天
二十年前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曾有一函致青年文史爱好者（见一九八三年五月《文史知识》）。函中有些内容，似乎也可以“解答”金文明先生一连四日在《信报》与余秋雨先生论辩所指出的一些“疑惑”，兹引如下：
“……史学界有几种风气不太好：一是文章里的‘新见解’，不是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后所得出的结论，而是存心要发表一种‘创新’的见解。文章里的议论都是为这一‘创造性’的见解服务的，不问是否确有所据。二是喜欢搞大题目。由于题目太大，论证很难做到稳妥严密。即使有所得，也难免有所失：结论就不能取信于人。三是喜欢论这个、论那个，你说这个人坏我要说他好，你说这件事进步我要说他反动，如此等等，通篇没有什么有力的论据，从头到尾都是空论。
上面虽然分列了三条，实际可以归并为一条，就是务虚不务实，违反‘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个人写文章不是为了博取一时的虚名，应该是给后人多少留下一点财富———研究成果。不是所有文章都能说是研究成果，能不能算，得看你这篇文章发表若干年后还有没有人要查阅，有没有人要引用你的论证和论点……做一个史学工作者决不应该一辈子只发空论不做踏踏实实的工作，务实的工作！我们不应该盲目追求‘创造性’……。”
第五部 再“战”香港第8节 “踏踏实实的工作”
此处谭其骧先生所说的“踏踏实实的工作，务实的工作”，当然包括诸如“致仕”一词的了解与掌握。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没有过硬的基本功，其论证是否稳妥严密，就不问可知了。当然散文创作亦有抒发性灵、天马行空的一类。但如以文史为题材，对此又怎可旁略？谭其骧先生同时也暗示从事文史工作的人，必须不自欺，也不欺人，假所谓“创造性”、“新见解”之名，大发空论，而去“博取一时的虚名”。以金文明先生在《信报》，余秋雨先生在《明报》就有关问题的答问记录而言，到底哪一位言之有据、信而有征，哪一位闪烁其词、不著边际（甚至诉诸同情、自比弱者等，犯上不相干谬误），则白纸黑字俱在，孰是孰非，明眼人都心中有数，一目了然，毋庸辞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更且分门别类，牵涉颇广，任何人都只能“弱水三千，取一瓢饮”，或各有专精，或各有所嗜，或力所能及作有限度的兼收并蓄，都在情理之中，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只要本乎诚信，绝不是丢人现世、有失颜面的事。何况中国传统文化，由于种种原因，要有基本的认识都不易，更休说深入了解。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也认为做中国文化的学问如采铜于山，可见要有所得之难。等而下之者喜欢搞文化一类的大题目，即有所失又何足为奇！就金文明与余秋雨两位先生的“论辩”，一位朋友阅后颇有感慨。他说：先且不去谈什么文史研究，并发而为文，议论滔滔：即使要欣赏一篇古人的文章或诗词，也似乎必须具备一些基础语文知识，不然就难以得其真义、悟其妙笔，有如入宝山空手而回！朋友举盛唐诗人孟浩然的名篇《过故人庄》为例，认为一般读者默诵此诗，从字面所得的直觉感受，虽然必有故友相聚、不胜欢欣之情，寄身山林、不问世事之感，而田园风光、农舍生活，写来更历历如绘。但假如读者拥有基础语文知识，特别是对所谓“用典”亦略识之无（或为求深入了解、领会，肯去查辞典或找古书），就会在看似白描、毫无雕凿的诗句之中，发现耐人寻味的情思。
朋友说：他多年前看过一篇分析文章（只不记得是谁人所写，也许是倪其森），对诗中典故及其含义有所钩沉，即有不同于一般读者的“皮相”之处。原来孟浩然这首《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尽管语言浅白、妇孺皆晓，里面却不乏典故。因此一般读者所能领略的“字面意义”，便有如冰山一角，而其潜藏及引申义远不止此。此诗首联两句，孟浩然就不动声色，化用了《论语》所载荷 丈人与孔子的典故，借以表明心迹。孔门弟子子路问丈人孔子行止，丈人答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似乎有点看不起孔子。但丈人对子路还是“杀鸡为黍而食之”。其后子路见到孔子，将此事禀告，孔子便说丈人是个真正隐士，并叫子路去向丈人说明他“不仕无义”的志趣，而他栖栖皇皇谋仕，是“行其义也”。明白了这个典故，孟浩然把请他吃鸡的故人比作荷 丈人，而以孔子的明知“道之不行”却依然“不仕无义”自况。如此就不言而喻，孟浩然即使以隐逸知名，始终仍存唐代文人挥之不去或为求行义而谋仕的“终南之志”。此诗第三联两句，变阮籍与陶渊明的诗句而成（如阮籍《咏怀》：“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陶渊明《归田园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写来似不著痕迹，亦显示其对隐逸躬耕、无世俗之念的高尚情操不无向往之意。末联两句，则以萧统所作《陶渊明传》，谓陶于重阳节，“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此时突有人送酒来，就“即便酌酒，醉而归”等，用以暗示故人有如靖节，而他本人，最后也必因孺慕五柳先生，走上寄迹山林之途。朋友因此颇有感触地说，一首表面上写田园风光的诗，采其义蕴，竟然有这么多的文情哲思，不下工夫弄清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又怎么行呢！金文明先生与余秋雨先生的“论辩”之中，提到姜石帚诗“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的押韵问题，也揭示了某些舞文弄墨之辈，似乎连必备的基础知识都有所欠缺，亦可见中国近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当年出国文试题，为何要考学生对对子的深意了！据知一九三三年七月，陈寅恪应北京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之请，代拟清华大学入学试国文试题。陈寅恪共出两题，其一为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其二为对对子题：《孙行者》。消息传出，舆论大哗。盖当时步五四运动余绪，新文化之风甚盛，入学试仍考对对子，似与时代潮流相违。即使作文题《梦游清华园
