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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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老师在意想像的呈现编者不能擅改文章可在“教师手册”说明
余秋雨的文章被收录在教科书，也被指定为课外读物，针对余秋雨的文章被人挑出多处史实错误，负责审查教科书的国立编译馆馆长蓝顺德指出，教科书如果有史实错误的争议，国立编译馆会提醒编者，编者也有责任及意愿去考虑、勘酌修改；但如果争议之处是学术界尚无定见者，则国立编译馆会尊重编者的决定。高中国文课本有五六种以上的版本，根据记者询问台北市高中教师及学生，余秋雨《文化苦旅》书中的《柳侯祠》、《三峡》等文章被收入课本中，《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则常被很多老师指定为课外读物。蓝顺德表示，即使余秋雨的文章被认定有史实错误，但如果该文章是被收录在国文课本，并不是历史课本，问题就没那么严重；编者在不能擅自改动文章内容之下，可以在随国文课本送给国文教师参考的“教师手册”中说明。
一位高中国文教师说，他在教授《柳侯祠》时，强调的是文章“文学想像”的呈现，并不会去考据史实问题。
9月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记者黄涓的报道《批余秋雨书“登台” 〈文化苦旅〉面临苦旅》。
9月8日，《现代快报》刊登陈克艰的文章《余秋雨与“新文言”》。转录如下： 余秋雨与“新文言” 陈克艰
听说余秋雨先生自诉寂寞，不免有点吃惊。余先生不是当今沪上大名鼎鼎的文章写手么，怎么还会寂寞呢？李白诗云：“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位被陆游看不起，讥评为“浅陋有索客之风”（《老学庵笔记》卷六）的“坎 人”虽然识度甚浅，名心特重，毕竟还知道臭皮囊般的住世之身，不可能万物皆备，也不应该样样都要；寂寞与留名，就像鱼与熊掌，两者碍难兼得，他也就负责地做了选择：不甘寂寞，只要出名。当然，中外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又有名、又寂寞、连寂寞都有名的例外，但那是凤毛麟角的大圣人，孔子、佛陀、苏格拉底，二三子而已，余子谁堪共酒杯？莫非大众化的时代真是无所不能，中国已几千年、世界已几百年不见圣人之迹，市场经济的大潮刚刚涌动，忽然就推出一个了？耳闻不如目验，于是取来《文化苦旅》也“感觉”一下余秋雨。余先生确实为文很能作秀，某些段落写得赏心悦目，如果他并不假借“文化”、“学术”、“历史”这些沉重的东西又把它们弄得很轻的话，那么他的信口开河也许会有趣一些，他的自我倾诉也可能就自然一些。总之，读其文想见其人，与评论家所塑造，以及他本人所帮造的“余秋雨”形象，实在相去很远。
解释这种现象，可以一个关键词概括：“新文言”。新文言不是文言，新文言的高手背得出几篇《古文观止》是大可怀疑的。新文言也不是白话，白话主要是谈话，但如果有谁像余先生那样对我说话，把楼阁藏书丰富叫做“具有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把老房子进深说成“家庭礼仪的空间规程”，把坐在电影院里看外国男女搞腐化叫做“陌生的仰望感”，我一定会感到非常恐怖，避之惟恐不及的。在新文言的运用上，余秋雨的确堪称高手，“新文言”的字、词、句法和章法余先生均烂熟于胸，得心应手。据此间哲学教授的传达，本世纪的哲学已经发展到认为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外壳，语言实在我人存在的本质，是我人突破不了的界限。