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且还要上升到“个人不幸、中国文化不幸”这样的高度来奚落人？　　　　
　　　　　　　　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不仅再次激起了我的怒火，甚至惹火了文化圈子里的不少人，因为他的《霜冷长河》未及上市便遭盗版，使他十分生气，便公开发表了《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在这篇“战斗檄文”中他写道：“一个人在大街上遇到抢劫，正要奋力追抓盗贼，突然横向里冲出来两个蒙面人，拦住被盗者说有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盘问。”这可是什么话？难道“胆敢批评、胆敢质疑”你余秋雨的人都成了妨碍你打击盗版的绊脚石？都是盗版者的盟友？在《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中，他还说：“……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　　　　
　　　　　　　　看看，余秋雨的拒谏状态已经狂躁失态到这样的程度了。我生平讨厌死不认错的人，至此，我对他的好感已经荡然无存，但是还没有到想在文字上和他“拉清单”的程度。　鲁鱼亥豕害后生　客厅里的空气一度比较沉闷。　　　　
　　　　　　　　因为记者对金文明先生的说法并不全然赞同，余秋雨如同萨特“拒绝一切来自官方荣誉”地拒绝一切来自民间的批评，固然使他訾议如沸，但是假如站在他的角度想想，中国文史谜团甚多，生涩的掌故不说，包括“善射之羿有几位”？“《左传》作者究竟谁”？“王国维何故自沉昆明湖”在内的熟典而至今尚无定论的就有二百多个，诸多谜团往往有“二说”、“三说”甚至“四五说”的，余秋雨乃才子，写作时灵感涌来，信手取其一说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应该还是允许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批评者如果是一孔之见甚或失之苛求，他该听谁的？为什么就不能沉默或者反驳呢？　　　　
　　　　　　　　金文明先生沉着地笑笑，说，先说说我为什么会出这本书吧。历史上没有定论之说，自然不能强令人只取一说，比如西施自吴亡之后的去向一向有沉江说、泛五湖说、还乡说等，你写散文可以自由发挥，但是余秋雨最大的毛病却是滥用他的名望，好做翻案之论，却又拿不出信证，这样可就扰乱了视听，贻害后人，其名望越大，危害也就越深。　　　　
　　　　　　　　我本来不想对他怎么样的，记录余秋雨文史差错的小卡片一放就是五六年，权当自己的资料保存着，从没有想到结集出版，但是一件事使我改变了想法———“有朋友告诉我，上海大学出版社出过一本《余秋雨〈文化苦旅〉导读》，其中选了《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该书在注解中将余秋雨原文的甘肃学台‘叶炽昌’改正为‘叶昌炽’，但编者大约“为名人讳”，没有标明这是纠正余秋雨错写的“叶炽昌”，于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将此书拿来辅导学生，当说到“叶昌炽”时，学生齐齐擎出正版的《文化苦旅》对老师加以“斧正”，老师慑于余秋雨的名头，只好尴尬地回答：“当然，以余先生的原作为准。”如此一来，原本已被纠正的错误就这样再次回炉，继续误人子弟。而与此同时，他还在用“不屑一顾”的态度来宣告他的文章不存在一切“史料差错”。　　　　
