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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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版权页上的记载，这本《余秋雨 台湾演讲》的初版时间是1998年1月1日，至1999年7月1日，已经印行了11版。
将以上介绍，跟余秋雨先生的那封回信一对照，问题马上就突显了出来：这位经常影射、指责别人是“小人”的“谦谦君子”余秋雨，在对批评他的邵纯先生公然撒谎，而且撒的是弥天大谎！
你看，他明明是“1997年秋”就已亲自将十篇演讲稿整理编完，写好《自序》，并于10月23日寄到台湾尔雅出版社。该社也于1998年1月1日以《余秋雨 台湾演讲》为名正式出版发行。可他却在时隔一年半以后的1999年6月27日，还要装神弄鬼似的对邵先生说：“好在尚未出书，待我以后亲自整理这些讲稿正式出书时，一定按您的意见改。”什么“好在”？什么“一定”？真是甜言蜜语，巧舌如簧，说的比唱的好听！你的讲稿不是早就整理完了吗，怎么还要“亲自整理”呢？你的书在写这封回信时不是已经印了10版吗，怎么还说“尚未出书”呢？面对一位年长的学者，你不接受批评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闭着眼睛说瞎话，用无耻的谎言和根本不想兑现的“承诺”去愚弄人家呢？
第八部 波澜迭起，方兴未艾（2003年9月——12月末）第4节 “当红文人”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余秋雨先生不但在中国古代文史方面功底浅薄，而且他的现当代史知识也相当欠缺。本来有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认真查阅史料来解决，但他就是喜欢玩小聪明，耍嘴皮子，信口开河，临场发挥，甚至不惜胡编乱造，哗众取宠，让许多荒唐可笑的差错，潜移默化地贻误广大的读者和听众。邵纯先生所揭露的马寅初两“呜”神话，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余秋雨对待批评的态度。为了维护被人为捧抬起来的声价和尊严，他对自己散文中确实存在的知识差错和来自读者的一切批评，从来就是视若无睹、全盘否认的。实在挡不住了，就以推诿来敷衍搪塞，甚至用谎言来欺骗蒙人。其结果，就使原来许多真诚地关心、爱护、支持和赞扬过他的读者，逐渐失去了对他的信任和好感，甚至厌恶有加，批评不断。这种引人注目的变化，难道不值得号称“文化史学家”的余秋雨先生深长思之吗？ （原载2003年第6期《文学自由谈》，并收入台湾版增订本）
就在上文写定后不久，朱清文先生又托友人转来他撰写的《余秋雨拒绝批评又一例》。其内容与王果先生所提的意见不谋而合，而两者的遭遇也完全相同，可见余秋雨对待读者善意的批评所持的态度是一贯的。
9月26日，上海《文汇报·笔会》发表闲斋先生的杂文《“宁馨”“落霞”正解》。此文对当前文化领域的“浮躁风”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虽然他在举例谈到“落霞”一词的含义时根据旧说所作的解释不尽妥当，但其抨击的社会现象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凡是有良知的学者，完全可以从学术上同他进行心平气和的探讨，但不会站到对立面去横加指责的。因为那样做，只能暴露出指责者本身就是浮躁学风的教师爷和吹鼓手。现将此文转录如下： “宁馨”“落霞”正解 闲 斋
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闭关锁国转向改革开放，加上极左条件下的道德沦丧等等消极因素，文化领域的浮躁风吹得相当厉害。迎合“卖点”急于求成的粗制滥造的跟风之作，百花齐放的炒作吹捧，使一些硬伤处处的劣品招摇过市。光是电视剧屏幕上的错别字和剧中人“我府上”、“你家父”之类的贻笑大方，就使人不得不边看边大摇其头。苛刻点说，可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为什么不静下心来读点书、查一查史书和字典？又不是下岗工人、没地农民，难道钱就那么不可或缺吗？一位声称要捞到若干万版税为目标的自称“名人”者，据说他的大作在某处是供中学生作分辨错别字的教材。其中有名的是“宁馨的氛围”一句。用宁馨来形容“氛围”，起码有两错。宁馨二字，出于“宁馨儿”一词，是对孩子的形容词。宋马永卿《懒真子》云：此词出自山涛，他见王衍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其二，宁馨即使在这里，也不是一个类于“乖乖”、“宝贝”之类的褒词。“宁作去声；馨音亨，今南人尚言之，犹言恁地也。前宋废帝悖逆，太后怒语侍者曰：‘将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均见马永卿书）山涛接着对王衍的评价是：“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可见以论人准确被肯定的山涛在这里用的“宁馨儿”也是贬义。
以前一直想当然地以为《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中的“落霞”是“云霞”之“霞”，偶读杂书，才知道“落霞”指的是飞蛾，“鹜”乃野鸭。野鸭飞逐蛾虫食之，所以“齐飞”。云霞是飞不起来的。
