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砸パ曰笾冢沂紫鹊帽僖ァＯ愀鄣谋ㄖ轿宜淙豢吹煤苌伲匚业奈恼禄蚍⒈碛泄匚业谋ǖ赖模叶既险娴乜垂＠纾�2002年3月22日的《大公报》，发表过我的《林逋究竟有没有妻儿？》；2003年7月22日———25日的《信报》，分四天连载我的《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7月28日和8月4日的《明报》，分别以接近整版的篇幅刊发余秋雨的访谈《我到底可以怎么办？》和我的回应文章《咱俩可以一笑泯恩仇》。这些文章，都是三四千字以上的长篇大论，除了一二处文字排错外，哪里找得到更多的差错？不信就请你张五常去找来查一查。你要为余秋雨开脱，当然可以，但不能用制造伪证的手法来欺世惑众。你把香港所有的“报章”都说成“每日起码一百二十六处”差错，不是在公然败坏人家的名声，往他们脸上抹黑吗？退一步讲即使哪一份报纸哪一个版面上出现了较多的差错（请注意这是假设），也不能作为余秋雨可以出126处差错而拒绝批评、坚持不改的理由。说得不客气一点，你是在怂恿余秋雨更加肆无忌惮地粗疏治学，浮夸为文，在邪道上越走越远。
文章里会不会出文史知识的差错，主要是由作者决定的。作者的学问功底深厚，写作时态度严谨，一般就不会出错，或者说不会出大的差错。反之，大量出错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余秋雨散文中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完全是由于他浅薄的学问功底和浮躁的治学作风造成的。我的老师、中国著名词学家胡云翼教授生前曾告诫我说：“做学问，最重要的是端正学风。只有学风正了，才能一步一个脚印，打好深造的基础，克底于成。朝三暮四，浮光掠影，心猿意马，急功好利，是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张斌教授，已经85岁高龄，还在一丝不苟地严谨治学，笔耕不辍，为我们后学者树立了做人为文的榜样，使我终身服膺，受惠无穷。返观张五常先生这种毫无原则地为余秋雨差错辩护、开脱的态度，居然还要自诩“在行内以慎重知名”，叫人怎么能相信呢！
11月初，2003年第11期《杂文月刊》出版，发表了袁诹先生的文章《“中华文化的不幸”》。转录如下：
“中华文化的不幸” 袁 诹
散文大师余秋雨先生出版的书中有差错，不是大师的金文明先生出了一本书指出其差错。其实，出版物的差错是由作、编、校、印多种环节造成，可作分析；而且金文明先生也并没有全盘否定大师地位的意思。所以，本来事情很简单，余先生可以看看金先生的书有多少含金量，你说对了我就改———这样做对余先生来说并没有多大损失，大师还是他的。然而，余先生没有这样做。他在没有看过金书的情况下，就对金的批评作全盘拒绝。余先生不仅拒不认错，而且对指错纠错表示了极大的鄙夷不屑。他以大师的腕力甩出了一顶“咬嚼派”的荆冠之后，又以大师的口气说，“我感受到‘咬嚼派’对于年轻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损害实在太大了”，“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并不错，但对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来说，没有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华文化的不幸”。在余先生看来，他可以信口雌黄把古代的文史细节说得活灵活现让人接受，而谁要是与他较真便是“个人的不幸”、“中华文化的不幸”了。大师为文，大笔挥挥，文思泉涌，才气排空而来，很可以让人艳羡的。然而，“码字”这活儿毕竟也有规律，这规律对大师非大师一视同仁，大师再大，也不能不遵守这个规律。就说“致仕”这两个字，分开单独看，诚然各自有“很多含义”，但这两个字组合到一起成了“致仕”，就只有一个含义———古代的官员退休。在古代是这个含义，在现代还是这个含义，别无另义。这个词大家也并不很陌生，在早些年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那阵子曾被一再提及。余秋雨先生用错了就是用错了，再辩解也没用。如果那些辩解竟然让人信服了，大家普遍认为大师说的总没错，那才真正是“中华文化的不幸”了。金余之争，本是多余之争。如果一方指错，一方实事求是地对待，双方就能心平气和地讨论，也就无从争论了。既然争开了也就争开了，大师与非大师完全平等，谁对谁错，可以具体分析，客观标准还是有的。然而，想不到有些人会忽发这样的想法，即认为余秋雨是上海的一块牌子，不能倒，要保。这个想法真是愚蠢至极。为了要保牌子不倒，连错也一起保下来，那结果只能是本来不至于倒的牌子倒真正要倒了。其实，并不存在保不保余秋雨的问题；保不保，完全是一个虚设的命题。大师也是人，也会有错，有错改了就行。当代中国不需要圣人，如果硬把余秋雨先生奉为圣人，有错还死争没错，那就真正是“中华文化的不幸”了。
7月29日《解放日报》一版刊登一篇《何必“逗咬”》，显然是旨在保余。该文认为“学术之争，向来很难用‘正确’与‘错误’进行批判的”。话说得不错，但简单的文史差错是谈不上学术之争的，它倒往往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比如，该文提到“一本名为《石破惊天逗秋雨》的书”，其实这书名就搞错了。金先生的书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用的是李贺的诗句，原诗也是“石破天惊逗秋雨”。在这里，同样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学术”可“争”。如果你一定要说“石破惊天”一样可通，否则便是“损害”了“创造性思维”，而且你的说法大行其道，那就真正是“中华文化的不幸”了。
