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谷-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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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爷的死，很叫康笏南伤心。葬礼自然也是十分浩大豪华的。但康笏南永远也不知道，四爷是为他而死。
康笏南一直活到大清垮台，进入民国。即便到晚年高龄时，他也不糊涂，尤其对商事，依然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在内室，他似乎终于度过了青春期，不再有兴头玩“废立”。四爷死后第二年，康笏南续弦了第六任老夫人。不过，那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年女人，他们也过着很普通的居家日子。
四爷死后，康家的外务家政都集于三爷一身，他也渐成大器，渐入佳境。可惜他竟先于老太爷去世，虽然那已到宣统年间。三爷终日劳累异常，但也未显病态。那日赴本地商会的一个应酬，就在酒桌上，一口气没上来，竟升天了。他一直暗中寻访出家的杜老夫人，终无结果。这件事，随着他的去世，也永远无人知晓了。
三爷死后，只剩了一位六爷可出来继任。但六爷携了六娘，终年流连于京师，无心回来当家理政。康笏南只好叫他的长孙，即三爷的长子，出来接手主政。这位大少爷，未曾到口外历练，对商事也无十分的敬仰。但有老太爷做靠山，还算能应付下来吧。
由于康笏南的高寿，孙北溟也一直不被准许告老还乡。京号老帮戴膺，眼看升任领东大掌柜无望，在京师几次呼吁改制银行又无结果，终于也先于孙北溟，告老还乡了。
他离任后，京号老帮由副帮梁子威接任。
由于三爷的去世，邱泰基也无法走向领东大掌柜的高位，他只熬到汉号老帮的位置。汉号的陈亦卿老帮，也先于孙北溟退休回乡了。
不过，自辛丑年重返京津后，虽有皇家银行成立，西帮票号还是很做了几年好生意。直到辛亥革命发生，大清垮台，西帮也才随之盛极而衰。康家的天成元，自然也跳不出这个大势。倒是早已冷落了的天盛川茶庄，却还多支撑了一些年头。当然，也只是多支撑了一些年头。
——全书完
1998年11月——2000年5月写出
2000年9月——2001年2月改出
后记
写完最后的章节，如释重负，也有一点怅然若失。写这部长卷，比预想的要累人，却也比预想的要“迷人”。两年多时间，全身心陷在这“白银谷”中，几不知外间正“跨世纪”。除非不得已了，每日都要写两三千字，时有倦意，却也常有走笔生趣的愉快。如此旷日持久地写作，倦意竟有快意相伴始终，这样的经历，以前不多，以后怕也不会多。
当今是小说的淡季，旷日持久写这样一部长卷，起因其实也十分简单：想努力写一部好看的小说。
明清时代的西帮商人，是未被彰显过的商界传奇。尤其是他们独创的票号，更是清代的一个金融传奇。胡雪岩因仿办票号，成就了他个人传奇的一生，成也票号，败也票号。在西帮的大本营祁太平，似胡雪岩这种等级的富商财主，那是一群体。但我这部小说，不是写一个富商群体，也不是写一个地域传奇，而是取了一个广角式的视角：将票号作为一个带传奇色彩的金融制度、商业制度来写。
票号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金融行当，它视同时期的东西洋银行为异类。但它在自己生存的社会
里，又属异质。朝廷的道统历来就轻商，士、农、工、商的尊卑秩序，千古不易。西帮自己呢，因为生意做大了，影响所及，居然将神圣的儒学价值观“学而优则仕”，变成了“学而优则商”：一流俊秀子弟，都争入票庄；末流子弟，才读书求仕。这对封建道统的瓦解，是很可怕的。但它藏锋不露，在明清那样的封建集权社会中，居然成就了一种全国性的事业。
西帮以“博学、有耻、腿长”面世，以“赔得起”闻名，将智慧与德行化作它最大的商业资本，在最需信用的金融行业中，独执全国牛耳百多年。它瓦解着那个社会的道统和礼教，却推动着那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这当是传奇。