仅仅这些小地方，就有那么多未知数，遑论广征博引史料的文史随笔散文了。因此，我很喜欢读吴小如先生那些纠正语文谬误的文字。他使我长见识。窃以为，出了差错，有了硬伤，难以避免。重要的是知错就改，最好还感谢指出错误的人，不要一触即跳，恃“名”斥对方为“苍蝇”、“放屁”等等，而是挤时间读点书，不要让自己成为名利的工具。相反，硬要将“宁馨”进行到底，未免让人觉得幼稚可笑。近见有人以“约定俗成，将错就错”，论证用“宁馨儿”称自己所爱的女人（未说明用“宁馨”形容“氛围”与此有何差异）“是个不错的尝试”，谴责指出错误的人“像逮到一个有把的烧饼那样，大张挞伐，一脸幸灾乐祸，夜里做梦都笑出声来”，不禁使人想到一个惯用的词：“同病相怜”。 （2003年9月26日《文汇报·笔会》）
10月8日，《太原日报·双塔周刊》发表了卞权先生的文章《“一字之师”与“好为人师”》。转录如下：
“一字之师”与“好为人师” 卞 权
古今为文者，如“建安风骨”诗人曹子建所言：“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是说诗文有错，十分正常。要喜欢人家指出差错，有了差错应当及时改正就好。例如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王昭君》诗中云：“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后来不少文人都认为其中有错，乃因昭君出塞，下嫁的是北方的匈奴，不可能走到西域的玉门关的古道上。由此可见：倘若无人纠错，乃至拒绝别人纠错，反倒是极不正常了。对此，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在《答李翊书》一文中说：“其（文）观于人也，（讥）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意思是说：我的文章被人读了，讥笑我文，是使我喜欢的事，赞誉我文，却是使我担忧的事。讥笑我，证明我文中定有不足，可提醒我及时修正，防止谬种流传，贻误后代，夸赞我，却对我毫无补益。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也是如此，一次她在厨房做饭菜，其夫在看报时忽然大声说：“素音啊，不好了，又有在报上骂你的文章了……”韩素音闻之，喜不自禁地说：“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赶快让我看看！”闻过则喜，善自为非，这才是大文人、大学者的风度。然而，人间万事，非知之为难，实行之为难也。明代吴郡地方，有一个名叫沈野之的文人，总认为天上地下唯我独高，无论写诗为文，总是孤芳自赏，极不虚心，以天下第一才子自诩，也是属于动不动就要为他人开书目的“人师”。为此，著名文学家曹学铨赋诗嘲笑他：“半夜号跳常索酒，一生烦恼自圈诗。”古往今来，文场上这一类狂傲之人并不少见。有人说过一则笑话：文中差错就好像猴子的红屁股，若是老老实实蹲在地上，倒也无人注意，可是猴子喜攀高，偏要爬到高高的大树上，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红屁股反而更引人注目了。这说的虽然是笑话，却发人深思：傲视批评，夜郎自大，不仅自损人品与文品，且又贻笑大方，何苦来哉！
文学写作，尽管不能等同于科学发明与创造，窃以为在创作态度上，都不应忘记“三人行，必有我师”与“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圣哲明训。天地间，傲则满，满则倾，虚心总是裨益无穷的。然而，我在执教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学生，不肯交出自己作文在课堂上公开朗读，以此就教于全班同学。于是我就援引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诗句：“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引导学生汲古今用，我总把“妆罢”的新娘喻为文章作者，把“夫婿”喻作广大读者。古语云：“学无常师，惟德所在。”故而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鲁迅也说：“许多名言，并非出在名人之口，倒是常常出自田夫野老之口。”提倡文人多拜人民大众为师。然而，如今一些当红文人，—旦被别人“捧”出了名，也就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饭了，爱戴高帽，自受圈套，委实让人扼腕叹惜。其实，古今中外文学长廊上，“一字之师”的佳话史不绝书。如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把“于宝”当“干宝”，后甘拜小吏为师，改正了错别字。元代诗人萨都剌诗句原为“地湿厌闻天竺雨，月明来听景阳钟”，曾被人誉为名句。独齐鲁一老翁不予苟同。萨叩问何故，老翁答：“此联固好，但‘闻’与‘听’二字同义重复了！”萨虚心求教：“当易何字为佳？”老翁慢吞吞地说：“‘看天竺雨’即可。”萨又疑问：“一‘看’字出处何在？”老翁即答：“唐人有：‘林下老僧来看雨’！”萨都剌即俯首下拜老翁为“一字师”。又如五代名僧齐己《早梅》诗中原句：“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后经诗人郑谷改为“昨夜一枝开”。易“数”为“一”，更和《早梅》题旨切合，后被人们誉为：“诗改一字，界判天人！”