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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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中某些篇章，认为与多年来文坛流行的散文题材与格式确有不同。我也信服余光中先生散文的精纯与精美的笔墨。后来余秋雨与余光中都被邀到长沙岳麓书院讲学，余光中的学问学风学养令听者钦仰，而余秋雨的演说却在学界引起非议。我尤其想到余秋雨的出道，就是在文革大批判之中，未见过真正的学术批评，金文明先生来恢复这种做学问批评，应该支持与倡导。　　　　
　　　　　　金按：曾伯炎先生的文章说：现在知识界对余秋雨，“反感其错谬已居次位，更多的则是其不认错的骄横态度了”。此话可谓击中要害。余秋雨在“文革”中批判胡适，恶言谩骂，无所不用其极。但在2003年6月25日攻击我的文章中，却又若无其事地把胡适前辈拉出来助阵。曾先生以胡适对待批评的学者风度跟余秋雨的拒谏饰非相对照，直有霄壤之别。不知这位当代的文化明星会脸红吗？　　　　
　　　　　　　10月19日，上海《文汇报·笔会》发表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的文章《恐非正解》。此文从表面上看，是以一个权威的架势，对9月26日《笔会》上闲斋先生《“宁馨”“落霞”正解》一文进行全面的批驳。但写到中间，却突然调转枪口，对我作了荒唐的指责和攻击。说我指出“余秋雨连‘致仕’是什么意思都不懂”，是对他的“诬陷”，而且“在媒体的炒作下，一夜之间名传遐迩”。看来章教授大概还嫌余秋雨官司打得不够，又来鼓动他把我告上法庭了。　　　　
　　　　据有关人士透露，章培恒的这篇文章确有来头，主要是冲着金文明来的。这一来自内部的消息，证实了8月间那个“有人动员复旦大学教授写文章”的传闻并非无根之谈。章教授可以算是应召而来、蓄势已久的一号种子选手，从理论和材料上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好，来就来吧！前段时间冒出来为余秋雨叫阵的，尽是些小角色，实在没劲透了。现在的章教授可不是等闲之辈，跟他引经据典，就文论文，辩清一些学术上的是非问题，恐怕也是近几年来文场上难得一遇的赏心乐事。不管有来头没来头，讨论学术只能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没听说来头大、权势重、地位高的人，真理就一定攥在他的手里。我跟章教授的学术论争，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展开的。　　　　
　　　　拜读了章培恒这篇近三千字的大作，实在让我感到非常失望。怎么这样一个名声籍甚的教授，写出来的东西会如此功底浅薄、不堪一驳呢？不仅在训诂学方面一窍不通，而且连他本行的文学鉴赏能力也低得出人意料。现将其文章中指摘闲斋先生关于“宁馨”、“落霞”二词的解释和借“致仕”活用为由对我恶意攻击的内容摘录如下：　　恐非正解　章培恒　　　　
　　　　　……首先，所谓“宁馨二字，出于‘宁馨儿’一词”，这就是违背常识之谈。《说文》：“宁，愿词也”，“馨，香之远闻也。”可见宁、馨二字至迟在秦代已有；而根据现有文献，“宁馨儿”一词最早见于晋代，怎能说秦代已有的“宁馨二字”，“出于”晋代的“‘宁馨儿’一词”？其次，即使把“宁馨”二字搭配起来始于“宁馨儿”，但前人把某两个字搭配起来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后人把同样的两个字搭配起来在另一种意义———甚至在相反的意义———上使用，只要不违背词义，也无所不可。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但行文至此，却非举不可了。那就举两个吧。　　　　