　　　　　　　　你说，这样的谬误，流毒广不广？危害大不大？为了“验明正身”，我特意将2003年1月新版的《文化苦旅》和2003年3月新版的《山居笔记》等全都买回家来，将所有曾经提请余秋雨注意的差错仔细比对，结果令我非常失望，所有的错误依然故我：唐代的吕洞宾，还是坐享着道家始祖的至尊；元末明初的沈万三，还是住在大清乾隆七年落成的“沈厅”里；终身未婚的林和靖先生，仍然有妻子和小孩，当然，金圣叹还在做他大明皇朝的忠臣，敦煌的三危山前，还响过舜伐三苗的号角声，而且，雨果既然可以荒唐到参加法国大革命，吴越王钱　，当然也可以被他想当然地改为“钱　常”……都是有定论的事，他却还继续以他的大名头大面积传播着他的谬误，继续指鹿为马，长此以往，很多文史知识就这样以讹传讹，到时候“约定俗成”了怎么办？一代人造的文史孽，往往要几代人来偿还，这样的教训还少吗？你刚才说到《尚书》作伪案，我们的先人花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才澄清它，本来就芜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硬盘”里现在又平添了这么多的“垃圾邮件”，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再迟疑，重新梳理自己五六年积累的小卡片，只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这本《石破天惊逗秋雨》，逗者，引也，我是期望反驳的。　　　　　　
　　　　　　　　　“石破天惊逗秋雨”出自李贺诗《李凭箜篌引》，它的上句似乎是“女娲炼石补天处”，你这样的裁处就不怕别人说你事实上把余秋雨捧得过高？　　　　
　　　　　　　　记者嬉笑地诘问金文明先生，金先生却坦荡地一笑：比喻都是跛脚的嘛。不错，我至今还认为他是散文大家，但炼石有余而补天倘或不逮，原因就是他的“拒谏”，误了他自己。　　　　
　　　　　　　　“文人行文，大抵限时交卷，无从核校，错讹难免，我有一次就将杜甫的‘尔曹身与名俱灭’错写成‘尔曹名与命俱灭’，想想有点不对劲，杜甫得句哪有如此俗骨，但是催卷催得紧，不及查考，就这么过去了。况且，你文史考证标准和文艺批评标准应该不一样吧，有人评点‘江枫渔火对愁眠’，说枫树畏湿，江边何来枫树？疑为乌桕，应该改枫为桕；又有人点评，说，霜，怎么个‘满天’法？应该是‘月落乌啼霜满地’，说得都有道理，但是这么一评还有诗吗？”见金文明博学而鲠直，记者故意这样问他。　　　　
　　　　　　　　“我基本不在修辞上和他过不去，”他认真地说，你那错，是懒，不负责任，其实不难查它。但是余秋雨的差错和你性质不同。我把他的文史错误分成了几种“致病原因”，有无知无畏类、粗心大意类、穿凿附会类、不懂装懂类以及刻意作伪类，毫无疑问，其中以“刻意作伪”类最为可恶。　　　　
　　　　　　　　且看他《文化苦旅》中很有名的一篇《寂寞天柱山》———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亦即李白、苏轼、王安石都与天柱山（古称潜山）有缘，不惜在地名、情节、想法、诗句上强拗硬扯，李白明明以待罪之身，筑室司空山栖息，却被他强扭到天柱山“静静读书”；苏轼曾想买田舒州而不果，就被他武断地认定“分明早已把它（天柱山）看成了家”；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王安石，他有一首短诗《代陈景元书于太一宫道院壁》：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野性岂堪此，庐山归去来。但是，在余秋雨的文章中，为了“强征”王安石加入归老天柱山一派，竟然生生地将原诗中的“庐山”改为“潜山”！　　　　
　　　　　　　　这分明是一种刻意的窜改，金文明愤愤地说，行文太不诚实了，而且贻害后人。还有，林逋（和靖先生）究竟有没有妻儿，所有的权威典籍都说他“梅妻鹤子”，但是余秋雨偏要为他翻案，说他有妻有子。翻案好啊，古来大学者以扛鼎之力翻案成功的不少，但是，你余秋雨的翻案依据就仅仅因为曹聚仁先生有此一说，那怎么行呢？因为曹聚仁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考释过呀，凭什么推翻千年定论呢？你好做惊人之语，也得有本钱，一遇到读者诘问就抬出曹先生来挡箭，太有失大家风范了。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6节　再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再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不是他在岳阳楼上所写，学术界的看法已经完全一致，那就是不在岳阳楼上，而在千里外的邓州，对此余秋雨也想翻案，可是证据呢？照例是没有的，又一次“生动地”扰乱了青少年的视听。　　　　
