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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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张岱除了写散文，还是个治学极为严谨的学者。他曾经写过一部历史巨著《石匮藏书》，前后历时二十七年才完成全稿，“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正是由于这种长期实践养成的严谨作风，才为他后来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功底。从他那部脍炙人口的散文名著《陶庵梦忆》中，你能找出一两个人名、地名和文史典故的差错来吗？好像还没有听到过。周修睦拉大旗作虎皮，想要把张岱抬出来，为时下那些不学无术、错误百出的文化明星辩护开脱，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污搞”！周修睦在文章中连篇累牍地大掉书袋，好像对张岱和他的《夜航船》很有研究，其实完全把人家的书给读歪了。看过《夜航船·自序》的人，只要智商不是太低，就不会不知道，张岱对于那些《性理》、《纲鉴》烂熟于胸的“两脚书橱”与不知尧舜为何物、喜欢高谈阔论的“士子”，都是瞧不起的。常识常识，就是常人都应当懂得的知识。作为读书种子的文人，怎么可以连基本的常识性问题都搞不灵清呢？别人给你指出，即使带点调侃，至多脸红一下，赶快记住，以后就不会再出洋相了，何必耿耿于怀，定要反唇相讥呢？你看有哪个学生对指出自己作业差错的老师白眼相向的？
对于忘记或误记古人姓名的问题，周修睦借张岱之口，用夹叙夹议的方法，说了下面一句话：
即使失记某个姓名，某些细节，“实无害于学问文理”。这里，张岱的原话只有引号中的8个字，引号外面的都是周修睦塞进的私货。他这样做，就是要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歪曲张岱的原意，愚弄读者，迷惑论敌，达到战而胜之的目的。
“失记某个姓名”，真的都“无害于学问文理”吗？这种含混的说法，显然不是张岱的意思。我们且看看他在《夜航船·自序》中是怎么写的：
姓名有不关于文理（者），不记不妨，如八元、八恺、厨、俊、顾、及之类是也；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如四岳、三老、臧、徐夫人是也。原来，张岱的意思非常明确，他把古人的姓名分成两类：无须记住的，不记无妨；需要记住的，不可不记。周修睦所说的“失记某个姓名”，究竟“有妨”还是“无妨”，那就要看它属于哪一类人的姓名了。如果是必须记住的常识，那“失记”便理所当然地会遭到人们的取笑和责难。被台湾高中生捧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的余秋雨，在它反思和拷问历史的“大散文”中，将五代的历史名人、吴越忠懿王钱 误记成“钱 常”，清末民初的历史名人、金石学家叶昌炽颠倒为“叶炽昌”，就是同样典型的例子。周修睦割剥张岱的原话，歪曲他的意思，企图古为今用，强词夺理，这能帮得了余秋雨忙吗？也许有人会问：周修睦没有明帮余秋雨啊，你是否有点强加于人？这里就需要谈到这位“文、法”高手暗度陈仓的技巧了。关键在“细节”一词。张岱的文章中根本没有说过“细节”，是周修睦在节引张岱文字的时候，偷偷地把它塞进去的。他说：“失记……某些细节，‘实无害于学问文理’。”众所周知，2003年6月以来发生的“金余之争”，就是被七零八落的保爷们称之为“文史细节”的“无谓”之争的。在金文明先生指出的“秋雨散文”100多处文史差错中，确实多数是“细节”，但也有不少属于整篇文章立论基础的“大节”。例如《文化苦旅》中那篇《寂寞天柱山》，其所有的论据纯属子虚乌有，余秋雨是通过曲解、附会甚至篡改史料的手法来证成自己荒谬的观点的。这种文章，无论描写技巧再花哨，语言辞藻再优美，只能起误导读者的负面作用，属于不可救药的次品，必须忍痛割爱，彻底废弃。而其他文章中许多所谓的“细节”问题，并非全是鲁鱼亥豕的排校疏漏，虽然不至于动摇其立论的基础，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余秋雨文史功底多方面的欠缺。例如上文提到的“钱 常”、“叶炽昌”，此外还有对阴阳历日转换的蒙然无知，古今地名译解的不守规则，“致仕”、“见赠”新用法的随意“创造”，等等。这些都是学术界的大忌，也是他们多年来对余秋雨“历史散文”颇有微辞、不屑一顾的原因。此类差错数量甚多，虽然散落在零篇碎简中并不起眼，就像营养不良的孩子，看到沾有点滴鼠粪蝇屎的奶油蛋糕，照样视若无睹，吃得津津有味，大快朵颐。但这些问题大量集中起来，就会从整体上暴露出作者浅薄的学养，损害到他作为一个“著名学者”和“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形象和声誉。所以一有动静，某些人马上本能地跑出来，以同样的理论和调门，把别人指出的文史差错，一概谥之为无关宏旨、无伤大雅的“细节”。这发经久耐用的反击炮弹，是余氏阵营专门打造出来对付论敌的。现在周修睦特意把它拣来，盗用张岱的名义，塞进自己的文章，用不指名的影射手法，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金先生。古语云：“同声相应”，“臭味相投”。眼前的事实充分表明，即使用再隐蔽的手法，周修睦肯定属于余氏阵营，他跟那些以同样理论攻击金先生的人完全是一丘之貉！（按：“一丘之貉”古义无褒贬，“同类”之谓是也。见《汉语大词典》第1卷第24页。）
最后，有一个问题还需要同周修睦一辩。