许多人被新文言罩住了，拜读余秋雨大作，因生仰高之感，倒也并不奇怪。新文言大要不出两类型：语言无味的黄脸婆和以辞害意的妖怪精。妖怪精型的新文言，又像一碗混合作料汤，酱油麻油，椒盐精盐，川崎川辣，榨菜香菜，葱头蒜头，香精味精，可谓应有尽有。对石头刺激够味，对身体营养全无。长年以这种作料汤为饮料，可以说你遍尝了天下滋味，但也可以说你全不知味。你一旦掌握了新文言（特别是妖怪精型的）或说一旦被新文言所掌握，你就成功了，也可说完蛋了；入道了，也可说出局了。新文言的弥漫性，简直是无远弗届，无孔不入，举凡一切需要，靠日积月累的下学工夫始能上达的领域，无论科学和艺术，还是历史与文化，只要掌握了新文言都能一朝占领，豁然贯通。10多年前那篇有名的新文言“经典”《歌德巴赫猜想》就引得许多青少年甚至中老年不知天高地厚地去攀摘“皇冠上的明珠”。一时间，无数宣称解决了“猜想”的稿件，雪片般地飞向数学研究所和报刊编辑部。难怪苏步青先生批评它：“影响很坏！”有位动不动就“惆怅”的先生，之无不识，初阶未登，却喋喋不休地聒噪，自称已经登上了融会科学与艺术的“最高境界”，也靠的是新文言的升举之功。余秋雨则主要用名胜和文物来制作他的“香水泥”（perfumedmud）和作料汤。新文言的妖媚使学生心迷心眩，误认为余先生的确能真实地感受历史和文化，以至于他们只要通过“感觉余秋雨”，就也能够感觉文化和历史了。新文言最大的本事表现在评价方面，最大的无能表现在理解方面，你去问那些瞎起哄说余秋雨“以思想引起了轰动”的男生女生们，余秋雨的思想，他们肯定无词以对，老实说，无营养的作料汤，确实也不值得去花什么理解的工夫。
评价无非两端：批评（包括自我批评）和表扬（包括自我表扬）。黄脸婆式的新文言长于批评，妖怪精式的新文言长于表扬。新文言的表扬功能发挥起来真是无理可喻。例如个别读书人，认真到固执，便去余文中捉硬伤，表扬者回护说：“捉硬伤是枯窘、狭隘、低层次的学者勾当，对余文之大气磅礴不适用。”这等于是说：新文言不仅有胡乱说错的权利，更预先就有拒绝纠错的权利。
第七部 台海回响（2003年9月初——9月中旬）第4节 “牝牡骊黄”
新文言一面作践学术，一面却又向学术借光。“学术”一词，在新文言的评价里有两种相反的性质。当你要认真地具体地讨论学术问题，而他无从置喙时，学术便是“枯燥”的、“单调”的；当他要借学术的名义时，表扬自己学术便是“深厚”的、“高雅”的，“学者型散文”显然比“痞子散文”、“小女人散文”动听得多。余先生说自己是在长期“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之后转而去写散文的”。我敢断言，如果余先生真的搬动过典籍，那也只是摭拾字句，截取原料，以便制香水混合作料汤，与我这会儿乱翻《文化苦旅》差不多。把这种动作叫做“埋首典籍”，可见新文言的矫饰和做作。围绕着余秋雨，的确有一场轰动，但这决不是余先生自诩的“高深思想普及化引起的轰动”。如实说吧，轰动是由以传播技术和特定的传媒制度为硬件，以新文言为软件，配合形成的。顾炎武早在300年前就已经揭示了轰动效应的“机制”：“鄙浅之人，好恶性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日知录》卷十八）看来，又要流行轰动又要高雅深厚，就和要留名又要寂寞一样戛戛乎其难哉！
（载于2003年9月8日《现代快报》）
9月14日，台湾《民生报》发表著名作家张大春先生的学术散文《托余秋雨的福》。谈典说史，驱遣自如，走笔传意，情理皆胜，不愧为文章高手。转录如下：
托余秋雨的福 张大春先说一个成语：“牝牡骊黄”。相传古代极善相马的老师傅伯乐年纪太大了，不能再执事，于是推荐九方皋为秦穆公出外访求骏马。三个月之后，九方皋在沙丘这个地方访到了骏马。穆公问是甚么马，九方皋说是“黄色的公马”（牡而黄）。穆公派人去看，得到的答案却是“黑色的母马”（牝而骊）。穆公于是责备伯乐，怎么推荐了这样一个不称职的替手？伯乐答得妙：“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马，乃有贵乎马者也。”看起来，伯乐是真想退休到极点了。 从牝牡骊黄说起