记》，也有人诟病，认为考生尚未进入清华之门，又将如何发挥，分明强人所难。大概有鉴于各方质难，陈寅恪不得已在《学衡》杂志七十九期发表《致刘叔雅论国文试题》，除阐明其高屋建瓴的出题旨趣，亦以见其关心中国语文教育及文化传承的真知灼见。文中，陈寅恪开宗明义，垦谈其切身感受：“寅恪连岁校阅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试题，感触至多。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原来他认为，由于当时“中国语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即《马氏文通》的印欧语系文法，也尚不宜用于中国语文，而“凡考试国文，必究其文理之通与否，必以文法为标准”。故而“不得已而求一过渡时代救济之方法，以为真正中国文法未成立前之暂时用品，此方法即为对对子”。
陈寅恪指出，对对子“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其一、可测试考生能否分别虚词实字及其运用。他对“考试英文，有不能分别动词名词者，必不录取，而国文则可不论”期期不以为然；其二、可测试考生能否分别平仄。他认为“声调高下与语言变迁、文法应用之关系，学者早有定论……又中国古文之句读，多依声调而决定……不通平仄声调，则不知文句起讫”（当然也包括如何读诗）；其三、可测知考生的词藻语汇是否丰富。他指出：“若出一对子，中有专名或成语，而对之者能以专名或成语对之，则此人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可以测知”；其四，可测试考生是否具正反合逻辑思维。他从词类声调之正反思想等角度著眼，认为“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
谈到那个作文题，陈寅恪后来也有解释：“题为《梦游清华园记》，盖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像。此即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谓，行卷可以观史才诗笔议论之意。若应试者不被录取，则成一游园惊梦也”。陈寅恪这些主张，今日似乎也仍有某种现实意义。
陈寅恪先生以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及对对子题《孙行者》，测试高中毕业生的“史才诗笔议论”写作能力与中文基础知识，今日看来内容或不合时宜，却不无现实意义。旁的不谈，即以此要求执笔为文之辈如在下，按陈先生堪称严格的标准，就未必能够及格，思之不胜惶恐！同文陈耀南、梁巨鸿等专攻文史，且于大学传道解惑数十年，另当别论。有鉴于此，陈先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中若干日前并未引述观点，即有抄录于此，藉资重温及警惕的必要。陈先生对于分别平仄声，好像特别注重。他说：“此点最关紧要，乃数年阅卷所得之结论，今日中学国文教学，必须注意者也。平仄声之分别，确为高中卒业生应具之常识。”其理由是：“声调高下与语言变迁、文法应用之关系，学者早有定论。……又凡中国之韵文诗赋词曲无论矣，即美术性之散文，亦必有适当之声调。若读者不能分平仄，则不能完全欣赏与了解，与不读相去无几，遑论仿作与转译。又中国古文之句读，多依声调而决定……若读者不通平仄，则不知其文句起讫。故读古书，往往误解。”接着陈先生又举实例，加以说明：“上古之文姑不论，中古以后之作，多因声调关系，如‘听猿实下三声泪’之例。此种句法，虽不必仿效，然读者必须知此句若作‘听猿三声实下泪’，则平仄声调不谐和。故不惜违反习惯之语词次序，以迁就声调。……但读此诗句之人，若能分别平仄，则此问题，于彼决不成问题。”（证诸金文明与余秋雨两位先生就姜石帚诗句的“论辩”，岂不其然？）继而陈先生对此种“不成问题”现象所发的议论，更可读入当今：“此虽末节，无关本题宏旨，所以附论及之者，欲使……诸公得知今日大学高中生，其本
国语言文学之普通程度如此。诸公之殚精竭力，高谈博引，岂不徒劳焉？”（可也不是？今日大学高中生即或不论，作家、诗人之类，同样不乏对此一无所知者！）陈先生还就其“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之说，也举例以明之，今节引其要旨如下：“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题者，实欲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孙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音义音韵皆可相对”。倘若按陈先生词类声调必须相对的标准，真不知“胡适之”外，到何处去找第二字仄声，第三字平声，而又一为姓，一为动词，一为助词的名字，去对“孙行者”了！
（2003年8月4日至8日香港《信报》）
当天晚上，与沈登恩先生同机返回上海，结束了为期四天的香港签名售书活动。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1节 （2003年8月上旬—9月初）
2003年8月初，我从香港回沪以后，上海的各大媒体已经不再刊发有关“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