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3-跨越雄关-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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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胜利了！”聂荣臻也激动地说。
“应该在这里竖一块碑，记下我们战士的不朽功勋！”刘伯承又说。
5月30日，五军团和林彪率领的一军团主力赶到了泸定桥。接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也到了，红四团在桥头列队欢迎。毛泽东对红四团等给予了热情的赞扬，他说：“我们英勇的红四团和红一师的同志们，已经完成了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夺下了泸定桥，为红军渡过大渡河开辟了道路。”又说：“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然后他又代表军委授予红四团一面奖旗，还给22名突击队员以及红四团领导人王开湘、杨成武发了奖，奖品是每人一套印有“中央军委奖”字样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只搪瓷碗、一双筷子。这在当时那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算是最高的奖赏了。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桥西大树下稍作休息后，便和在场的同志们一起兴致勃勃地走向泸定桥。这时，一个红军战士说道：“这样的桥，有我们一个班守着，谁也别想过来。”毛泽东听后笑道：“敌人嘛，总是敌人，他们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不能相比的。”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解放以后，在泸定铁索桥的上游新建了一座雄伟的大钢桥。朱德在桥头题了一副寓意深刻的对联：“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1950年，刘伯承为泸定桥题名：“大渡河桥”。1979年10月，聂荣臻为大渡河纪念馆题诗：“安顺急抢渡，大渡勇夺桥，两军夹江上，泸定决分晓。”1980年杨成武为泸定县纪念馆赋诗：“无边风雨夜，天堑大渡横，火把照征途，飞兵夺泸定。”
从此，泸定桥也随泸定桥战斗名震世界。解放以后，专程到泸定桥“朝圣”的外国人络绎不绝。这里且摘录几位来访者的观后感和题词。
布热津斯基：“泸定桥战役是长征途中最重要的一仗”；是“一次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从而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道路”；“不管事实怎样，渡过泸定桥对长征而言确实是有重大意义的。要是渡河失败，要是红军在炮火下动摇了，或是国民党炸坏了大桥，那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中，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同泸定桥相比，我为飞越大渡河以及赢得这一胜利的红军男女战士们欢呼！”
谢伟思：“能够亲临人类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地方是激动人心的；在50年前克服种种艰难夺取这座桥梁的伟大红军面前，每个人都会肃然起敬。”
大渡河战役，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继四渡赤水战役之后的又一重大战役。朱德曾高度评价这一战役的胜利，认为这是战略的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妄图“叫朱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罪恶计划的彻底破产！
关于大渡河战役的胜利，亲身经历这场战役的聂荣臻元帅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大渡河战役，“单从战役的指挥来说，我认为我们的确走了几步关键性的险棋。我们都走胜了。单就一军团范围来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如果没有五团远离主力去吸引敌人对安顺场的注意力，一团在安顺场能否夺得那条小船渡河成功，还是一个疑问，固然夺得那条小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一师渡江，与二师四团夹江而上，飞夺泸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及时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泸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的处境？那就很难设想。总之，当时棋势虽险，我们终于取得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但也决非偶然。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常常是棋高一着，出敌意外。这是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治素质和以劣胜优的机动灵活的战术素养，特别是我军指战员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跨越雄关》 嘉陵江畔的搏击嘉陵江畔的搏击
善用兵者，能以阴夺阳，以险攻易。
——《唐李问对》卷 善战者以地险，以势胜。
——《太白阴经》地势篇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正当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西入云南、北渡金沙江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起并成功地进行了强渡嘉陵江战役。这次渡江作战，红军强渡的江河之宽，渡过的人数之多，取得的战果之大，在红四方面军的战史上是空前的，在整个红军战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共计歼敌12多个团，一万余人；相继攻克嘉陵江沿岸纵横两三百里的九个重要城镇；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
嘉陵江畔的搏击，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策应了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也为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作好了准备。强渡嘉陵江战役结束不几天，红四方面军便踏上了长征之途。
《跨越雄关》 嘉陵江畔的搏击嘉陵江把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分隔两岸（1）
素有天险之称的嘉陵江，把大战在即的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军阀部队分隔在东西两岸
