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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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思之，这也不只是余秋雨先生的错，还有出版社的责任。一本书有这么多差错，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做什么去了？辑而不编，是失职。一本书稿出版前，要经过三审，这些差错竟逃过三关而见之于成书，是编辑们文史知识不够，还是审稿时马马虎虎，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至今，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社默不作声，是愧于心羞于言，还是不以为然，不好揣测。不过有心的出版者，以此事为鉴，倒不失为一件好事，岂独余秋雨先生一人事耶？事情清楚，泾渭分明。不过并不那么简单，也有人鸣不平，是为余秋雨鸣不平。倘若鸣不平者，能够指出所谓差错并不错，或有的差错并不错，不失为学问上的切磋，知识上的探讨，自当欢迎之，也是文坛应有之风。事实却不如此。近日一位为余秋雨鸣不平者，并无实事求是之意，却有炼人于罪之心，他在《让文字行走起来》一文中，虚拟了一个命题，说是“媒体炒作余秋雨笔墨官司”，是要把余秋雨“赶出文学圈”。这位作者的通篇文字，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使人读来不禁哑然失笑，感到滑稽，比堂·吉诃德向大风车宣战还滑稽。
这位作者，在文章开头抛出了第一顶帽子，扣在新闻媒体头上，他写道：“新闻媒体炒作余秋雨笔墨官司”。何谓炒作？一哄而起，大报特报，可谓之也。事实是，几年来，只有《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几家报刊，零零散散发表过几篇为余秋雨指误的稿子，既不是炒作，也非全部新闻媒体参与，何来此语鱼目混珠？这位作者的第二顶帽子，扣在了文学界的头上。他写道：“……某种文学心态却是显而易见的，或以为你余秋雨在戏剧界把理论做到了堪称一流，蛮可‘小国’或‘彼国’为王了，为何还要逞强好勇，杀进俺文学圈中，还谈经论史？更可气的是这个闯入者竟还抢了好多风头。……还让青年‘盲目崇拜’，甚至弄得感觉良好的某些散文老手忽生失落……于是乎，一场‘文学保卫战’打响了。”这位先生避而不谈余秋雨散文是否存在文史差错，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把对余秋雨散文的指误，诬为同行相嫉与门户之见，甚而是争风吃醋了。接着这位作者故作神秘之语，写道：“不能说这些登在报刊上的文章都毫无来由”，什么来由呢？这位作者却突然打住，笔锋一转，转而去大谈余秋雨“非但没被赶出文学圈”，反倒不断有“在歌手大奖赛的综合素质评委席上出现”和“余氏散文”“一本又一本”地出现等殊荣了。指出余秋雨散文有文史差错，就是要把他“赶出文学圈”么？古往今来许多典籍的校勘者，就是要把那些典籍作者赶出历史么？老师指出学生作文中的差错，就是把学生赶出学校么？这是什么逻辑？其实其用心是在堵塞言路。此公接着又大谈什么“宽容”、“厚道”，显然是文不对题。对作家、作品的风格、流派，当然是要讲宽容、厚道，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指出作家作品中的差错，与“宽容”、“厚道”又有何干？作家作品中有差错，明知不对，听之任之，任谬种流传，那是什么“宽容”？那不是“宽容”，而是放纵；那也不是什么“厚道”，而是自欺欺人之道。对读者的善意批评，拒之千里之外，或扣上同行相嫉、门户之见的帽子，那更不是什么“宽容”、“厚道”，而是只许一人独唱，不容百家争鸣的霸道。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9节 为发展先进文化多做建树
说到余秋雨“白天赶路、游览、访问，晚上挥笔写作而清晨就要发稿”，“不可能去仔细核对每一处史实细节、推敲每一个字词，他不可能随身带着书房———而他所面对的几乎是全部人类文明！”这可能是余先生散文有错的一个原因，但它不应当是拒绝读者指误的理由。既然余先生面对的“几乎是全部人类文明”，无疑要对这“全部人类文明”负责，由于对“全部人类文明”的了解不够，笔下生出想当然之说，文中出现有悖史实之论，这不能不说余先生治学缺少严肃性。至于说“搬出其实并不可靠的典籍，翻个三年五载动笔”，我们便读不到余秋雨散文了，是有蒙人之嫌。就一段史实、一个人物，翻阅“典籍”需要“三年五载”的时间么？有的翻翻字典就可以了，有的翻翻有关书籍就清楚了，多为举手之劳，何需“三年五载”！至于个别有争议的问题顺手点出，不作臆断之言，是不需费时劳神的。
