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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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为两个字，就是我在某篇文章中说古代学子通过科举致仕。他说，“致仕”是指退休，据说他为这“常识”还去查了《词典》。其实不必查，我可以当面告诉他形成这个含义的曲折原因：从两千多年前的儒学典籍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义中，有一个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但这是早已不用的古语，而“致”字的常见含义是达到、给予。我并不是在文章中讲解某个古代术语，而是在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岂能将退休说成是把什么“归还给君王”。古词变义，比比皆是。在现代写作中，虽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例如我们今天写“行走于大野荒原之间”，不必考究在古代经典中“大野”是指山东巨野县北的湖泽；又如我们今天写“开场不久，乐曲已乱”，不必挑剔在古代，“乱”是指尾声。这个问题，胡适之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不少主张和实践，清楚地划分了“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区别，建议金先生去认真读一读。
记者：这是他认为你最严重的错误。对于其他问题，他的态度也非常严厉，例如你在《都江堰》这篇有名的文章中说李冰在公元前251年为蜀郡守，他的评判是：“没有一种文献有这样的记载，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这个年份纯属杜撰。”你能接受他这种口气吗？余秋雨：口气是小事。问题是，他这种斩钉截铁般的自信不知从何而来。我在李冰研究上花过不少功夫，细说起来太专业，我也不必翻其他文献给他看，既然他自称“参与编纂《辞海》”，那就翻翻他的《辞海》吧。这个年代，就明明白白地印在《辞海》1989年版第1422页中，尽管书里的起止年份与我的考证不尽相同。我倒要问金文明先生，难道是《辞海》“纯属杜撰”吗？那该早一点给《辞海》指出来才对啊。
记者：一般读者对陈旧的文史细节不感兴趣，比较关心的是对一些著名人物生平的把握。除了李冰之外，他还提到沈万山，他觉得你又出了一个差错，很不应该，正确写法应该是沈万三。这可能是你的笔误吧？
余秋雨：不是。还是请他再翻一翻他自称“参与编纂”的《辞海》。《辞海》的1015页有记，那位神秘的富豪正名为沈万山，另名为沈万三。金文明说，这个人排行第三，就不可能叫沈万山了，这太可笑了，而且所谓“排行老三”的资料也不可靠。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7节 金文明又会立即拿过去
记者：沈万山的另一个问题是，金先生认为沈厅是他后代修的，而不是他自己。你的看法呢？
余秋雨：我现在手边正好有一本文汇出版社出的《余秋雨简要读本》，关于这一段是这样写的：“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据说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和他的后代有关”。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那篇文章初稿时我对沈厅的建造时间尚未研究清楚，表述上有点模糊，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快就写清楚了。金文明利用我研究出来的成果，去反“咬”我初稿中的模糊，这种做法有点戏弄读者。其实，我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研究确定沈万山生前在周庄居住的准确地点。一旦研究出来，金文明又会立即拿过去，宣布以前世间谈到过这个问题的一千篇文章出了一千个“差错”！他做这样的活儿，也真叫省力、痛快。
记者：有一个最刺激人的问题，即宋代林和靖有没有妻子、小孩。金先生的口气仍然很厉害，说：“历史早有定论：林和靖‘不娶，无子’。史称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余秋雨要推翻这个定论，但毫无根据。”是这样吗？
余秋雨：又是老毛病，对于自己未曾见到的材料断言“毫无根据”、“纯属杜撰”。大家知道，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叫林可山的人，自称是林和靖的七世孙。一个叫姜石帚的人因此作诗：“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儿孙？”这件事使得文化界一直有一批人认为林和靖有妻有子，当然，即使有妻也未曾举行过嫁娶仪式。我倒并不过于相信有关林可山的材料，但一直觉得能写出《长相思》的林和靖，必然有过深刻的恋情体验，那首词大家都能背诵。很多文化大师也偏向于这一观点，并非金文明所说的“毫无根据”。如果金文明真想涉猎一下这个问题，我可以给他开一点书目。
