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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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先生历来反对将学术上的是非之争诉诸法律的。他跟余秋雨“法律苦旅”中的任何一场官司、任何一个当事人都没有任何干系。余秋雨的这个声明，也毫无理由去涉及他。但是《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出版，正如台湾尔雅出版社隐地先生所说，对余秋雨造成的杀伤力最大。它以无可辩驳的史料和事实，揭露了秋雨散文中大量的文史差错和造假作伪的手法，使他无所遁形，无法诡辩。在金先生这样博闻强识、一生治学严谨的老学者面前，余秋雨根本难以置喙、不堪一击，只好用“金文明不是搞学术的人”，“都是胡言乱语”，“我不看他的书，看了是抬举他”之类的空话来搪塞读者，贬损对手，让人们特别是众多“秋雨迷”的心中，长期保持道貌岸然的正面形象。但金先生的书还在继续扩大流布，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有些媒体报道，鉴于余秋雨顽固地拒绝一切批评，金先生和其他不少学者还在进一步查找差错，出版新的批余著作。这不能不引起余秋雨的恼怒和恐慌。所以他才在上述“声明”中，说出那些完全违背学者的良知、肆意贬损和攻击金先生的话来。下面我就对余先生的这段妙论，逐一进行分析和批驳。（一）“多年来社会上大量起哄式诽谤，我将不予一一追究。”
既然定性为“诽谤”，那就已经触犯了刑律。而且发表“诽谤”者文章的媒体、出版“诽谤”者文集的出版社，都是有案可查、有迹可循的，自称“法律卫士”的余秋雨，为什么竟然放纵“罪犯”、不予追究呢？其实说穿了，所谓“诽谤”，都是文化学术界从学术以及人品、文德上对他进行正常的批评和帮助。他无法据理反驳，只好一概诬之为“诽谤”。就像金先生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出版后，媒体不过作了一些报道和评论，余秋雨就在香港《明报》上危言耸听地说：“这是文化革命打出的大批判”。如果真是这样，金先生早该被公安部门追查了。可见“不一一追究”，无非是在虚张声势，自我解嘲。他不是不想追究，而确实是无法追究。
（二）“不少记者问我：为什么不起诉那个借着对我‘咬文嚼字’而牟取暴利的人？”这是余秋雨一贯使用的影射攻击法。他表面上似乎没有点名，但谁看了都知道他是在攻击金文明先生。他还经常信口编造谎言来虚张声势。例如：为了证明金先生冒充《汉语大词典》编委和《辞海》编辑欺世盗名，他在6月25日《深圳商报》的访谈中说：昨天至少有五位学者来长途电话，说《辞海》的历届编写者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段话，一看就知道是他自己瞎编的。这“至少五位学者”都是吃饱了撑的？他们怎么会不约而同地去查《汉语大词典》和《辞海》名录中数以百计的人名，而且还在同一天内打长途电话给余秋雨通风报信呢？余秋雨的这一杰作现在又被他用上了。他说“不少记者”问他，天底下竟有如此法盲的记者吗？而且人数不止一个，还有“不少”呢！谁会相信这种穷极无聊的谎话。“咬文嚼字”是一项清苦的工作，只有耐得住寂寞、不图名利的人才会乐意去做，怎么能跟“牟取暴利”联在一起呢？余秋雨的几本散文集，在台湾一地拿到的版税就达2800万台币（合人民币700余万），至于在大陆的稿酬则更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而金先生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将大陆和台湾的版本加在一起，也不到5万册，所有的稿酬都拿到手，恐怕只及余秋雨的千分之一。这样一比较，谁是真正的“暴利”获得者，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三）“这个人在自己极不熟悉的领域里冒充判官，有点可笑”。余秋雨既然在这里谈判了金文明“极不熟悉的领域”，那么就让我先来向读者介绍一下金先生的治学经历吧。金先生是已故词学专家胡云翼先生的高足，早年喜欢古典诗词。后来专攻训诂，旁及文学、史学，在中国古代文史典籍中沉潜了40多年，曾经手抄过《尚书》、《诗经》、《左传》等经籍。他服膺清代乾嘉学派严谨的治学作风，身体力行。为了研究《左传》，他读遍了《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中所有有关的著作，整整花去了两年时间。1972年他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当时正是“文革”期间，许多人无所事事，他却规定自己每天晚上苦读4—5个小时，至1979年借到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为止，整整7年里，把唐代以前的重要典籍都读遍了。有个青年编辑曾统计过他的借书卡，他一共借过2000多种图书（当时他自己藏书近万册），至少一半通读过。