11月26日，山西《太原日报·双塔周刊》发表孙光宣先生的文章《夏其言：余秋雨“老虎屁股摸不得”》。转录如下：
夏其言：余秋雨“老虎屁股摸不得” 孙光宣
夏其言是上海新闻界的老前辈，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就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曾任《文汇报》特派记者，解放以后任《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离休后担任上海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他因为和唐纳是老朋友，连带认识了蓝苹（江青）。夏其言为人忠厚正直，解放以后免不了与人谈论唐纳、蓝苹那段旧事，因此“文革”一来，就犯了“恶毒攻击”罪，受到张春桥的点名，被长期关押，受尽了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担任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清查工作组组长，负责写作组系统的清查工作。2000年夏其言因病住进华东医院治疗。同年岁尾，我致信问候，并向他讨一本《解放日报老同志回忆录》，他当即在12月21日给我写了回信，信中有一段提到了余秋雨先生：“你要的那本《回忆录》，我已告诉我女儿，叫她尽快印（刷）挂（号）寄给你。拙作写的是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全文两万多字，最后有一段‘不是多余的话’，也作了几句自我批评，因此送了一本给余秋雨，是劝他对自己在写作组的所作所为也好好反省，做点自我批评，这对他是无损的。但他竟置之不理。难怪有人说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夏其言为什么要送这本回忆录给余秋雨？写作组清查告一段落以后，夏其言和余秋雨没有什么来往，夏是在什么情况下送书给余的？这一切得从当年《新民周刊》34期上一篇轰动全国的“独家报道”《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以下简称“报道”）谈起。这篇报道气势很大，篇幅很长，周刊封面印了余秋雨的大幅头像，温文尔雅，光彩照人。全文分成好几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寻找最权威的结论”。能够给余秋雨的“文革”表现下“结论”的“权威”是谁？“报道”作者说就是夏其言，且看“报道”怎样运用生花妙笔，写下了采访夏其言的经过：夏其言“作为清查组的领导是有充分资格的”，“夏老不愧为一个老报人，至今信息畅通，记者不用多解释，他已知道余秋雨的处境。他明确地对记者说：余秋雨没有问题，上海写作组系统的骨干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怎么会扯上余秋雨？清查的总结报告是我写的，到档案馆可以查到。对目前那些人的不实言论，余秋雨可以打官司。或者先警告一下，如果不听，就告他们，先礼后兵嘛！”
我一向敬重新闻记者，总认为他们是“无冕之王”，是人民和真理的代言人，但看了这篇报道却免不了困惑，我估计夏老很可能两方面都讲，一方面是余秋雨“文革”错误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大家不要扭住不放；另一方面则希望余秋雨吸取教训，正确对待大家的批评。这才像一位革命前辈的气度和样子，怎么会像“报道”所写的那样轻浮随便呢？我把心中的疑问向《文学报》原副总编曾文渊先生谈了，他也有同感，于是彼此约好于10月13日同去华东医院访问夏老，谁知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夏老大光其火，向我们说了如下一番话：“2000年5月19日，也就是在我住院前四天，余秋雨先生陪了一名记者来看我，我原本不认识这名记者，当他向我采访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和余秋雨的‘文革’表现时，我因为余秋雨在座，没有回避的意思，只说关于写作组的清查，我已写过清查报告，你可以去市档案馆查，其他关于余秋雨的事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根本不可能说过余秋雨‘没有问题’一类话。该周刊发表的报道事前既未送我过目，事后也未送刊物给我。前不久一位福建的亲戚送了一份外地摘载的报纸给我，我才知道此事，我对此深感气愤和忧虑。”
探望夏老以后，我和老曾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直叹气：怎么办呢？如果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倒也罢了，现在知道了还不吭一声，岂非听凭“报道”继续愚弄广大读者？这怎么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如把真相披露出去，岂非大大得罪了余秋雨这位朋友？（这倒不是我们自作多情，攀附名人，实在是因为我、老曾和余秋雨早在石一歌小组里成了朋友）商量了半天，觉得不管是“交友”还是“做人”，总得讲原则，分是非，老曾建议我先写一个访谈纪要，送夏老过目后再说，我同意了。于是一周以后，我把访谈纪要（即前面所引那段文字）送去医院请夏老审阅。