　　　　先举一个古老而来头大的。《尚书·泰誓》：“予有乱臣十人。”孔颖达《正义》：“《释诂》云：‘乱，治也。’”这里的“乱臣”乃是能把天下治理好的贤臣。然而，《孟子》却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可是把“乱臣”作为违反臣道之人来看待了，与《泰誓》中的“乱臣”的意义恰恰相反。因为在词义上，乱既可释为“治”，也可释为通常意义上的乱（“乱”字左边的形状是用手整理一团乱掉了的丝，故可从正、反两个意义来理解）；“乱臣”的这两种用法全都符合词义。从古到今，还没有一个人昏愦到说“孟子连‘乱臣’出于《泰誓》、为‘治臣’之意都不知道，却胡说什么‘乱臣贼子惧’”。再举一个即景的例子……把“武林”作为地名（指今杭州）则始于唐初。其地本称虎林，因唐朝皇帝的祖先中有以“虎”为名的，为了避讳，就把“虎林”改称为武林了……由此可见，只要不违背词义，对同样的两个字，前人可以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后人完全有权利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所以，不但将“宁馨”作宁静、馨香之意来使用的“宁馨的氛围”没有什么错，连余秋雨先生颇为某些人所诟病的把“致仕”作为到达仕途的意义来使用，也绝不是所谓连“致仕”的意思都不懂。《说文》：“致，送诣也。”也即送到之意。从“送”的这一层意义来引伸，可以释为送还；从“到”的这一层意义来引伸，可以释为到达。所以，在古书中，有时把“致”作为归还的意义用，有时又作为到达的意义用。前者如《国语·晋语》的“余将致政焉”；“致仕”之语即源于此。后者如《仪礼·聘礼》的“卿致馆”、《论语·子张》的“丧致乎哀而止”、《庄子·外物》的“而垫之致黄泉”，“致”皆为“至”之意。既然如此，余秋雨先生将“致仕”用作到达仕途之意，有何不可？这与孟子的不遵以“乱臣”作“治臣”的传统用法，却将“乱臣”作为逆乱之臣来使用，不正如出一辙？当然，读者可以接受这种用法，也可以不接受，甚或说他“哗众取宠”；这是读者的自由。但如说“余秋雨连‘致仕’是什么意思都不懂”，那却必须举出确切证据来，否则就是对余秋雨的诬陷。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对作家作这种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不但用不到负什么责任，却反而可以在媒体的炒作下，一夜之间名传遐迩。第三，闲斋先生自己对“宁馨儿”的解释极为可笑。他认为不但宋废帝的母亲所说的“宁馨儿”是贬义词，连山涛之称王衍为“宁馨儿”也是作贬义词用的；换言之，“宁馨”只能用于贬义。但他所引的《懒真子》明明说“宁馨”“犹言恁地也”；“恁地”就是白话中的“这样”，也可释为“这样的”。难道“这样”、“这样的”是只能用于贬义的吗？可见他虽在引《懒真子》，却连《懒真子》的“犹言恁地也”的话也没有弄懂。至于山涛之评王衍，见于《晋书·王戎传》附《王衍传》：“（衍）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此处的“宁馨儿”倘为贬义词，则其下径接“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即可，怎会于其间加一个表示意义转折的“然”字？这样一加，岂非山涛连话都说不通顺了？或者《晋书》此传的作者也早就跟现代的某些作家一样，是个连文章也写不通的家伙！闲斋先生除了对“宁馨”作了如上的“正解”以外，不知是为了表示古文的不易理解抑或为了显示自己的渊博，又扯到了王勃《滕王阁序》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说是根据“杂书”，此处“落霞”乃是“飞蛾”，上句写“野鸭飞逐蛾虫食之，所以‘齐飞’。云霞是飞不起来的”。然而，“秋水共长天一色”是何等壮阔的气象，配以一只野鸭在啄食飞蛾这样的凡俗事件，岂非佛头著粪？要知文学创作须凭藉想象，古人虽未发现光速之迅疾，却早就在使用“飞光”一词———沈约的《宿东园》诗就有“飞光忽我遒”之句，江淹《别赋》也说过“月上轩而飞光”（或以为后一句的“飞光”指月光照射，恐怕不确，当指月光飞驰；意为月刚上轩，很快就要消失）。霞乃是出现于天空或云层上的彩光；光既能飞，霞岂不能飞乎？所以，“落霞”句是说，在晚霞飞逝之际，孤鹜仍在不停地奋飞；再接以下句，整个景色遂于壮丽中见悲凉，而此二句也就成为千古绝调。“杂书”之以“落霞”为飞蛾，不过是不解文艺者的妄说，不料闲斋先生却奉为金科玉律。至于闲斋先生把“云”也看作“飞不起来”之物，则似乎连刘邦的《大风歌》也没有读过，那里早就说过“大风起兮云飞扬”。　　　　