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功底，所以他才受主编罗竹风的委托，为《汉语大词典》起草了《收词原则》，并负责审查、改定了《编写体例》。他曾应邀审读北大王力教授的《诗经韵读》、《楚诗韵读》、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章太炎全集》（七）等名著，从学术上提出了数以百计的修改意见，受到了这些前辈学者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他在1985年出版的学术专著《金石录校证》，被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导程章灿教授指定为研究生必读参考书。10多年来，他被上海新闻出版局聘为图书质量检查组审读专家，检查的图书已有数百万字。遗憾的是，他当年没有检查到《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否则那100多处差错早就发现并责成出版社改正，余秋雨最多内部通报一下，今天也不会在全国范围出那么大的洋相了。
金先生虽然博通古籍，但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老冬烘。他非常喜欢现当代的散文和诗歌。鲁迅的杂文他就通读过两遍。闻一多、冯至、闻捷的诗歌他都爱读。小说基本读短篇、微型的，但几位名家如王蒙、贾平凹、霍达、谌容、刘亚洲、周梅森等富有生活气息的中长篇小说，他也都购买和阅读。我曾经到他那间以客厅改作的书房去看过，光是现当代作家的全集和选集以及单本的文集就有5000多册。当然现代的作品读起来就不必像古籍那样专心了，大多为消闲而浏览。由于时间少，一般都放在深夜12时以后洗完脚准备睡觉前看。有时碰到新买的好书，他甚至会一口气看上两三个小时，连脚泡在凉水里都不觉得，还要老伴醒来催他才歇手。邵燕祥先生那本《史外说史》的杂文选集，就是他一口气看到天亮才看完上床的。痴迷如此，真让人感佩！
金先生每年自费订阅的文学和语言类杂志就有《文学自由谈》、《随笔》、《书屋》、《读书》、《杂文月刊》、《杂文选刊》、《中国语文》、《语文学刊》、《汉语学习》、《汉字文化》、《古汉语研究》等10余种，加上4种报纸，费用超过1000元。不管名家或非名家的作品，他都浏览，碰上好的文章，还会放在身边一读再读。
第八部 波澜迭起，方兴未艾（2003年9月——12月末）第11节 石破天惊逗秋雨
我之所以详细地介绍金先生的治学经历和读书涉猎的范围，主要是想用这些事实开导一下余秋雨，让他看一看真正的学者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余秋雨说金先生“在自己极不熟悉的领域冒充判官”。你那《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三本散文集，其中有什么东西是金先生“极不熟悉”的呢？你说金先生“冒充判官”，我认为对于你这样文史功底浅薄的作家来说，他就是个货真价实的判官，根本用不到冒充。你把叶昌炽倒成“叶炽昌”，把钱 错成“钱 常”，让没有出生的雨果参加法国大革命，让肆虐于大西洋沿岸欧美各国的飓风乱刮到中国的敦煌，难道金先生不能判定你这些荒唐低级的差错吗？你说金先生“有点可笑”，可笑的究竟是谁呢？最近，有人送了一部上海辞书社出版的《文化苦旅》线装本给金先生，我粗粗地翻了几篇，见《文化苦旅·道士塔》中的“叶炽昌”已被改正为“叶昌炽”，《家住龙华》的“篇后附记”也被抽掉了，抹去了“钱 常”的差错。这部书定价380元，只印了1000册，初版日期为2003年7月，实际上市已在8月，分明是看了6月初出版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以后所作的改动。你不但不表示感谢，反而倒打一耙，说金先生“冒充判官”，难道你不感到害羞吗？
可能是由于时间的仓促，这部线装本《文化苦旅》中大部分文史差错都没有得到纠正。尤其是那篇《寂寞天柱山》，通篇的立论基础都是对史料的荒唐曲解和篡改，属于无可救药的废品，必须整个儿抽掉。现在却被余秋雨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它将作为余秋雨肆意曲解、蓄意造假的“大文化思考”的标本长留人间，供研究唐宋文化史和天柱山历史的学者们笑谈和批判。
（四）“其实他那么多的阅读障碍，打个电话问问我的任何一个学生就得获得解决”。
这一句充满嘲弄和挖苦的话，可能是余秋雨最欣赏的得意之笔。其实被嘲弄和挖苦的还是他自己。他说金先生有“那么多的阅读障碍”。这话其实并没有讲错。例如余秋雨说：朱熹死于1199年，马奈活到了20世纪，“五四”新文化时期冒充王敬轩的是刘半农，安史之乱中李白躲在天柱山静静地读书。现在的中学生能发现其中的差错吗？读起来像看西洋镜，当然不会有任何“障碍”。但金先生就不同了，他读到这里一愣，读到那里一呆，发现100多个文史差错，就等于碰上了100多处障碍。看来，产生阅读障碍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余秋雨一边，只要你不制造障碍，金先生就不会有阅读障碍。遗憾的是，金先生当初写《石破天惊逗秋雨》时，只遇到了126处障碍，半年以后的今天，他又发现了30多处新的文史差错，使障碍的累计数字突破了150处大关。听说另外还有几位专治外国史的学者，在金先生以外也遇到了100多处阅读障碍，这样“障碍”下去可怎么得了啊！