记者：又提到一个人，冼夫人。他说《隋书》记冼夫人与冯宝结婚是“梁大同初”，而你说是公元527年，差了8年。对此你有说法吗？余秋雨：《隋书》写“梁大同初”是一个模糊说法，近年来经历史学家考证，从冼夫人的高寿执政和其他记述倒推，他们结婚更可能是公元527年。推理的程序说起来太繁琐，我不在这里复述了。但这也是一个无法完全确定的年份，地处海南，各种记述都十分含混。看来金先生完全不清楚在海南史和岭南史研究上的推断难点和已取得的成果，因此只能把《隋书》中的“梁大同初”这个模糊的说法武断地转换成“梁大同元年”，如同把“二十世纪初”转换成1900年，然后“发现”当代历史学家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年份错了。他不知道，他“纠错”的依据，恰恰是研究者们要推翻的起点。
记者：另一个你写到过的重要人物是嵇康。金先生自己设计了一个问题，叫“古代名曲《广陵散》是由嵇康一脉相传的吗？”他又自己回答：“不是。据文献记载，除嵇康外，《广陵散》别有传承。嵇康死后，此曲并未绝响，仍在民间流传。”他这个问答没有提到你的名字，但当然也是针对你的，是吗？
余秋雨：这真是一组荒唐的问答，完全是在伪造我的意思。我明明是说，嵇康的《广陵散》在他死后已成绝响，其他的《广陵散》虽然同名却天差地别，不是他的。嵇康死得那么早，怎么可能去给漫长的历史“一脉相传”一支名曲？民间别有传承的，又怎么可能是嵇康的曲子？金文明真是一片混乱，不知所云。这就等于，我说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千古绝唱，他说：“不是，据文献记载，苏东坡死后仍有人写《念奴娇》。”这种先伪造出一个问题来再大声说“不是”的做法，很不光彩。
记者：更重要的人物是康熙。金文明设计的问题是：“康熙皇帝编过《康熙字典》吗？”他自己回答道：“康熙只让人编过《康熙字典》，《康熙字典》之名是杜撰”。这当然也是针对你，你说过康熙皇帝自己编了《康熙字典》吗？
余秋雨：金文明这样做可实在太不好了。用那么愚蠢的问题来强加给我，其实连小学生也知道，康熙皇帝不可能自己编《康熙字典》。我对这个问题的原文一翻就能找到，听，我是这样写的：“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要》，文化气魄铺地盖天。”写得再清楚不过，为什么要彻底歪曲呢？如果用歪曲的方式来伪造“差错”，那么别说126个“差错”，12600个也能随手伪造出来。至于金先生的回答则更可笑，说：“康熙只让人编过《康熙字典》，《康熙字典》之名是杜撰。”这前半句抄我，后半句骂我，却自己打着了自己。《康熙字典》这个名字怎么会是我的杜撰呢？你“参与编纂”的《辞海》中就有《康熙字典》这个条目，而且，学术界都知道，清代嘉庆年间的学者王引之就已写出《康熙字典考证》这样的著作了。王引之先生比我大整整180岁。记者：他还认为你错把金圣叹写成大明的忠臣，这话好像在《白发苏州》里吧？
余秋雨：我的原文是：“真正能够导致亡国的远不是这些才子艺术家。你看大明亡后，唯有苏州才子金圣叹哭声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杀。”才子，当然不算“忠臣”。他又在歪曲我了。他自称“参与编纂”的《辞海》说金圣叹“入清后，以哭庙案被杀”。我和《辞海》，错在哪里？
记者：他还有一些零碎的判断，与你的判断不一样。例如，他认为三危山那里不可能发生舜与三苗的战斗，你说呢？
余秋雨：他总是自相矛盾，又理直气壮。刚刚还说过大量古籍都记述过“舜逐三苗于三危”，接着又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战争，那么，差错的究竟是金文明还是《尚书》、《孟子》、《史记》？———实在对不起，与这样的思维方式纠缠下去太累了，能不能就此终止？
记者：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指出的这么多“差错”里，有没有一些可取之处？
余秋雨：他也指出了一些显然排错、印错的字。例如把“ ”排成了“樽”，把“钺”排成了“铖”，把“ ”排成了“振”，把“叶昌炽”排成了“叶炽昌”。有些冷僻字在电脑中很难找，要造出来，你看报纸刊登他的文章时，这些字有的也排了异体。这些排印错误我会交给出版社继续校改。本来这事应该向金先生道一声谢，后来一看他这些天造出来的“石破天惊”的声势，觉得味道实在太不对了，只得免除这个礼仪。这些年写书的人都知道，出一本书总会收到读者寄来的很多“勘误表”；作为回报，我们自己看书时也随手把错排、错植的地方一一录出，寄给作者。在出书模式快速转型的时代难免出现大量的技术瑕疵，我们只能以这种互作“后补校对”的义务劳动，来略作弥补了。热心读者寄来的“勘误表”，条数可多至数百，但像金文明这样顷刻之间把每一个错排当作严重的文化事件在南北报刊上发出整版声讨的，绝无仅有，估计也是空前绝后。
记者：金文明在深圳的报纸上说，你激怒他的事件是你的秘书通知他所在的编辑部，不要他们寄《咬文嚼字》这本杂志了。昨天我在上海的一个同学打电话来说，金文明在上海的报纸上更强烈地谈了《咬文嚼字》的事，顺便还提到了你反盗版的“告全国读者书”。看来你对《咬文嚼字》这本杂志的看法，成了现在整个事件的关键，能说几句吗？