　　　　　　金按：从学术角度来看上面引录的内容，章培恒的差错实在太多，而且错得十分荒唐。下面组织两篇文章对其进行批驳。第一篇是我写的《正解、误解和歪解》，着重驳他关于“致仕”的谬说和对“武林”来源的误解。　　　　
　　　　


第八部　波澜迭起，方兴未艾（2003年9月——12月末）第6节　正解、误解和歪解

　　　　正解、误解和歪解　金文明　　　　
　　　　　章培恒教授发表在10月19日《笔会》上的《恐非正解》一文，对“致仕”的用法引经据典，提出了自己的“正解”，同时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我“诬陷”了余秋雨先生，还“在媒体的炒作下，一夜之间名传遐迩”。　　　　
　　　　许多人读了这篇文章，都认为章培恒对我的指责，带有明显的情绪化色彩。我批评余秋雨用错了“致仕”，纯属学术问题，连余先生本人都没有说我“诬陷”，怎么会有劳章教授越俎代庖来给我上纲上线呢？至于“一夜之间名传遐迩”的嘲讽，就更有点近乎无聊了。讨论什么是词语的正解，用得着放这样的冷箭吗！　　　　
　　　　众所周知，“致仕”的正解是“辞官退休”。它始见于先秦典籍《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汉何休注：“致仕，还禄位于君。”还禄位于君，就是辞官。此义沿用了两千多年，从来没有其他解释，可见已约定俗成。约定俗成的词义，具有公认性，怎么能由哪个人想变就变呢？余秋雨在1998年出版的《山居笔记》中，破天荒地把“致仕”当作“到达仕途”来使用，显然是一种误解。我对他的批评，就是要用正解去否定他的误解，防止谬种流传，贻误读者。章教授为余秋雨辩护说：“余秋雨先生将‘致仕’用作到达仕途之意，有何不可？”然而他自己却在《中国文学史·元代文学》一章中写道：萨都剌“晚年致仕，寓居杭州”（下册第107页）。这里的“致仕”不明明是辞官退休吗？既然你自己按照正确的词义去使用，为什么偏要为别人的误解辩护呢？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显然是违背常理的。无怪有位语言学家评论说：“不懂乱用，是谓误解，可以原谅，而明知其故，还要用歪理来强辩，这就是缺乏文德的歪解了。歪解的结果，必然导致别人以讹传讹，引起社会用语的混乱。作为一个知名的学者，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章教授的考证方法，基本上用的是“拆字重组法”：先把“致仕”分拆开来，再将“致”的“归还”义项换成“到达”，然后重新组装，便得出了“到达仕途”的新义。这种违背语言实践的拆字戏法，在学者眼里看来是不值一驳的，但缺乏传统文化和古汉语知识的人却会受骗上当。为了证明自己歪解的合理性，章教授还举出“宁馨”、“乱臣”两个例子来帮衬。关于“宁馨”一词的误用，《咬文嚼字》1995年第6期已经载文加以评析，读者自可参阅，我就不再赘述了。这里只谈“乱臣”。　　　　
　　　　章教授认为，“乱臣”的“乱”，一般“可释为通常意义上的‘乱’”（如“作乱”、“混乱”等，含贬意），但又有“治”义。他说：《尚书·泰誓》：“予（周武王）有乱臣十人。”孔颖达《正义》：“《释诂》云：‘乱，治也。’”这里的“乱臣”乃是把天下治理好的贤臣。然而，《孟子》却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可是把“乱臣”作为违反臣道之人来看待了，与《泰誓》中的“乱臣”意义恰恰相反。……“乱臣”这两种用法都符合词义。　　　　