余秋雨让金先生打电话给他的学生“解决”“阅读障碍”。金先生怎么会去打这种电话呢？这些障碍都是作为博士生导师的余秋雨制造出来的，他自己都解决不了，学生怎么会有能耐解决呢？
呜呼噫 ！最后我还想奉劝一下余秋雨先生，这种虚张声势的文字游戏以后就别再玩弄了！玩弄一次，无非是再为我提供一份批判的材料，再出一次更大的洋相而已。不信的话，你就尽管送来吧！12月29日，上海《新闻晨报·娱乐周刊》宣布“金辣椒奖”揭晓，其中“最佳音效奖”得主为余秋雨先生。喜讯传来，不禁为之眉飞色舞，兴高采烈。余先生前一阵子被我“石破天惊”地逗了一下，犹如一阵秋雨一阵凉，心境每况愈下。12月初，又遭北京官司彻底败诉，更是恨得牙痒痒地无处出气，只好发表阿Q式的声明，篡改法院判决书，宣告形败实胜，并趁机塞进私货，血口喷人，反诬我借对他“咬文嚼字”而“牟取暴利”，结结实实地把我恶骂和嘲弄了一顿。上海辞书出版社领导为了抚慰余先生，特地封赠他为《辞海》正版“形象代言人”（一说“宣传大使”），让他在淮海路上招摇过市，出尽风头。此次又荣获金辣椒奖“最佳音效奖”，诚可谓喜上加喜，双喜临门。于是我马上吩咐弟子丘 上街买来《新闻晨报》，将这篇令人解颐的妙文收入本书，以飨读者。让大家分享余先生的快乐和幸福，并预祝他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不再骂人！ 最佳音效奖：余秋雨 高 磊
获奖理由 余老师向来爱一鸣惊人。按照余老师的笔下功夫，拿个最佳编剧或是改编剧本奖，绝对在情理之中，甚至可以预想，同时举双手双脚赞成者也绝不会在少数，看看《文化苦旅》一版再版仍拥者众多就可知三分。但这次余老师剑走偏锋，因为与金文明的一场“石破天惊逗秋雨”的舌战，更因为在这场争吵中从“咬文”到“咬人”的表现，而意外荣获“最佳音效奖”。
影片内容 “借我借我一副亮嗓吧，让我把这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2003年，问哪首主题曲最合余秋雨心意，余老师一定斩钉截铁地回答：就这首了。别问余老师为什么，他肯定义正辞严地回答你：“去问金文明。”一个是《咬文嚼字》月刊的金编委，一个是以《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享誉文坛的余文人，都是终日与笔墨打交道的“老师”，却在2003年6月不约而同“改弦易辙”，操起了“音效”活。原本余老师也不想揽这活的，谁让金文明出了那本《石破天惊逗秋雨》，光听听这名字，就够挑起余老师“舌战”欲望的，再翻翻内容：直指余秋雨散文著作中所犯的126个文史错误，更举例说明唐代的道士吕洞宾，被余当成了道家始祖；金圣叹因为清朝顺治皇帝赞赏的话而感激涕零，被写成为大明的灭亡而痛哭等等。本着“把一切事情都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愿望，余老师这回不得不“出声”了。
“舌战”中，余老师充分发挥了“立体声”和“和声”的功效。为了让自己的“立体声”更逼真，余老师采取了“三维”战略———最初，走“助手”路线，对金文明指出的文史差错，余老师借“助手”之口表示“指出差错求之不得”，谦和态度让人敬仰；随着文史差错越来越具像化，数字直指126处，原本该保持一贯儒雅风格的余老师终不能免俗，与寻常人般急躁起来，走起了“媒体”路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金文明实在把事情做得太夸张了，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一样……给全国读者开了一个大玩笑”；最后，余老师走“考据”路线，追根溯源地指出《辞海》的历届编写者、《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名单中都没有金文明，言下之意，金文明来路不明，所言自然也要大打折扣，不得不让人佩服余老师锲而不舍的考据能力。
余老师还擅长利用媒体当“和声”，在沪、深等各地媒体相继转载了金文明《石破天惊逗秋雨》中的部分内容后，在6月26日的《新民晚报》上，余秋雨发表长文《被“咬”者的回答》，称“金文明这样的‘咬嚼派’，究竟在咬嚼什么！乍一看连毛孔都‘咬’到了，像是在做学问，其实对于稍稍大一点的文化学术课题都一片茫然。”此言一出，各地媒体又一次跟风，配合余老师将其“反驳之声”传播扩大，而颇为讽刺的是，此招“和声”使用也被金文明偷师学到，随后金也通过同一媒体发表了《〈石破天惊〉答秋雨》，对余在文中提出的种种评论进行了反驳。
12月30日，《团结报》发表雁寒先生的文章《书名原是古诗句》。言简意长，温婉儒雅，深得风人之旨。谨转录于此，以作本书的结尾。让我们怀着平和宁谧的心情，去迎接新年的钟声吧！ 书名原是古诗句 雁 寒
不久前，上海《咬文嚼字》杂志编委金文明先生出了一本书，名叫《石破天惊逗秋雨》，该书将有散文大师之誉的余秋雨先生诸多著作中的文史差错，列举出126处，并一一加以指正。而书名“石破天惊逗秋雨”是唐代诗人李贺《李凭箜篌引》诗中的第十句，全诗如下：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