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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猓铱椿故且宰詈笠恢中奶谩？戳�10月19日《文汇报·恐非正解》一文，其中涉及对金文明先生的看法，我有点意见不妨提出。
第一，对“致仕”一词可能有不同看法，但金文明先生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中所指余秋雨先生文史差错有126项之多（另说有130多项，当然不包括余秋雨先生其它著作中刚发现的数十项差错），而并非仅“致仕”一项或数项。《恐》文置此数字于不顾，即称金文明先生为“诬陷”，是否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用词是否太激越、过头了？
第二，我对金文明先生不熟悉，但从这场文史论争来看，他是在文史类丰富藏书和长期从事辞书出版编纂工作基础上，用三个月时间赶写出来的。他有具体事实根据和学术资料，有文史考辨与学科理论，并非“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也不能说是“媒体的炒作”。对人对事持实事求是态度，应当是治学论世之首要。“无端的”即含随意性、莫名其妙，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金余这场文史争论，至今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人们普遍认为是“有端的”。说“无端的”，仅我所知只《恐》文一家，离事实似乎太远了。
第八部 波澜迭起，方兴未艾（2003年9月——12月末）第8节 “一夜之间名闻遐迩”
第三，和前两条有关，我看金文明先生并非“一夜之间名闻遐迩”的。这种说法与讲他“靠批判名人暴得大名”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论靠批判或宣扬名人，这只是个表象，关键在于名人是否有可批评或可宣扬的地方。否则想借了秃子来沾光，这光也沾不长。金文明先生说过，“这本书我不是为余秋雨先生写的，而是为广大余秋雨散文迷写的……他的文章中差错的负面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都会来做。”但愿金文明先生以较高的思想境界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而我国古人说过“辩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这与现代文明理念还是有所契合的。
欣闻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吴小如前辈在《文史知识》上发表文章，对章培恒关于“宁馨”、“致仕”两词的谬说作了委婉而正确的批评。吴教授虽已年届耄耋，但对学术上的是非问题，能够公开撰文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匡正时弊，杜绝乱源，令人钦佩。现将文章的第一部分转录如下，以飨读者。
《榷疑随笔三则》选录 吴小如
一“宁馨”、“致仕”并无别解
拜读章培恒先生在2003年10月19日“笔会”版发表的大作《恐非正解》，感到章培恒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竟为几个古汉语中的习用语词写文章以正视听，真是值得钦佩。但章培恒先生文中认为“宁馨”一词可以分开来讲成宁静、馨香，并认为余秋雨把“致仕”一词讲成“到达仕途”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则窃以为不可。我担心的是，这样随心所欲地解释古代语词，则不学无术者可以凭主观臆断任意解读古书，使后来人无所适从，莫衷一是，从而使文化滑坡现象更不知伊于胡底了。培恒先生所举“乱臣”与“武林”二例，似不足为写出“宁馨的氛围”这样句子的作家和鼎鼎大名的余秋雨开脱也。
先说“宁馨”，这本是一个象声词，是把魏晋时方音用这两字描述出来记载于文字的。其本义既无宁静意，又无芳香意，它只是一个所谓连绵词，是不应拆开来用，更不允许拆开来讲的。这种象声复音词不止一个，《史记·陈涉世家》里的“夥颐”也是象声复音词。如果把它讲成“一大堆面颊和下巴”，恐怕培恒先生也不会同意吧。为了保持汉语的健康和纯洁，我不主张把古汉语中已定型的词语随意以今义改作别解。
再说“致仕”。正如培恒先生所引述，这个词与《晋语》中“致政”的“致”用法是一样的，而且“致仕”一词，用了已近两千年（《春秋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何休《解诂》：“致仕，还禄位于君。”）余秋雨知不知道这个出处是他的事，但只凭他一句话就把这个词语改变了讲法，恐怕不符合约定俗成的通例。何况约定俗成也要有个界限，不能把一切讹舛错误的东西都用这块“约定俗成”的挡箭牌搪塞了之。至于说“致”有送达的意思，便可以把“致仕”讲成到达仕途，那么《荀子·致士》篇的“致士”，乃招致贤士之意，岂能因此便把“致仕”讲成招揽官员乎？总之，一词一语虽属细故末节，总要有个规矩准绳可循，不能太主观随意。培恒先生乃国际知名学者，发表言论一言九鼎，窃以为不宜予某些不学无术之徒以可乘之机，故略陈鄙见如上。…… （原载2004年第2期《文史知识》）