　　　　如果仅就以上所举的《泰誓》和《孟子》两例来看，章教授的说法当然没错。但在《恐非正解》中，他是想用“乱臣”的例子，来为余秋雨的误解“致仕”作辩护的，那就显得站不住脚了。因为他不懂得，古汉语词义的引申和转换，是受到语言运用和发展的实践制约的，不能违反约定俗成的原则。　　　　
　　　　据查考，“乱”字的“治”义，在古代文献中，使用的范围很小，时间也不长。先秦时代主要的儒家典籍“十三经”，用作“治”义的“乱”，只出现在《尚书》中，一共才18处。其他的“十二经”，就连一次都没有用过。由于同字反训在语言实践中极易引起误解，造成人们思想交流上的障碍，因此秦汉以后，除直接引用《尚书》原文外，“乱”字便不再用来表示“治”义了。这个结果，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已经不可逆转。如果按照章教授的观点，“‘乱臣’的这两种用法全都符合词义”，可以不受时代的限制，那么，你就不妨去实践一下，把党中央提出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改成“以法乱国”、“以德乱国”，再搬出《释诂》云“乱，治也”的法宝来作证，看看全国人民将会对这种荒谬的歪解作出什么样的回应！　　　　
　　　　下面再来谈谈《恐非正解》中一个比较隐蔽的文史差错。按其性质，属于误解而不算歪解。　　　　
　　　　章教授在谈到杭州的别名武林时写道：　　　　
　　　　把“武林”作为地名（指今杭州）则始于唐初。其地本称虎林，因唐朝皇帝的祖先中有以“虎”为名的，为了避讳，就把“虎林”改成为武林了。据《旧唐书》记载，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叫李虎，在唐朝建立以后被追尊为景皇帝，庙号太祖。因此，唐初几部官修的史书和民间的著作，遇到“虎”字必须避讳，但避改的情况并不一致，大多将“虎”改为“武”字。例如：晋尚书令王彪之字叔虎，南齐雍州刺史曹虎，北齐侍中张　虎，唐代修撰的《晋书》、《南史》和《北史》，均将“虎”字避改作“武”。　　　　
　　　　也有改用其他近义的字或缺字的。例如：陈新州刺史区白虎，《陈书》避改作“区白兽”；北魏廷尉监张虎，《北史》避改作“张彪”。北魏著作佐郎许赤虎，同样一部《北史》，在《魏本纪三》中避改作“许赤武”，而在《刘休宾传》中则避改作“许赤彪”。隋庐州总管韩擒虎，《隋书·五行志上》说他“本名擒兽”，“虎”字被避改作“兽”，但到了《隋书》和《北史》本传中，却称他为“韩擒”和“韩禽”，连“虎”字也干脆略去了。　　　　
　　　　章教授说“武林”之名是由“虎林”避改而来的，属于上述避讳法中的一种。他的说法来自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武林”：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讳，故曰武林，如以“元虎”为“元武”之类。章教授可能野史笔记看得较多，但却疏于考证。对于上述简短的记载，他一看就相信，一信就照搬，结果上了叶绍翁的大当。其实，武林本为山名，它与虎林是两座不同的山。其名称早在汉代就已见诸文献了。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下写道：县二十六：……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渐江水》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钱唐故县〕县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阚　云：山出钱水，东入海。钱唐作为县名，始置于秦，治所在今浙江杭州市灵隐山麓。清代学者全祖望说：“武林山即灵隐山。”赵一清说：“武林水即钱水，今杭人所谓西湖者是也。”可见“武林”之名是跟杭州的山水联系在一起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