余秋雨先生近年写作了大量散文，虽然存在一些差错，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散文创作的成绩，我想读者、学者为其指误是出自对余秋雨先生的爱护，也寄托着对余先生的企盼，希望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为发展先进文化多做建树。对余先生的散文既不能虚美讳瑕，也不可全盘否定。几家媒体登几篇指误文章，金文明先生出了本书，是为公众计，并不是什么“炒作”。从这些文章看，还是意在提醒作者注意文史知识的真实性、准确性，仿佛十字路口的红灯，提醒行人要遵守交通规则。写文章不也有规则么？诸如语言、逻辑、修辞之类，诸如尊重史实之类。否则，不管规则，不管文字对错，都“让文字行走起来”，是要发生“交通事故”的，许多人是要蒙受损失的。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如果今后没有了差错，没有了“硬伤”，“走起来”不是更好看吗？为余先生护短掩瑕者，何苦重演“皇帝的新衣”而助长余先生的过了头的自尊与执著的固执呢？
8月18日，《山西晚报》刊登李建永的文章《老聂围棋秋雨文》。转录如下： 老聂围棋秋雨文 李建永 （1）
搁在20世纪80年代前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那阵儿，聂卫平春秋鼎盛，棋艺精绝，无论在内外战场上都大显神通，浑如李白《侠客行》中所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那些年听到的对老聂评价最多的两个词是大将风度和大家风范。那时节，老聂输棋才是新闻。可是接下来，随着“勺子”不断，“昏招”迭出，慢慢地竟透出点老聂赢棋是新闻的凄凉和无奈。瞧！这回闹出点动静，是老聂在“围甲”之战中不仅战胜了13岁的陈耀烨，而且还在复盘时骂哭了这位徒孙辈儿的小棋手，因而成了一时的“新闻聚焦”。据报载，是日也，老聂获胜之后，在与陈耀烨复盘时兴致勃勃，尽情发挥：先说自己没下好，不然就“赢飞了”；接着又“痛扁”对方：“你开什么国际玩笑，你这（棋）死着呢。”继而指着一个角部说：“我只要一个‘挤’，你这棋还有毛病呢。”不料陈耀烨很快下出一个“手筋”，说：“我可以‘点’，没有关系的。”也许是觉得对方无礼失敬，或者是这手棋真的点在了筋上，总之，听了这话，老聂勃然作色，甩下一句“你××！你××！”悻悻然拂袖而去。大师一怒，雷霆万钧，徒孙辈儿的小棋手陈耀烨，只有瑟缩发抖眼圈发红淌下眼泪的份儿了。试问，此时的聂棋圣还有一丝半毫的大将风度、大家风范吗？纹枰面前人人平等。所谓复盘，就是切磋琢磨，为了提高技艺。并不是一方居高临下训三孙子，更不是惟我独尊搞一言堂。聂卫平事后向记者解释说，对小棋手严格要求是没错的。严格要求当然是没错的，问题是，甩一句粗话拂袖而去就叫“严格要求”吗？不错，你是棋圣，你是大腕儿，但也要以理服人呀。小荷才露尖尖角，不仅需要严格要求，尤其需要宽容和爱护。若为人师长，使性霸气，胜之不武，那算什么！我倒觉得老聂应该“严格要求”一下自己，比如，能够放下架子耐心地听一听一个小棋手对棋的不同见解；比如，一时冲动失态之后，不妨主动向对方说一声sorry！这不是跌份儿，这叫雅量。不然的话，一味地棋臭脾气长，老气横秋，那就不仅仅是有失风度的事了。 （2）
前不久，《南方周末》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整理刊出了余秋雨和金文明的论争文字。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余秋雨在其散文《十万进士》中写到：“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金先生指出，“致仕”是个专用名词，特指古代官员退休。而余秋雨先生把它理解为“获得官职”是错误的。按理说，不管金先生措辞多么尖刻，余先生也应该真诚地感谢他的指谬。可事实上，余先生不仅不领情，还一边对金先生嘲讽还击，一边进行着连自圆其说都谈不上的诡辩。这使我记起了艾迪生的话：“我们的辩论对手使我们想起了乌贼鱼，每当这种鱼无法脱身时，它便染黑周围的海水，然后隐匿其中。”
就在《南方周末》刊出金、余论争的前些日子，我看到一则消息：余先生为香港学生推荐10本必读书，其中有一本是《礼记》。我还注意到，余先生早在写《十万进士》之前，就写过一篇散文《夜航船》，开头即写到：“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生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巡睃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余先生“巡睃”两字用得很传神，也很精确。我敢说，他没有把这部“小百科”大概地翻阅过一次；不然的话，对该书目录之“卷七政事部”下的小标题“致仕”，是不会没有一点感觉的。该书“致仕”部分有一则对“乞骸骨”词条的解释：“汉宣帝时，丞相韦贤以老病乞骸骨，赐黄金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丞相致仕自贤始。”但凡读过此类文字的人，就不难看出，“致仕”与“获得官职”，蛮拧。再说《礼记》吧，既然是为他人推荐的“必读书”，那余先生最起码是“必读”过一次了。然而也未必。《礼记·曲礼上》有：“大夫七十而致事。”注曰：