　　　　　　　　你说，对这种胡来，你该不该管？　　　　
　　　　　　　　“问题是，你这本被称为‘手电筒’的著作是否光照别人，不照自己？你的书有没有差错？”记者问他。　　　　
　　　　　　　　“有呀！”他童稚般天真地对记者作了一揖，反倒使记者吃了一惊，“我已经发现了，我那一字之师是一个年轻工人，现在不妨借你们杂志的宝地更正一下：我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把作家倪匡错为‘任匡’了，把‘卫斯理’错为‘卫理斯’了，那是我知识结构的盲点。”“你的考辨也有点问题”，记者试图继续为余秋雨辩白：余秋雨在文中曾将“洛西”解释成为“洛水之西”。你说，错了，理由是，洛水东西流向，只能有南北岸之称，你的论据还有：黄浦江南北流向，所以只有浦东、浦西之称，没有浦南、浦北之称。　　　　
　　　　　　　　“你错了，”记者说，上海有浦南路，也有浦北路，更有浦南的称谓。他想了一想，坦诚地说，是了，河流虽有总的流向，但是某些拐弯处却会阶段性地改变河流的流向，比如黄河在陕西境内、宁夏境内都有走向改变，故而东西流向的黄河，在某地会有河东河西之说。我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考辨都是不刊之论，是人都会犯错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论及嵇康之死，说是被司马懿所杀，其实是被司马昭所杀，鲁迅记错了；钱钟书也曾把“卿士”这个官名断为“卿”、“士”，这也是理解错了，后学者发现了还是可以议论的，根本无损于前贤的光辉，更何况，校读者因为看出了前贤的差错就自认为比前贤高明，那可真是夜郎比汉了，比如我，找出了余秋雨著作的一百三十余处毛病，我就自认为高余秋雨一头了吗？不，我只是认为我有些地方比他严谨并且诚实而已。所以，问题还得回到老地方———历史上有他那样错漏百出而又坚决拒绝一切批评，并且还把批评者一概讥为“记忆性文化族群”的“大师”吗？　　　　
　　　　　　　　我要声讨、要剥离并且不饶不放的就是他的这一点！　　　　
　　　　　　　　文以载道，文章还是千古事。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什么人都逃不过后人的审判啊！　　　　
　　　　　　　　　金文明其人　《新民周刊》　　　　
　　　　　　　　　现年68岁的金文明籍贯上海，父母皆文盲，早年丧父，自幼家境困难，免费就读教会小学，1948年小学毕业，考入灵粮中学（即今沪西中学），无力支付学费，要求减免学费未果，遂失学在家四年，大量阅读旧体小说、志怪笔记，因学过绘画，故解放初在里弄工作，后凭借“人民奖学金”考入育英中学，毕业后进入第一师范（中专），得遇著名学者胡云翼先生（《宋词选》主编），时为金文明语文任课老师，自兹影响金文明一生。　　　　
　　　　　　　　后胡云翼调至上海师范学院，为追随胡先生，中专毕业已经工作四年的金文明又考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受其亲炙，相处三年余，每逢周末常至胡宅受教。　　　　
　　　　　　　　1965年，胡云翼因家中遇窃而引发胃出血，进而肠套叠而不治去世。金文明大学毕业分配在少儿出版社工作，去干校三年后，转入上海辞书出版社，以后长期在出版界，曾参与《辞海》编纂，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委、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1996年退休后被聘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月刊编委。　余秋雨很想看这本书　唐　羽　　　　
　　　　　　　　　新闻晨报《我为什么要“咬”余秋雨》一文发表的当天晚上，记者拨通了余秋雨助手金克林先生的电话，他告诉记者，余秋雨在长江三峡参加大坝启动庆典活动后去了南方，这几天正在深圳。金克林看了晨报的文章，也通过电话告知了余秋雨，余秋雨向金克林表示，很想买一本《石破天惊逗秋雨》看看。　　　　
