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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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西），两篇名作都是错认“假”赤壁做真赤壁的文章，竟还受万世瞩目；他跟佛印和尚打赌，曰“愿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遭佛印“四大皆空，五荫非有，内翰欲于何处坐”相讥，错解“四大”，不知“皆空”，输了玉带，在镇江金山寺院墙留下了玉带门，苏学士玉带至今犹陈列在寺内……这些每一桩错的程度，要比余秋雨的严重得多；造成的自然影响，比余秋雨的错误要大百倍千倍甚至万倍。我们又该怎样看待东坡居士呢？自宋代至今，有谁专门写本书大出苏学士之丑了？《中国作家三千言》中收了一位叫余德庆的作家一言：“不慕小聪明，但求大智慧。”笔者在想：是不是大智慧者往往“若愚”，容易小处疏失呢？……
金文明指错，如果真是仅为出余秋雨的丑，或是以挑战名人显示比名人高明而求扬名，那就是品位太低心理太阴暗了。退一步说，即使不带那样的“私贷”，这种指错，也是利微弊大。笔者历来对仅以“学富五车”为资本者难以诚服。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靠知道茴香豆的“茴”字草字头下边的“回”字有四种写法，支撑“长衫顾主”心理而“尊”于“短衣帮”。孔乙己的精神状态，是中国传统文人典型的精神状态的高度提炼，也是传统的学问的主要价值取向……这种偏重于看书多、知道现成知识多、善于考证甚至善钻牛角尖的“做学问”风气，在当前学界依然很盛行，孔乙己嫡传的徒子、徒孙、徒曾孙们队伍似乎还十分庞大，有相当多的人还在用大量的智力、精力、物力、财力重复历史，重复现成知识，搬用茴香豆的“茴”字草字头下边的“回”字有四种写法而换来学者、教授的头衔；而不是注重于审视、清理分辨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精华、封建性糟粕，不是深入研究、解释当代文化得失，不是用以预见、展望未来，不是投注于文化品质及对民族性格改善和优化。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新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有许多人在做学问，但有多少人在用自己做的学问推动社会进步？”（《读者》2003年第13期《言论》）谢教授问得触及本质，但比较委婉，实质上是说做真学问学者不多。当今的学问，该着重落脚于形而上思想、精神、灵魂的研究，从中西方文化的比照中审视现有思想文化，寻找和确认先进文化的正确定位，推动或至少有益于社会进步、现代文明程度的提高。这些最基本的常识、基本的要求，金文明先生不该不知不懂的。当然，不是说余秋雨不能批评，鲁迅都可以批评了，何况余秋雨。问题是批评的出发点、批评的学术价值和批评的社会效果。如果金先生真想从做学问的目的出发而又有一定的学术思想，认为余秋雨的学问观点，文化思辨有错误，能从形而上的角度作科学的理论分析，只要客观、公正，笔者以为批评得再尖锐再严厉也可以。 （原载2003年8月23日《文艺报》）
按：陆涛声在这篇文章中扮演了两种角色：一个是保爷，一个是打手。
“保”就是保余秋雨，为他的大量文史差错作辩护。陆涛声根本不看早在今年6月初就已出版的22万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只扫了一下《报刊文摘》转载的几百字的指错短文，便仓促上阵了。这说明他根本不想从学术上弄清是非，完全凭感情出来为余秋雨帮忙。他一上场，便说了几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人类的知识是无法穷尽的。“无论多大的学者、作家，大脑可装的知识，与人类知识的海洋比，都只是一二滴水。”不言而喻，这些话的潜台词是：任何人都会有知识缺陷。余秋雨的文史差错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但仔细地想一想，陆涛声也许会感到，自己的话经不起反驳。余秋雨的差错毕竟有一百多处，怎么能全盘否认呢？于是他立即把苏东坡拉来垫底，举了这位宋代大文豪的三次失误，一次是不知道黄州的菊花会落瓣，指摘王安石的诗句“吹落黄花满地金”错了；另一次是把黄州赤壁误认为三国时吴、蜀联军大败曹军的战场；还有一次是用错了佛教“四大”的典故。陆涛声以此为据，给苏东坡上纲上线，说他“这些每一桩的错，要比余秋雨的严重得多；造成的自然影响，比余秋雨的错误要大百倍千倍甚至万倍”。苏东坡的差错和影响真有这样严重吗？这完全是陆涛声在闭着眼睛说瞎话。且不说苏、余二人差错的数量，一个只有三处，一个则多达一百余处，根本不成比例。就其性质而言，苏东坡的失误，属于植物学、地理学和佛学等比较冷僻的专科知识，是由他闻见和涉猎的局限造成的，并无弄虚作假的成分，因而情有可原；而余秋雨的差错，除失记误用以外，往往牵强附会，故意曲解，甚至随心所欲地篡改史料，在读者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文化苦旅·寂寞天柱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文全部的立论基础纯属子虚乌有。为了证明王安石晚年一心要归隐天柱山（“潜山”的别称），余秋雨竟然把他为道士陈景元所写的“庐山归去来”改成王安石自己的“潜山归去来”。这种作伪的行径，实在闻所未闻。尤其严重的是余秋雨还在他的《台湾演讲》中，凭空编造了一个马寅初的两“呜”神话来愚弄不明真相的大学生，混淆视听，流毒海外，被马老的亲属痛斥为“胡说八道”、“作风恶劣”。这就涉及人品和文德的问题了。（参阅本书11月30日的记述和2003年第六期