不过，如果认真看待伯乐对于九方皋的推重，也不是不能翻辩出一层道理来。这就是《列子·说符》里的一则故事———在《庄子·徐无鬼》里，九方皋叫九方 ，在《淮南子·道应训》里，九方皋叫九方堙———不管叫什么，总之他看上的这一匹马，日后终于显现了天下良马的品质。秦穆公也不得不佩服伯乐鉴识之精，非常人所能及。是以“牝牡骊黄”这四字成语，日后就常拿来表示无法反映事物真髓或本质的皮相，或者是一种既不重要、也不恰切的评价尺度。所谓“追风逐电之足，绝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就是这个意思。明朝有个大画家叫仇英（1506—1555），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人。原本是个工匠，跟着位师傅周臣学画，尤善人物，以画仕女、花鸟、山水著称。并以水墨、白描见长。到了清代中叶，京师有个古董铺子，总在一进门儿对面的壁间悬着幅仇十洲的《史湘云春睡图》。有鉴赏家二人过铺，看了这画。一个说：“这绝计是真迹！绝计是真迹！观其用笔，非十洲不能办；且题字与图章，无一不绝佳———即使是缣纸，亦绝非近百年间之物。”另一个说：“你说得极是！说得极是！不过，看他布景散漫，我却不能无疑———恐怕还是高手摹写的罢？”两个人正津津有味地辩着呢，背后忽然传来一声冷哼，另一个客人道：“明朝人画本朝小说故事，大是奇谈！”说罢，掉头便走了。这两位鉴赏家面红耳赤、不能发一语，好容易缓过气儿来，一个道：“吾辈赏识，乃在牝牡骊黄之外！” 硬拗就不必脸红？
“吾辈赏识，乃在牝牡骊黄之外！”有这样的话，硬拗就不气喘、赖皮就不脸红了。因为一切明显而毋须心证的普通常识和基本价值都变得不重要的时候，还有什么真正的是非可以凭借呢？
从这儿，就可以看一看《咬文嚼字》的编委金文明和散文家余秋雨之间的笔墨官司了。
试举一例就够了：读余秋雨的散文《西湖梦》，就会发现他认为林和靖（逋）有妻有子，《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作者金文明以为这其实是受了曹聚仁《万里行记》的影响———看样子余秋雨受曹聚仁的影响很大很大，但是他征文引说都不指明，看像是他自己的发现，“盗其作而掩其名”，这是文人无行的第一步。林和靖到底有没有妻子呢？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个简单得一如牝牡骊黄的问题。《玉堂丛语·卷八》和《古今谭概》上都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明代的著名诗人陈嗣初一日在家，忽有客人求见，自称是宋代诗人林逋的十世孙，并且将自己写的诗献给陈嗣初。陈嗣初留他坐，自己也到屋里拿了本书出来，请这人一读。原来这是一本林逋的传记，读到“终身不娶，无子”一句上，这年轻人默然无词以对了。陈嗣初大笑，当即口吟一诗：“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想君别是闲花草，未必孤山梅树枝。”
对于金文明指称诸如此类的余秋雨“文化散文”所犯的一百二十六个“硬伤”舛误，余秋雨的答辩有两段值得征引：
“中华文化现在遇到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摆脱自己身上无数陈腐、无聊的包袱，重新寻找到秦汉雄魂、唐宋风范，激发起巨大的创造力，与国际接轨。但是，有太多的名堂阻碍着这次转型。”