再如：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郭沫若，抗战时在重庆，曾因扮演婵娟的一位演员建议把话剧《屈原》中的一句台词“宋玉，你是个没有骨气的文人！”，改为“宋玉，你这个没有骨气的文人！”，郭老连声称好。此事后来被北京大学著名美学教授朱光潜先生引为倡导“咬文嚼字”的典范。因为改“是”这个判断动词为“这”，也即宋玉无须判断（毫无疑问了），反而使台词出口更加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此后，郭老即称此演员为“一字之师”，据说这位演员就是德艺双馨的张瑞芳老师。可叹的是，现在确有一些所谓“大文化人”，朝“嘉宾”、“评委”席上一坐，口若悬河，宏论大发，顿时成了旷古空前、无所不知的“博学大师”，有时讲错了，既不认错，又不改。其实，人之患，即在好为人师。正如著名杂文家毛志成在其近文中所说：“‘万事精通’的别名是万事稀松……一经什么都能插上一嘴，作专家状，很可能说明他是本业的混子、油子、甚而是骗子。”正如人们前不久在一次大型讲座上听一个著名学者讲演，他坐下来就先告诉大家：“本人昨天在香港，特首长官亲自请我吃饭，……”然后，嘿嘿一笑。这焉能不引起听众的厌恶？真让人为他惶愧啊！走笔至此，情不自禁地使人想到王蒙先生。据上海一位老资格的出版人说：《咬文嚼字》“咬嚼”王蒙先生文章时，后来发现确实有一条“咬”错了，该刊主编郝铭鉴先生去年在沪遇到了王蒙，特地向他道歉。岂料王蒙先生大度地一笑说：“你‘咬’错了，还是让我受到了启发，我可以举一反三啊，我非常欢迎你们‘咬’。”言为心声，真让人敬佩得五体投地。这就是真君子、大作家的风范。我暗自思忖：文场上的“复杂”纷争，简单起来就是两个字———谦虚！循此，不仅可防“战”于未然，也是可以早日偃旗息鼓的。若是真以济世之志为文，不为名利计，“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话，实在因为：万事不如公论久，毁誉从来不由人啊！以此寄望于天下才子，三思之，共勉之！ （10月8日《太原日报·双塔周刊》）
金按：老卞是大学中文系的古汉语教授，学问渊博，宅心仁厚，在本文中引用了大量古今“一字师”的故事，苦口婆心地规劝那些“当红文人”、“大文化人”，别再不识好歹地拒绝批评，坚持错误。文章虽未点名，但余秋雨显然也可包括在应受教育者的范围之内。
第八部 波澜迭起，方兴未艾（2003年9月——12月末）第5节 《从余秋雨想到胡适》
10月18日，《三湘都市报》发表曾伯炎先生的文章《从余秋雨想到胡适》。转录如下：
从余秋雨想到胡适 曾伯炎
金文明出版新著，名《石破天惊逗秋雨》，纠正了余秋雨著作中130多处文史差错。余秋雨不仅不感谢，还狡言诘语相向，硬撑着面子不认错，逼着旁观者也来同余秋雨较真，人家质问：道家的始祖是余秋雨所说的唐代道士吕洞宾吗？金文明给你指出乃是汉代张道陵，不是如同你坐在央视歌手竞赛点评台上给回答错了的人指正一样吗？而范仲淹在邓州任上著的《岳阳楼记》，余秋雨错误地说成登楼作的，也属简单的是非答题，居然坚持以非为是，这是做学问的态度吗？
我看见重庆80高龄的辛文纪忍不住也著文评议，余秋雨的老师徐迅雷也以《与秋雨同学谈心》为题发表文章，给余秋雨继续讲课，忆及当年向余秋雨讲过《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篇名文，认为余秋雨应比两千多年前的邹忌高明，为什么不如古人的纳谏。徐老师还带头检讨自己，认为可能讲课时太注重语言美，忽视了思想启迪。余秋雨头上，不仅有教授头衔，还有“大师”的光环了，那就放在先师孔子面前检验一下这位大师吧。孔子要求学生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余秋雨却反其意而行之，把不知也当成知，不懂“致仕”是“告老还乡”，却解释成“想当官”，就不是在求知传授知识，而有误人子弟之嫌了。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认为任何人都有长处可学，68岁的金文明是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曾参与编撰《辞海》，担任过《汉语大辞典》编委，这么学养深博的专家学者，不是孔子所说的三人中之师吗？
余秋雨不正视错误，由来久矣，青年学者余杰希望他忏悔文革中的表现，他不屑。古远清作学术文章涉及他，又揪着这位古教授打官司，结果，并未赢官司。这些都使知识界反感，反感其错谬已居次位，更多的则是其不认错的骄横态度了。笔者建议余秋雨大师参照一下已故的胡适，看看他是怎样对待批评的。上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运动中，郭沫若受命带头攻击胡适，文化界、学术界、文学界纷纷上阵。对这种无理批评，胡适很理性地以学者求知的态度对待，此时，他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图书馆长，唐德刚教授回忆胡适时说：“对批评他的几百万字，一篇篇都看了”，“胡适未写过只字反驳，但也未放过一字不看”。当年严秀（曾彦修）参与出版，批胡适的8大卷文集（是他与王子野共同签字付印的），他和王子野都未通读过，且相信大陆没人认真读过，几百万字，只有被批的胡适读完了。这是一件奇事。
笔者也走笔来置喙这件文事。早在10多年前，余秋雨这名字还无人知晓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楼肇明先生，就在信中要我注意一下余秋雨的散文，我寻来读了，也就是《文化苦旅》中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