“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礼记·王制第五》有：“五十而爵，六十不亲学，七十致政。”《礼记·曾子问第七》有：“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等等。“致政”即“致仕”。而“致事”一般同“致仕”讲，即“还禄位于君”；偶或也当“请官假”讲的；极个别的情况下还当“汇报工作”讲，如《周礼》之《大宰》和《小宰》中的“听其致事”和“岁终则令群吏致事”，可就是没有当“获得官职”讲的。如果余先生没有通读过（或者竟没有读懂）《礼记》，却给别人推荐为“必读书”，岂不是不懂装懂、欺世盗名？如果通读了，而且大致读懂了，为十万进士“争取科举致仕”之“硬伤”而极力回护，无乃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众所周知，余秋雨先生在散文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但同时，他的散文中像“科举致仕”这类“硬伤”亦时或有之（据金文明统计，仅《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本散文中的“伤痕”即有百处之多）。那么，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余先生在《夜航船》中曾经写过：“不知道‘澹台’是复姓倒也罢了，把尧舜说成一个人是不可原谅的。”套用一下，余先生不知道“致仕”（其实也是常识）倒也罢了，知道了还振振有词、强作解释却是不够明智的。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连余先生推荐的“必读书”《礼记·儒行第四十一》亦强调：“过言不再，流言不极。”所谓“过言不再”，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说错了话，发现之后就不要再说了。难道名家大腕儿承认自己的错失就会颜面尽失吗？难道改正错误比谬种流传还要丢人现眼吗？为什么捍卫错误比捍卫真理所花的气力还要大呢？要知道，做“乌贼鱼”是缺乏自信的，也是没有风度的，而且还传播着一种恶劣的文风。
（载于2003年8月18日《山西晚报》）
8月20日，前些日子上海复旦大学附近一家民营的“左岸书屋”门前树起了一块招牌，上写“本店三不卖”，其中不卖之一，就是余秋雨的书。《中华读书报》今日发表河北读者贾永生的文章《左岸书屋“三不卖”》，对此作了精辟的评论。转录如下： 左岸书屋“三不卖” 贾永生
在上海复旦大学左侧的左岸书屋，赫然打出了“三不卖”的招牌：“本店三不卖，一不卖余秋雨，二不卖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三不卖奶酪”，这一大胆而新奇的举动震动了社会各界。
“左岸”是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的文人汇聚的文化区，名声颇响。上海左岸书屋“三不卖”实际上在标示一种价值取向与文化倾向，在导引一种读者阅读心理与审美趣味。一位酷爱读书的大学生直言不讳：“……从1995年前后的《文化苦旅》开始，余秋雨就成了国内文坛的一种现象式人物，……余秋雨本人也越来越多地在媒体亮相，颇有以‘文化’自诩的味道。到了这时候，就觉得看他的书也显得俗气了。”这位读过余秋雨所有作品的大学生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左岸书屋经营者陈某原为复旦大学毕业生，他所以这样做，是煞费苦心的，他也摸透了读者的需求。有的读者公开在“二不卖美女作品和身体写作”下加了小注：“好好呆着，别叫啊，喊的，闹心！”并用箭头指向《有了快感你就喊》。不少读者不约而同地指出：
《谁动了我的奶酪》书是炒起来，吹起来的，专赚中国读者的钱，根本没有那么神。左岸书屋三不卖，是对三种文化现象的摒弃，也是对鱼龙混杂的图书市场的一种匡正，有些独标逸韵的味道。从这“三不卖”的背后，我们深悟出读者的眼睛越来越雪亮了，读者的审美趣味越来越高雅了，文化图书市场一切媚俗、恶俗之举不受公众欢迎了。左岸之举，引人深思。
8月23日，《文艺报》发表陆涛声的文章《我看〈给余秋雨指错〉》。作者信口雌黄，毫无根据地对我进行了恶意的攻击。特摘其主要论点，由 进行批驳。
我看《给余秋雨指错》 陆涛声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10节 “硬伤130处”
读2003年7月2日《报刊文摘》三版《给余秋雨指错》一文得知，有位叫金文明的先生，写了一本《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书，指出余秋雨所著书中有“硬伤130处”。未见到金先生这本大著，仅仅看了选摘的10处。大名鼎鼎的余秋雨在著述时应用历史常识竟闹了这么多笑话。《报刊文摘》称，由金文明大著《逗秋雨》“近日引起传媒关注”，在所摘短文《指错》后边注明是“综合第25期《新民周刊》、6月18日《新闻晨报》”，倒真可以称得上“石破天惊”了。
无论多大的学者、作家，大脑可装的现成知识，与人类知识的海洋比，都只是一二滴水。宋代震古烁今的大诗人文学家苏东坡，出常识上的错误也不止一次，他批评王安石“吹落黄花满地金”句，不知黄州地方的菊花凋谢就会落瓣，以致被王安石贬至黄州实地接受教训；他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赤壁赋》，都把黄冈的赤壁错当曹操兵败的赤壁（曹操兵败的赤壁在武昌县西），两篇名作都是错认“假”赤壁做真赤壁的文章，竟还受万世瞩目；他跟佛印和尚打赌，曰“愿借和尚四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