周修睦先生禀承余秋雨创造的“夜航船文化”的观点，把某些“后生小子”在旅途中用常识性问题嘲弄高谈阔论的“士子”，说成是什么“夜航船现象”，并以此来比附和指责当代学者对某些文章中大量文史差错的批评。其实，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众所周知，旅途中萍水相逢的人们，互相进行口头上的交流，什么样的话题都谈，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由于不了解某些知识，说错答错是不足为奇的。分手以后，说过的话也如过眼云烟，很快就消散淡忘，谁都不会耿耿于怀。但发表在书刊上的文章，特别像余秋雨那样戴着“学者”桂冠的大家名作，红遍九州，畅销海外，累计印数达到数百万册。其中的常识性文史差错，白纸黑字印在那里，永远也不会消失。在年轻读者的心中，他的话就是金口玉言，就是正确无误的真理，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即使有谁发现了，也不敢站出来去做那个揭示皇帝赤身露体真相的孩子。于是大量的文史差错，便深深地印进了记忆力旺盛的年轻人的脑海，并且以讹传讹，蔓延扩展，不断误导着无以数计的读者。指出这种潜移默化的不良影响，进行严肃的批评，并要求其及时纠正，怎么能不分是非地诬之为“夜航船现象”呢？
据不少媒体报道，现在的新闻出版行业，“无错不出报”，“无错不成书”，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许多高校、中学的学生，对祖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先贤和重大的事件，都不甚了了，乃至一无所知。影视艺术和文学作品中戏说历史、乱用典故、误解成语以及别字连篇的现象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教师和社会的名流贤达，应当责无旁贷地站出来，为扭转这种令人忧虑的局面而共同努力。可是我们的周修睦先生，却在含咀吟味晚明性灵小品的余暇里，幽幽地跑出来，逆向而动，把“夜航船现象”的帽子，扣在了那些为维护祖国文化优良传统和语言纯洁性而辛勤劳动的“清道夫”们的头上。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住口吧，不甘寂寞的周老先生。擦擦汗，坐下来歇一歇。让我递一把扫帚给您，请参加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因为，您本来是应该和我们结伴同行的呀！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8节 《夜航船现象》
金按：拜读周修睦先生大作《夜航船现象》时，我忽然想起一年多以前曾经看过一篇有关张岱《夜航船》的文章。最近经过回忆和查找，终于在彭定安先生的《安园读书记》中找到了它。现将原文转录如下：
“且待小僧伸伸脚”———《夜航船》一则故事的启示彭定安
《夜航船》是明末大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写的一部有趣的书。取这书名的意思大概有两条：一是表示读书写作的生活，开始于寂静的夜晚，有如乘船夜航于知识之海中；另一个是夜航船上的学问，最难对付。夜航船，这是南国水乡的交通工具，旅人乘此种在夜的江上航行的船上，闲来无事，南来北往的人天南海北地神聊，以消磨时光。但人多事杂，涉及知识领域和社会状况都很宽广，要能在其中应付裕如，确是要有一点杂学本领的。至于张岱之言夜航船，更有其特殊的意义：那时他的第一故乡绍兴，特别是余姚一带少年，幼即从学，20岁后学手艺，学有根底，社会知识亦丰，在夜航船中遇到他们，聊天侃大山，就更要有点“道行”了。
然而也有例外或曰其中自有“稗子”。《夜航船》有一则故事，我最是喜欢，甚至不免常常想起的。故事说的是有一次在这夜航船上，有一书生应问答对、高谈阔论；有一个和尚在他旁边，见此情景，不但不敢作声，连睡觉也蜷起双腿，畏慑有加。但听听却发现了书生的破绽，于是就“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书生答道：“是两个人。”和尚又问：“那么，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书生很有把握：“自然是一个人！”和尚笑了，说道：“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我喜欢这故事叫那个没有真才实学却好高谈阔论甚至胡吣的小子出了丑；更欣赏它那隽永的幽默和隐约而深沉的讥刺，尤其是自称“小僧”的和尚最后那一句话和那一个行动：笑而伸脚睡去，畏慑尽去，先恭后倨。我以为这是我国古代的最佳幽默小品之一。现代幽默讽刺作品，包括电视小品和相声作品，是否也可从中得到启发。这故事也使我时时警惕：第一，不懂的事情，千万别想当然；第二，最好有备无患，多读多学，以备急用。但我更有点“刺到自己痛处”的感觉。少时在南方也乘过航船，但并无书生小僧这种经历际遇，我想到的是另外的事。我不是一个敢于高谈阔论的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不免要在不同场合，被约被逼得说东道西，尤其可怕的是，常常不仅就本专业内的问题，而且涉及专业外的事情来发言，即使是本行，也难都说得清，更何况“行外”唠叨。这就势必要时有破绽了。即便是平常，写个错字读个别字什么的，也都是有的事。天知道有多少场合，有哪一回，旁边就坐着“小僧”，面含微笑，心中念念有词：“这等说起来，且待我伸伸脚吧！”那难堪是比明里被人指出破绽还要严重的。