《文学自由谈》发表的金先生新作《从两封来信看余秋雨对待批评的态度》）陆涛声如果了解了这些情况，也许就不会挖空心思地为余秋雨的严重错误开脱了。“打”就是打金文明，对金先生进行不择手段的攻击。他说：金文明指错，如果真是仅为出余秋雨的丑，或是以挑战名人显示比名人高明而求扬名，那就是品位太低心理太阴暗了。退一步说，即使不带那样的“私贷”（按：“私贷”不知何意，但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这里不想指出，免得又挨“品位太低心理太阴暗”的恶骂），这种指错，也是利微弊大。这段话一上来就用了“如果”二字，说明其立论的依据纯属假设。假设的东西怎么能当作既成的事实来大张挞伐呢？要知道，检察机关在立案侦查的过程中，即使发现了某人的一些疑点，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能将无罪推定为有罪的。你陆涛声拿得出金先生写《石破天惊逗秋雨》是为了“出余秋雨的丑，或是以挑战名人显示比名人高明而求扬名”的证据吗？我谅你是拿不出的。要是拿得出，你就不会说“如果”了。既然如此，你又凭什么敢给金先生下“品位太低心理太阴暗”这样贬损和诬蔑他的断语呢？设想有个人当着你的面说：“如果陆涛声强奸妇女，那他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淫棍，该把他抓去坐牢。”听了这种诬陷，你会不加痛斥甚至把他告上法庭吗？我相信你一定会这样做的。因为你没有强奸妇女，当然不会容忍别人根据“如果”的推导而强加给你“淫棍”的恶名的。陆涛声先生，请你仔细想一想，你对金先生用的“如果”，是否也是这个理儿？如果想通了，就自己把那段攻击他的话收回去。
9月初，上海《编辑学刊》第5期出版，发表了雷群明先生的《如果金文明做余秋雨图书的责编……》和彭匈先生的《案头功夫最考人》两文。转录如下：
如果金文明做余秋雨图书的责编……
雷群明
最近，上海的金文明在山西出版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引起了社会媒体和广大读者的热烈关注。对于金文明指出的120多处“硬伤”，余秋雨采取不承认主义“硬顶”，招来了更多的非议。是非曲直，历史自有公论。我现在不想说三道四，而是从编辑的角度想到一个问题，即编辑应该如何对待名家书稿的问题，提出来与大家探讨。我在前几年曾写过文章，认为图书中存在的差错不能笼统地称为“编校质量”问题。因为，据我的统计，书稿中的错误80％以上是作者造成的，属于编辑改错或手民误植的只占很小的比例。因此，把图书出版后存在的错误都归之于“编校质量”问题是不太确切也不太公平的。当然，发现和改正作者书稿中的错误，尤其是政治性、知识性的错误，正是编辑的最主要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图书中存在的错误叫做“编校质量”问题虽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编辑对于作者书稿中的差错不能发现和改正，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水平问题，二是责任心问题。马马虎虎，不负责任，这是不能原谅的；因为水平不够，有些问题发现不了，特别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书稿中的问题，一时发现不了，就不能简单地一概归罪于编辑。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编辑开脱，主要是想说明两点：一是希望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有关人员都能够重视书稿的质量问题，特别是作者，不能置身事外，更不能出错之后，把责任都推到出版社。试想，如果所有的作者都能够严肃认真地写作，书稿做到百分之百正确，百分之百规范，那么，即使是水平再差的编辑，也不会编出不合格的产品。二是认为，书稿责任编辑的责任应该有一个范围，不能无边无际。因为，编辑虽然号称“杂家”，但毕竟不是万能的，面对五花八门、深浅不一的书稿，如果作为专家的作者都不能免于出错，怎么能够企望编辑完全发现和消灭这些差错呢？对于那些因为水平不够不能发现和改正书稿错误的编辑，谁也不能指望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提高水平，而应该允许他们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如今，我基本上仍然坚持以上的看法，尤其觉得作者应该严肃认真地重视书稿的写作质量问题，不能为了名利或其他的什么东西，粗制滥造，对读者不负责任。不过，“金余之争”也使我想到了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为什么余秋雨作品中会有这么多的“硬伤”没有编辑发现和改正？是不是我们的编辑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态度存在某种问题。