　　　　　　　　金克林也问记者在哪里可以买到这本书。他表示，如果作者不是恶意的，倒也欢迎他发表不同意见。但他对记者提出的采访余秋雨的意愿则予以婉拒。他说：“我跟了余秋雨九年，知道他不会理会这样的事。每个人都有做学问的权力，而关注什么，则反映了各人的格局，相信时间会说明一切。我认为此事不会影响余教授的学术地位，至于近年来新闻界对余秋雨所有‘事件’的炒作，有些也是不必理会的。那些记者有意借炒作余秋雨出名，动机值得怀疑。当然，记者也要吃饭嘛。比如新闻晨报的这篇文章，我就怀疑是不是在帮助金文明多卖几本书？”　　　　
　　　　　　　　在谈到《咬文嚼字》上发表读者指谬余秋雨散文错误的文章，后被金克林退回杂志一事，这位助手说，余秋雨每月要收到一百多份杂志，看都来不及看，而且他又经常在外地搞学术活动，所以在前两年指示他一一退回，并要求有关单位以后不必赠阅了。金克林最终也不肯将余秋雨的电话告知记者。　　　　
　　　　　　　　又，同日，湖南《文萃》杂志“文化艺术”栏，摘要刊发上海《新闻晨报》陈海妮采写的《金文明为何要“咬”余秋雨》。　　　　
　　　　　　　　6月25日，《济南日报》发表记者刘美芹对我及余秋雨助手金克林的采访报道。其中关于金助手的谈话，摘录如下：　　　　
　　　　　　　　当记者就一些相关问题想转请余秋雨先生发表一下看法时，金克林表示，余秋雨目前在深圳，不接受采访。而他和余秋雨先生目前都还没有看到这本书（指《石破天惊逗秋雨》），目前在上海也买不到这本书，所以无法就此发表评论。金克林说，过几天他们将在上海几家媒体上就一些问题作出澄清，《文汇读书周报》将有大篇幅的“答记者问”，在此之前他们不发表评论。　　　　
　　　　　　　　同日，《深圳商报》发表长达六千字的《名人访谈：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现据东方网所载原文，转录如下：　　　　
　　　　　　　　　名人访谈：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　———回应《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编著者金文明先生　　　　
　　　　　　　　　　　前不久，金文明先生出版了一本名叫《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的书，引起读者广泛关注。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余秋雨先生。　　　　
　　　　　　　　记者：余秋雨先生，最近国内不少报纸都用非常醒目的篇幅报道，一个曾参与《辞海》编纂、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先生，叫金文明，写了一本书，指出你的散文中有126处差错，引起读者广泛注意。他的这本书，你看到了吗？余秋雨：没有。　　　　
　　　　　　　　记者：知道这件事吗？　　　　
　　　　　　　　余秋雨：刚知道。前天晚上在外面吃饭，一位女士塞给我妻子一份剪报，可惜剪得不全。篇幅很大，标题也很大，叫做《纠正余秋雨散文的126处差错》，这当然很能吸引各行各业读者的眼睛。这位金先生还从126处中精选出40处给深圳报纸发表，我只从那份剪报中看到一部分。据说上海发表的标题更吓人，叫做《我为什么要“咬”余秋雨》，“精选”的问题又不太一样。　　　　
　　　　　　　　记者：你对整个事情怎么看？　　　　
　　　　　　　　余秋雨：指出差错当然求之不得，但金文明实在把事情做得太夸张了。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一样，一整版一整版地发表，出书、谈话、照片、摘要、问答，给全国读者开了一个大玩笑。记者：怎么说？　　　　
　　　　　　　　余秋雨：我不想一一作答，因为这在时间上对我和广大读者都不公平。只举几个他在深圳报纸上认为最严重的例子吧。你看，他说他以前很喜欢看我的书，后来我的形象在他心中“一下子垮掉”，只因为两个字，就是我在某篇文章中说古代学子通过科举致仕。他说，“致仕”是指退休，据说他为这“常识”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