余秋雨：我的“告全国读者书”是一个反盗版宣言，历来受盗版集团仇视，为此，北京反盗版联盟邀请我成了惟一的个人会员，国家出版总署则任命我为全国扫黄打非办的督导员。国内发生了如此疯狂的盗窃行为，天人共怒，唯独少数文人暧昧冷笑。要知道，这是与刑事犯罪战斗，我劝金文明先生不要站在对立面说话了。至于，《咬文嚼字》这个杂志，尽管主办者是我的朋友郝铭鉴先生，尽管也得过奖，我确实不喜欢。不喜欢的原因，我委婉地向郝铭鉴先生表达过。这个杂志也做过有益的工作，多数同仁很有文化热忱，但是，我们前面的谈话足以说明，金文明这样的“咬嚼派”，究竟在“咬嚼”什么！乍一看连毛孔都“咬”到了，像是在做学问，其实对于稍稍大一点的文化学术课题都一片茫然。以为是“考据派遗风”，却连清代考据派大师王引之也不知道。你们刚才提到的许多问题，我本想让你们转告，叫这位金文明先生去读哪几本书，但后来一想那是多余的。“考据派”心中是有大文化的，“咬嚼派”没有。金文明先生这样的人既没有获得“考据派”的本事，又由于个人的种种文化限制，不懂得现代国际间的治学形态，可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成了我在《文化苦旅》里说过的专门卖弄典故的“夜航船文化”的末流。鸿苍茫的中华文化，在他们手上全都变成了最简陋的一问一答，而问答结构又是那么笨拙和武断。我不知道所有心存良知的家长，读了金文明编制的“差错”和问答，还愿不愿意再让自己的子女去接近这样琐碎又狰狞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现在遇到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摆脱自己身上无数陈腐、无聊的包袱，重新寻找到秦汉雄魂、唐宋风范，激发起巨大的创造力，与国际接轨。但是，有太多的名堂阻碍着这次转型。金文明发表在上海报纸上的整版谈话《我为什么“咬”余秋雨》就说明他现在
已从“咬文”发展到“咬人”，而且要咬得大张旗鼓了。我的秘书在清理全国各地寄来的大量我不可能有时间阅读的杂志时，决定从节约原则出发通知他们不再邮寄，各家杂志平安无事，唯独《咬文嚼字》杂志的金先生居然被这么一件小事激怒，今天公开申述这个理由，进行大规模的宣泄。做文化工作，怎么能这样专横，连别人不想看也不可以呢？不看就“咬”，如何了得！
我曾收到过这个杂志转来的一个青年教师的信，指出我在《西湖梦》里把西湖边上各个纪念人物的出场次序搞颠倒了。他所说的次序，是指年代先后。我回信说，我是在写散文，各个意象在脑海里出现的次序完全不按年代。由此，我感受到“咬嚼派”对于年轻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损害实在太大了，因此在回信中又写了一段话：“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并不错，但对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来说，没有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华文化的不幸。”我当时还不知道金文明此人已到了那个编辑部，这段话，一方面是劝导那位来信者，我想他一定很高兴；另一方面是劝告“咬嚼派”，要他们从年轻人的前途出发，从中华文化的前途出发，不要走得太邪门了。现在金文明那本“石破天惊”的书，是写给我的回信。我知道，他实在咽不下“中华文化的不
幸”这口气。记者：你会读他的这本书吗？
余秋雨：可能没有时间。昨天还想干脆借他的这本书写一本书，每一页的三分之一是他这本书的原文，三分之二是我对他的学术纠正，并由他的知识错误和方法错误引导出新世纪的年轻人应该如何治学、如何读书、如何钻研、如何思考等大问题。在我设想中，这倒能成为一本青年文史知识普及读物。但昨天晚上有两位学术界的朋友阻止我，说他的错误没有太大的普遍价值，引申余地不大，因此我就不想写了。但我在中央电视台担任全国歌手大奖赛文化素质评委时就接受一些出版社的约请，会写几本在青年中间普及正确的文史知识的书籍，当然也会时时论及“咬嚼派”的谬误。港、澳、台青年也有这个需要。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8节 余秋雨：不认识
记者：金先生在书中好像送了你一首顺口溜般的诗，你有诗回送吗？余秋雨：他的顺口溜诗写得实在够不上水准，我还是不回送了吧。我只想再送一个具体的劝告给他：今后如果要对别人“咬文嚼字”，最好用一种商量的口气，这样自己也有一个退步。世间事物有很多可能性，今后千万不要再在全国首先摆出“参与编纂《辞海》”、“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的身份来，居高临下地对复杂的文史问题用yes或no的可笑办法，一口气地评判一大串。你看，昨天至少有五位学者来长途电话，说《辞海》的历届编写者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劝他们，事物有很多可能性，不要急于断言人家是欺世盗名，金先生有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