我认为，编辑的水平可以有高下，但是，编辑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态度则永远应该是第一流的。作为编辑，尽最大的努力去发现和消灭作者书稿中的差错，应该是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不管是名家的作品还是一般作者的作品，应该一视同仁。在名家面前，也许我们许多地方显得无知，水平很差，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或许能够在某一方面贡献一些有益的东西。所以说，编辑的水平差一点不要紧，问题在于是不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使未能全部发现和消灭差错，也可以问心无愧；反之，就有问题了。现在，我们有一些编辑对作者的书稿不能一视同仁，对一般的作者，能够而且敢于从严，对名家则不免束手束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为无所作为。甚至可以说，有的编辑在名家书稿面前有点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他们在名家面前，精神上先是矮了三分，心里已经存了几分畏惧，几分迷信，对名家的书稿，比对待菩萨还要虔诚，根本就不曾和不敢想到其中会有什么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发现和改正这些问题了。像余秋雨书中的“硬伤”即知识性的错误，有些可能属于专业性太强难以发现，但也有不少是比较常识性的，譬如，像应该是退休的“致仕”被当作升官的意思来使用这样的“低级错误”，总应该是能够发现的。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11节 名家的书稿难求
现在，名家的书稿难求，特别是一些畅销书名家的书稿，更是大家争夺的对象。因此，给予名家书稿一些比较特殊的待遇，也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有一些名家，架子也比较大，往往会对出版社提出比较苛刻的要求。我就碰到有的名家以“文责自负”为借口，不准出版社改动他的稿子。还有的名家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要求编辑不改稿子。但是这样的名家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名家都是虚怀若谷，乐于从编辑这里听到有益的意见，对于编辑指出并帮助他们改正书稿中的差错，是表示感谢的。如著名的大学问家郭沫若，当他上世纪30年代的名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1954年交人民出版社重排出版时，郭老自己重新阅读修改了一遍还不放心，特地嘱咐出版社编辑要认真审读，尽量提出问题，不要顾虑。出版社编辑果真提了大大小小一百多条，送请郭老复核。除了少数几条外，郭老基本上都同意照改，并且在新版引言中说：“感谢出版社的同志们，费了很大的功夫从事整理、核对引文、校勘全著，订正了不少文字上的错误。”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可见，真正的名家是不但不会拒绝而且非常欢迎编辑帮助他改正书稿中的错误的。因为他们知道，事实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在这里，用来形容编辑和名家读者书稿方面的得失和作用，倒是十分确切的。正如王子野同志在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大会上所说的：“书刊没有编辑就出不了精品，只能出些错误百出的粗劣品。错误是人所难免的，任何一个高明的作者都不能保证自己的作品一点差错都没有。”金余之争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余秋雨的书稿都是由金文明来做责任编辑，事先就帮他改正了这一百多处差错，岂不是就没有现在这场“风波”了吗！
有的同志担心，发现和改正名家书稿中的差错会不会被名家认为是出他们的洋相。我想，在正常情况下，这应该不成为问题。因为，书稿中的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编辑发现并加以纠正，不但是对读者负责，而且也恰恰是维护了名家的声誉。相反，如果听任名家书稿中的差错存在，不但是害了读者，也会损害作者的声誉。这样做，才是真正出名家的洋相。总之，编辑对待名家书稿，第一要尊重，第二要与其他作者的书稿一视同仁敢于发现和改正其中的差错。形象一点说，就是在精神上，要与作者处于平等的地位，坐着看名家的书稿，而不要自惭形秽，跪着看他们的书稿。对于极少数过于自信自负的名家，也不必害怕。可以通过自己严肃认真的工作赢得他们的谅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倘若还有人不能合作，那就可以学一学邹韬奋的榜样。韬奋说他对待书稿的态度是：“我取稿向采严格态度，虽对我所敬佩的师友亦然；取稿凭质不凭名，虽有大名鼎鼎的文稿赐下，倘拜读之后觉得太专门，太枯燥，或太冗长，不适于本刊之用者，也不客气的婉谢，或说明未拟刊布的理由以求曲恕。”“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是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我们的编辑同志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编辑工作态度是否严肃认真，不仅表现在对书稿的审查和加工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是否严格执行重印制度方面。金文明称，他用来捉错的余秋雨的著作并不是初版本，而都是一版再版印了几十次的，为什么差错仍然会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呢？除了迷信名家之外，没有严格执行重印制度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按照出版社的制度，图书重印前，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