“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并不错，但对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来说，没有必要过度地沉溺（按：他要说的是‘耽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华文化的不幸。”
余秋雨对于金文明所指摘出来、斑斑可考的错误其实大可以“闻过则喜”的态度感激且改正。不此之图，却搬出这两段文字的说词，除了向“大量非（文史）专业的年轻人”求媚乞援之外，别无可置之词。 笔墨官司 答辩空洞
事实上“文化的创造”是个大到没有任何一个个人可以毕其功、甚至定其义的课题。正由于“文化的创造”太空洞，在听见“秦汉雄魂、唐宋风范”这好听的调门儿、受其打动、受其蛊惑，而欣欣然信之、爱之者，其实也就遁离了考掘文化实务的苦工夫，也失去了从生活中不惮繁琐地解决细小知识问题的耐心和毅力。在余秋雨跟他的读者所订的合同里，这是最快的一步棋：读了就信就有了大结构的关照了。 八十大板与十两银子
金文明咬了余秋雨之后，我一直不停地听人问起：那么，到底该不该读余秋雨的散文呢？我的答复总是另一个故事：
光绪中叶，有个旗人叫铎洛仑，先说说他的背景。铎洛仑曾经出任过山东粮道，征粮既苛且急，民怨刺骨。一天因公出差到齐河县，渡了河，到北岸，已经是日暮时分了。此地原本是一片荒僻的旷野，忽见有在地百姓成群结队、明火执仗而来。随行的小队官兵还以为是盗匪，都踉跄窜逃，一哄而散。独独剩下铎洛仑一人坐在轿子里，喝问：“你们都是干什么来的？”众人也不答话，拖他出轿，按在地上，扒去裤子，就是一顿好打。一边打、一边学衙署里的差役那般数数儿，一顿打下来是八十大板，打得臀肉尽脱。犯了这事，清廷追查的不是“何等刁民胆敢殴辱朝廷命官？”而是“什么样的官居然如此招致民怨？”铎洛仑因此而丢了官———这是铎洛仑的背景。十余年之后，铎洛仑夤缘交际，又当上了某省盐道，正值书院月课发榜，监院官来替考置前列的诸生请赏银，铎洛仑大笔一挥，赏了第一名十两银子。故事：盐道缺其实并不丰腴，月课赏银不过二两银子就足够了。监院的将这成例之数禀告了铎洛仑，铎洛仑道：“咱们在城里的时候儿，偶尔地向石头胡同口袋庭听姑娘们唱一支小曲儿，也要赏她个四两头；这人花花绿绿地写了这七百多字，请师爷们念给我听，也怪有调门儿的，难道就不值十两头吗？”关于金文明修理余秋雨，我当他是那愤怒农民的八十大板；关于余秋雨文章的价值，我当他是那“花花绿绿”、“怪有调门儿”的制艺之作。将来铎洛仑的事迹要是能流传，还得托余秋雨的福。
（原载2003年9月14日《民生报》）
第八部 波澜迭起，方兴未艾（2003年9月——12月末）第1节 2003年9月开始
2003年9月开始，大陆及香港、新加坡等地关于“金余之争”的报道已大为减少。书海版《石破天惊逗秋雨》于8月中第五次印刷，累计印数达到了4。5万册，在各地书市逐渐进入稳销阶段。这场参加者数以万计的学术大讨论似乎将要接近尾声了。但其实，论辩并没有停歇，也不可能在余秋雨完全拒绝批评、不愿意改正其新版书中无法否认的全部差错前就此结束。随着众多学有专长、功力深厚的专家学者的陆续参加，这场论争还在向纵深发展。据了解，另一部从其他知识领域为“秋雨散文”指错纠谬的新书已经出版。有人已发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两书中许多外国的文史知识差错，发在网上和寄给我征求意见的批评文章就有十二篇之多，等达到一定数量时将编成专集问世。改由花山文艺社出版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增补新版《月暗吴天秋雨冷》也在加紧进行，将收入我的新作十七篇以及与“支余派”论战的五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