10月30日，香港《壹周刊》发表通俗经济学教授张五常先生的文章《从金余之争看中西学术文化之别》。因其在文末特地注明：“作者保留版权，如要转载，请电邮arcadia@netvigator洽商。”所以不敢全文转录，只能选摘其中跟我有关的内容片断，以飨读者，以便讨论。
从金余之争看中西学术文化之别（摘录） 张五常 张教授说：三个多月前中国文坛出现了大争议，到今天还是余波未了，主角是大名鼎鼎的余秋雨与因为这争议而一举成名的金文明。前者的来头不用我介绍，后者读过很多书，是《咬文嚼字》的编辑，写过的文字以千万计，文笔流畅，措辞锋利，有资格作大学教授。
金按：对张五常教授的这段话，我首先要“辟误”。（不是“辟谣”。因为张教授与我素不相识，没有任何过节，所以他用不着造我的谣。讲错之处，无非是传闻异辞，或者对我的有关介绍一目十行地浏览所致。）他说我是“《咬文嚼字》的编辑”，其实，我的编制不在那个杂志社，没有编过一期《咬文嚼字》，何来“编辑”的名分？我只当过“清客”一样的“编委”，两三个月去参加一次编委会，在会上发点不痛不痒的“清谈”似的议论，尸位素餐，说起来真有点惭愧。至于说我“写过的文字数以千万计”，那可真是要折杀老朽了。书的内封上介绍我只是审读了“文稿约八千万字”。“审读”和“原创”可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将“审”改成“写”，我确实承受不起。那是有“欺世盗名”之嫌的。希望张教授在此文收入全集时把它改过来。还有，谬承过奖，夸我“有资格做大学教授”，那就更使我受宠若惊了。我干了几十年的编辑工作，看的书再多，知识面再广，在余秋雨之流的眼里，充其量只是个“记忆性文化族群”，而“大学教授”，特别是像余秋雨、章培恒这样名声大得吓人的教授，毫无疑问都属于“创造性文化族群”。这两个“族群”之间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当大学教授，我没这个资格，因而大学的门槛，我也根本不想去攀。对于张教授的美意，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声：“谢谢。您就别再去费这个心了！” 张教授说：
余大师写道：“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致仕”何解？很明显，余大师解作进入仕途、获得官职。但“致仕”的正确解法是“辞官”，所谓辞官归故里是也。这里的含意有三。一、余秋雨用错了“致仕”一辞；二、任何读者都知道他那句话是指“获得官职”，没有误导。三、中国古代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余大师的判断没有错。西方的学术传统，是少管一，接受二，而重点是三没有错。当然，以余秋雨的身份，不应该用错了“致仕”一辞，但在西方，作改正的一般是由文字编辑来做，或是研究助理的工作……
金按：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歪理十八条，真理只有一条”。我不知这“十八条歪理”中有没有张五常教授这一条。如果有人想编一部《歪理辩解词典》，我建议把这条当作“经典”收进去。
张教授此文的题目是“从金余之争看中西学术文化之别”。从其行文中看，他是把余秋雨划归“西方学术文化”一派的，而他又明确宣布：“我个人的选择是站在西方那一边”。听了这句夫子自道的话，我打心眼儿里感到了张教授的可爱。毕竟是喝过多年洋墨水的人，说出话来就不像咱纯粹中国人那么吞吞吐吐、遮遮盖盖。不过，臭味相投（此“臭”音xi ，气味。无贬意）的人，穿一条裤子上街（在没有两条裤子的情况下），像狼和狈一样相扶而行（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毛篇》记载，狈依狼而行，这是同类之间互相帮助的佳话，并无贬意），都可以。但在是非之争的问题上，窃以为不能只凭哥们儿的义气，还得分一分是非。譬如狼要跳河，狈就得用力拉它回来，不能跟着一块儿跳下去。这是谁都明白的事理。张教授的悖理之处，就是在“致仕”正解和误用的是非问题上，不但没有拉狼一把，反而扮演了与狼共同跳河的“狈”的角色。说得直白一点，你是在鼓动人们乱造乱用错误的词语啊！我不知道张教授是哪个国籍的人，如果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不应该不知道，多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为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而斗争，大力提倡社会用语的规范化。怎么能明知有错，还要强词夺理地为错误辩解呢？譬如中国有个成语叫“对牛弹琴”。某人说：“给无理可喻的无赖讲道理，是‘对猪弹琴’。”“对猪弹琴”显然用错了，但如果按照张教授的高论来为其辩护，这个“创造性”成语马上可以通行无阻：
一、某人用错了“对猪弹琴”一辞，正确的写法应当是“对牛弹琴”；