所以我常提醒自己，小心别让旁边有人说：“我可要伸伸脚了”，或者，能够像夜航船上的书生那样，能够当面听到一声“且待小僧伸伸脚！”也好。这里附笔说明一下：澹台灭明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其人貌丑而有德行，所以孔子就他的情况而感叹说，可不要以貌取人哪！ （载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安园读书记》）
金按：同一部张岱的《夜航船》中的同一则故事，为什么两位不同的现代作者读了以后，会有如此异若霄壤的感受呢？彭先生说：“这故事也使我时时警惕：第一，不懂的事情，千万别想当然；第二，最好有备无患，多读多学，以备急用。”而周先生却说：“所谓‘咬文嚼字’，……小题大作，不能以平常心对待，既无益于‘学问文理’，又有劫掠读者时间金钱之嫌。‘夜航船现象’！可悲可叹！”两者的言论，究竟谁个是仁者襟怀，有益于世道人心，谁个在指桑骂槐，对于当前泛滥成灾的浮躁学风起着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恐怕用不到多加分析，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
8月17日，黑龙江《生活报》发表靳国君先生的长文《不只是余秋雨散文有误》。转录如下：
不只是余秋雨散文有误 靳国君
作家的作品有误，似工厂的产品有瑕，是偶有发生的事，一经指出，欣然接受，皆大欢喜。然而，也不尽然，如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有误，多是文史知识上的罢，却因指误者时而有之，余秋雨先生坚拒不纳，演绎出一些故事来。先前就有读者与学问家指出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有史实等方面的差错，倘若余秋雨先生虚怀若谷，择善而从，这本是一件好事。孰料，余秋雨先生却发表了一篇《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冷眼看去，那题目吓人，好像是有什么军国之大事要昭示世人，其实呢，是余秋雨先生自辩之文。要旨是什么呢，他认为指误者“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是“小聪明”，因而他“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他并断言：“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这篇《敬告全国读者书》，名为“敬告”，实有“警告”之意，颇有君临天下、“朕即真理”的气势。余秋雨先生不自觉地把自己看重了，把读者看轻了，把自己文中的差错看淡了，把指误者的善意看偏了。一个作家这般拒绝读者的正确意见，是盲目的自尊；如此讳疾忌医，是误人误己的固执。作家有意传播错误的文史知识，以假乱真，其危害自不待言。因文史功底不坚实，无意间造成以讹传讹，谬种流传，人们起来指误，怎么可以拒不接受呢？
也许是余秋雨散文中的差错继续“纠缠”读者，读者难以忍受，指误文章因而有时仍然见诸报端；也许是余秋雨先生断言“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引来“好事者”去查证。不过，我以为还是余秋雨先生的文过饰非与“当然不能接受”，使知其错者不能不言，使有责任心者不能不说，使求真务实者不能不写。这样，便引出了金文明先生的一本书：《石破天惊逗秋雨》。这书的名字用的是唐人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的一句诗，在这里一语双关，颇有诙谐色彩，也有挑战的意味，似与出版时尚相宜。其内容却非意气用事，阅读其文，颇见金文明先生匡正的苦心，治学的严谨。勿庸讳言，余秋雨散文中的差错，有的确属“冷僻的史料”，在余秋雨先生看来这无关宏旨。显然，这样对待自己作品中的差错，是不对的。越是“生僻的史料”错误，越需要指出，惟其生僻，读者不多见，越容易被当做真理接受，流传于青少年中，弊莫大焉，误人子弟，岂可无动于衷？
本来作家的作品难免无错，读者或学问家指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作家应有的旷达胸怀，也是应践行的文德。余秋雨先生反其道而行之，无非是作茧自缚。
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我们不能用这个标准去要求余先生，况且，此话并不科学。“知吾所已知，不若吾所未知之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余秋雨先生何必硬撑着呢？余秋雨先生写的是“文化散文”，差错一多，这“文化散文”的文化含量就降低了，再给大家这样的面孔，大家就不好领略那“文化散文”的文化了。金文明先生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中，指出余先生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两书，共有文史知识差错一百余处。两书共四十余万字，平均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上。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规定，一本书的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即为不合格图书，一个作家写出来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