夏老完全同意我的记录，但觉得太简单，他表示要亲自来干，后来他决定写信向《新民周刊》表示抗议，要求更正道歉，并同时把抗议信转送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殷一璀女士（现任市委副书记）、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负责人丁法章、金福安先生请求支持。夏老还在接见我时说，他在余秋雨领着记者前去访问时无法畅谈，只得提醒余秋雨：“文革”是个大灾难，作为知识分子和过来人，不妨冷静地反思一下，总是有些经验教训可以吸取的。夏老还谈了他自己的感受，他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是新闻文化界尽人皆知的，但他在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文革”十年琐忆》中，对自己在“文革”中也曾被迫违心地喊过口号、写过大字报等等，都在文章最后一部分作了自我批评。夏老还把收有这篇文章的《解放日报老同志回忆录》送给余秋雨供他参考。
第八部 波澜迭起，方兴未艾（2003年9月——12月末）第10节 《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
转眼间到12月中旬，《新民周刊》终于在2000年51期刊出了一则更正启事，指出《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经外报刊转载，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本刊在此特作郑重更正，并向夏老道歉”。我看了以后很高兴，当即写信给夏老，祝贺他的抗议有了初步结果，顺便向他索要那本《回忆录》，夏老当即赠书复信，再一次谈到了余秋雨先生。从那时起到现在，又过去快3年了，余秋雨先生拒绝批评的态度不幸为夏老所言中。不过，我想时间还来得及，希望余秋雨先生不要再辜负夏其言等前辈的教导，不要忘记我和老曾等许多老朋友的劝告，痛下决心，改正缺点。只要余秋雨先生认真改了，不管他近来频频攻击我是“诽谤者”，形容我发出“狞笑”，放言要把我送上法庭，我将不计前嫌，高举双手表示欢迎！
12月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余秋雨诉萧夏林侵犯名誉权案败诉后不服上诉，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宣告了余秋雨“法律苦旅”的彻底破产。 金按：此案的起因和经过情况简述如下：2000年，《书屋》杂志第2期发表了萧夏林先生一篇8000字长文《文化中的文化》。文中，萧夏林认为余秋雨在担任深圳市文化顾问期间，对深圳文化作了不切实际的吹捧，说余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
2003年初，余秋雨以萧文中的上述说法侵犯其名誉权为由，将萧告上了法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审理，于9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余秋雨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八十元由原告余秋雨负担。”原告代理律师表示不服。随后，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三个月后，北京二中院作出了上述终审判决。
12月6日，余秋雨深知北京官司的彻底败诉，使他在公众面前丢尽了脸，无法再把自己过去多次扬言要罚得别人倾家荡产的连环官司打下去了。为了混淆视听，挽回影响，他匆匆忙忙地炮制了一份《余秋雨声明》，声称“我的法律行动已经圆满结束”，通过广泛传送，从12月8日起，先后在上海和外地的一些媒体上发表。在这份声明的最后部分，余秋雨突然把矛头指向了和这场“名誉侵权案”毫无干系的我，用极其荒唐的逻辑和言辞，对我进行肆意的贬损和攻击。我的学生丘 忍无可忍，立即撰写长文予以批驳。全文转录如下： “法律苦旅”的彻底破产报复情绪的无奈宣泄
余秋雨先生在12月6日宣告他法律苦旅“圆满结束”的声明中，最后写了这么一段话：我的法律行动带有示范性质，多年来社会上大量起哄式诽谤，我将不予一一追究。不少记者问我：为什么不起诉那个借着对我“咬文嚼字”而牟取暴利的人？我说：这个人在自己极不熟悉的领域冒充判官，有点可笑，其实他那么多阅读障碍，打个电话问问我的任何一个学生就能获得解答，却偏偏写了这么厚的书卖给读者，那就不好了。他的问题是经济炒作，并没有损害我的名誉，不必起诉。对于这一段话，人们褒贬不一。有的说：这是余秋雨法外开恩，对所有的“起哄式诽谤”者实行大赦，一个都不再起诉。这样宅心仁厚、宽大为怀的“受害者”哪里找去？有的说：这是余秋雨在北京官司失败后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对批评者报复情绪的宣泄。
我是赞同后一种说法的。
无数事实表明，余秋雨先生是个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文化名人”。他早就扬言，要把连环官司一场场打下去，让所有冒犯过他的人一个个倾家荡产。可现在随着对“公众人物”应当加强监督的法律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这官司他已经打不下去了。法院的终审判决无法推翻，又咽不下心头的这口怨气，就只好寻找他认为可以出气的对象来发泄了。众所周知，金文明先生历来反对将学术上的是非之争诉诸法律的。他跟余秋雨“法律苦旅”中的任何一场官司、任何一个当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