二、任何人都知道，猪和牛同样是畜生，听不懂音乐，因此谁都懂得，这个新成语的意思还是“不看对象说话，白费劲”，没有误导；三、对不讲道理的人去讲道理，确实不会有效果，某人的判断没有错。如果这种歪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同类成语如“对狗弹琴”、“对猫弹筝”、“对虾吹笛”、“对鸡唱歌”等不能创造出来呢！此外，关于书中用词用典的差错主要应该由谁来负责的问题，张教授说话的腔调也跟余秋雨一样，充满了“创造性文化族群”的狂傲和无理。这里也打个比方。张五常教授口授一篇文章，打字员把他的大名“张五常”错打成了“张无常”。张教授未看原稿，就寄到出版社去了。碰巧接稿的责任编辑不知道张五常的大名，只感到作者署的名字“张无常”有点怪，也没核一下便发排印刷了。结果书出来，张教授看了很恼火，去电查问，反遭责编一顿抢白：“你原稿上是怎么署名的？你自己打的是‘张无常’，现在又说叫‘张五常’，如此反覆无常，叫我们怎么办！”
看来书稿中原有的差错，第一责任人应该是作者。让文字编辑或研究助理来当冤大头，是毫无道理的。前一阵子余秋雨这么做了，马上引来一片斥骂声，说他“缺德”、“没良心”、“太没有道德了”，实在咎由自取。不知道这种得名获利时心安理得、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给别人的作派，是不是西方学术文化传统中固有的特色？ 张教授说：我没有翻阅金文明的整本《石破天惊逗秋雨》，但抽样检查，他说余秋雨的错———武断地接受了是错———都不大重要，因为如果修改了也不会影响余秋雨的观点、分析或结论。有些错得相当搞笑，颇为尴尬，可能比我误把广州作虎门略为严重，但不足以推翻余大师论点。
金按：我不知道张教授翻阅的《石破天惊逗秋雨》，究竟是大陆的简化字本还是台湾的繁体字本？他的“抽样检查”，到底抽了哪几篇？你没有全部看过，怎么能得出“余秋雨的错……都不大重要，因为如果修改了也不会影响余秋雨的观点、分析或结论”的结论？举个例来说吧，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那篇《寂寞天柱山》，其中主要谈到李白、苏东坡和王安石三位历史名人，所有的立论基础都是错误或不存在的，有的是曲解史料，有的是篡改文献，糟蹋古人，愚弄读者，手段十分恶劣。这篇文章属欺世之作，是无可救药的废品，只能整个抽掉。还有一篇是《台湾演讲》中的《何处大宁静》。余秋雨在报告时临场发挥，讲了一个马寅初的两“呜”神话，更是彻头彻尾的胡编乱造，连马寅初的次子马本初先生都斥之为“胡说八道”、“作风恶劣”。我根据读者来信提供的材料，写成一篇《置若罔闻，蓄意愚弄———从两封来信看余秋雨对待批评的态度》，对其进行了充分的揭发和严肃的批评。这样的问题还能说“不大重要”？“如果修改了也不会影响余秋雨的观点、分析或结论”？不辨是非、曲意回护到了闭着眼睛说瞎话的地步，实在是有失学者的身份和道德的。这些批评文章已经收入台湾版增补本《石破天惊逗秋雨》中。张教授如果以前没有看过，那么就请你再去看一看，相信你是会改变以上观点的。 张教授说：余秋雨算是错得多还是错得少呢？很难说！如果用上金文明的学博心细的准则来量度，今天香港的每份报章每日起码一百二十六处。美国的报章高明多少呢？很难说！二十多年前高斯在美国某传媒会议中说：不知哪份传媒刊物说的哪一句是可信的！闯了祸。正规学术文章呢？也很难说。高斯作《法律经济学报》的主编时，就请了助理，审查准备发表的文章的资料实据，往往摇头叹息。我自己在行内以慎重知名，但资料的可靠与否不易查考，防不胜防。这方面，认真做学术研究的人永远生活在恐惧中。
金按：在我摘引张五常教授的几段文字中，要数这一段说得最荒唐。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附录一：两个索引”的“说明”中指出：余秋雨三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中的文史差错共126个，前两本占了绝大部分，有121个。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因为中国图书出版的主管部门规定，图书的差错率（包括文字排校差错）不能超过万分之一，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约23。5万字，差错65个，《山居笔记》约21万字，差错56个，差错率分别达到万分之二点七和万分之二点六，显然都属于不合格产品。何况这些差错大部分并非一般的文字排校差错，而是文学、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差错，其性质更加严重。我在拙著前言中已经举例说明，由于余秋雨是个文化明星，他的散文走红全国，畅销海外华人地区，而且一版再版，不肯改正那些已经多次为学者指出的差错，因而在读者中产生了日益广泛的负面影响。许多有识之士都为此感到忧虑和痛心。作为一个“知名学者”和“教授”的张五常先生，怎么会心定神闲地置身事外，说得如此轻描淡写呢？我不知道他的学者良心到哪里去了！
第八部 波澜迭起，方兴未艾（2003年9月——12月末）第9节 用了三个“很难说”
张教授在这段话中一连用了三个“很难说”，究竟“难说”些什么呢？其实他的所谓“难说”，早已通过几个例子明明白白地直说出来了：余秋雨的126处差错，根本算不了什么！他以香港的报纸为证，说“如果用上金文明的学博心细的准则来量度，今天香港的每份报章每日起码一百二十六处”。这里，张五常在以谣言惑众，我首先得辟谣。香港的报纸我虽然看得很少，但刊载我的文章或发表有关我的报道的，我都认真地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