不过，我做的是小说，并不是要讲上面那番道理。小说，先得要好看。历史小说要好看，主要得靠历史的魅力，史实的魅力，而不能只靠今人“戏说”。这是历史小说的规矩。事实上，没有足够的史实做依据，今人也是很难将西帮的传奇，“戏说”出来的。
我在搜集相关素材时，找到一本《山西票庄考略》，初版于民国二十六年。作者陈其田先生，是当时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为写这本《考略》，他访问过北平那时尚残存的票号，也到“
祁太平”做过实地调查。还利用访问日本，向彼国的各种经济调查所，收集相关文献。但他在《考略》末尾，却写了这样几句话：“山西票庄材料的贫乏，达到极点。最奇怪的是《山西省志》，太原、祁县、平遥及太谷的地方志，没有一字提到票庄。”他访问票庄遗老所得到的材料，也仅是“一些零碎的传闻，及片断的记忆”。在日本所得也不多。
官修的正史，不收票庄一字，可见官家轻商也达到极点。而票号自己为了“藏富”、“藏势”，以及为了保守商业秘密，也不轻易留存文字遗世。因此票号史就真成了秘史。关于票
号的起源，有一种流播很广的传说，便很富秘史色彩。据此传说，明末李自成从北京败走时，携带了掠获的巨额金银财货，逃经山西，一路散失。“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票号规则极其严密，系由顾炎武、傅山两位名士所订立，故能长盛不衰。甚至说，票号还负有为反清复明聚财的秘密使命。经陈其田先生及其他学者的辨析证伪，这一类传说也只是民间的传说、演义而已。
不过，西帮票号的这种传奇性和秘史性，倒是很适宜做小说的。将湮没了的秘史，发掘出来，再现它曾有的传奇本相，这对写小说的人来说，是太有诱惑力了。但这也有些像考古发掘，得小心，耐心，旷日持久才成。不像“戏说”、演义，那是做仿古制品，不必守太多的规矩。
我二十岁以前，一直生活在“祁太平”中的太谷县城，祖、父两代都在那里经商，当然也只是很小的商人。1986年，我决定“弃农从商”，由农村题材转向晋商题材写作后，先到“祁太平”的祁县跑了三年。从那以后，即开始留意一切与西帮商人、票号相关的史料、文献。这期间，山西学术界、金融界、史志工作者及其他文史工作者，对晋商、票号的研究也日渐深入，硕果累累。这使我受益匪浅，极大地丰富了创作素材，也开阔了思路。
经过这十五年小心、耐心的掘进和积累，对西帮商人及其所创票号，总算剥去了一些遮蔽它的迷障，摸到了它的一些筋骨。对于做小说来说，这似乎也够了。给这些筋骨赋予血肉，乃至灵魂，那就是做小说的工夫了。我想说的只是，因此部小说的素材来得不易，所以进入写作时也就不敢马虎草率。
小说本应该是引人入胜的。票号的传奇，本也提供了许多的胜景、胜境，如何“引”得好，我也不得不用心。既不能似坐电动索道，使胜景来得太容易；也不能因胜境在前，走去的一路就太枯索。要有难以看透结局的故事，让人牵挂到底的人物。语言，也尽力作了“净化”，借鉴旧白话，加现代口语，滤去“欧化”痕迹。总之尽力使小说好读。
以今天的眼光看，百年前的西帮票号，当然已经是很落后、很腐朽的一种金融制度了。但它
对“商”的理解，对“商”的敬畏；用我们中华自己的文化资源，对“商”的滋养；在那样一个受主流文化歧视的社会环境中，将“商”推到的成熟程度，似乎也还值得今人回首一望
的。1986年，我开始关注西帮商人时，“商”似乎还居于各行之末；今日，已是无人不言商了。我在写这部小说中间，常发痴想：如果今日我们的商品经济，是在百年前西帮商人所达到的高度，往前推进，那争一个世界商贸的“五百强”，或扫除市场的假冒伪劣，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吧。
总之，希望于这部小说的，首先还是好看，其次读后也还有益。如此而已。
是为记。
作者
2001年3月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