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之一。这支队伍诞生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从1927年11月黄麻起义时的300余人，短短几年便迅速发展为有数万之众的正规部队。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的黄安（今湖北省红安县）正式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共约3万人。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由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分会主席张国焘战略指挥上的错误，经4个月的英勇奋战，未能打破“围剿”。10月，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4个师共2万余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经鄂北、豫西到达陕南，于12月进入四川北部，相继占领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经过近1年的斗争，红四方面军粉碎了敌人“三路围攻”，建立了有数百万人口、20余县革命政权的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也由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发展到5个军（红四、九、三十、三十一军和由川东游击军改编的三十三军）约8万人。1933年冬到1934年秋，红四方面军经过10个月的连续作战，粉碎了川敌约20万人的“六路围攻”，俘敌2万余人，缴步枪、机枪3万余支（挺），炮100余门，击落敌机1架。反敌“六路围攻”战役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巩固和扩大了川陕苏区。
1934年秋，正当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反“六路围攻”战役之际，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战略转移。蒋介石在挥军大举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又提出了对各地红军各个击破的计划，并加紧进行“川陕会剿”的部署。他令因“六路围攻”川陕红军失败而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的刘湘于10月22日“复职”，并在南京亲自接见，面授机宜。1934年年底，蒋介石又以“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迭请中央派兵入川”为口实，令嫡系部队胡宗南一部，由甘入川，接管了川北咽喉要地广元、昭化的防务。在川陕苏区周围，蒋介石重新部署的“会剿”兵力达200个团以上，企图以稳扎稳打、筑碉封锁、步步为营、南北夹击的合围战术，置红四方面军于死地。
当时川陕苏区虽然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但经过10个月的战争消耗，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面：物力、财力已达枯竭的地步；大巴山下，到处是荒芜的土地，饥饿的人群；野菜挖光了，盐井破坏了，伤寒、痢疾等疫病广为蔓延，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人民和红军都面临饥荒、疫病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要再对付国民党军大规模“会剿”，形势显然是不容乐观的。
1935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及军委多次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中央红军在滇黔边作战情况及战略行动方针，要求红四方面军积极策应。
这样，无论是从打破“川陕会剿”来说，还是从策应中央红军考虑，渡过嘉陵江西进都是红四方面军当时的最佳选择。
红四方面军在确定渡江西进的行动方针之后，为迷惑和调动沿江守敌，扫清渡江障碍，采取了一系列的作战行动。
2月3日，徐向前率12个团的兵力突袭陕南。10多天内先后攻占了宁强、沔县和阳平关等重镇，歼灭国民党军四个多团，俘敌团长以下4000余人。蒋介石赶忙调兵向川陕边境增援：胡宗南部丁德隆旅由广昭调阳平关地区；邓锡侯部的五个江防团北进接替广昭的防务；第四十九、六十、六十一等师，亦向陕甘南部移动。红军达到了虚晃一枪、调动敌人的目的。2月中旬，红军回师川北，沿嘉陵江东岸南下。
就在红军出兵陕南之际，四川军阀又向根据地发动了进攻。东线的刘湘主力占领万源，并向通江、巴中推进；西线的苍溪、阆中、仪陇、南部为田颂尧、罗乃琼部所占。为消除腹背受敌之忧，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摸不清红军的真实意图，3月初，红四方面军以三十、九、三十一军各一部，南进苍溪、仪陇。经激战，红军共歼灭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部5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这一仗，打得罗泽洲师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失去了作战能力。罗本人也因“督饬不严”，“临阵则一再撤退，影响全线战局”的罪名，被蒋介石撤职查办。
收复苍溪、仪陇之后，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的嘉陵江东岸，除阆中外，均为红军所控制。这时除红三十三军4个团尚在东线外，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军共28个团的兵力，均集结在嘉陵江东岸的苍溪、阆中之间的沿江地带。
此时，在嘉陵江西岸，刘湘也已以邓锡侯、田颂尧部共53个团，在北起广元朝天驿、南至南部新政坝的沿江地区，建立起了长达300余公里的防线。其中，邓锡侯的第二十八军21个团，防守北起广元的朝天驿、南至射箭河以北的沿江地段，部署在第一线的有15个团，6个团置于广元车家坝和昭化西南的剑门关作为预备队。田颂尧第二十九军的32个团，防守昭化以南射箭河至南部的新政坝一线共200公里的沿江地段，其中部署在第一线的有25个团，7个团置于阆中以西的思依场地区，为总预备队。
邓锡侯与田颂尧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在川军中以其“保定系”关系，逐步列身于四川军阀“四巨头”（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之中。自1930年以来，四川军阀分别结成“保定系”和“速成系”，混战不休，到1932年秋终于爆发了最大规模的混战，即“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身为“保定系”的邓、田二人被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速成系”头领刘湘拉拢，成为替刘湘攻打刘文辉的先锋。“二刘之战”中获胜的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总”总司令，统一指挥全川各军，邓、田二部遂成为刘湘对付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力量。1933年，在红四方面军进入巴山蜀水不久，田颂尧便出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亲自组织了对红四方面军的“三路围攻”。这次围攻历时4个月，以田颂尧兵折2万、枪失8000而告结束。在1933年冬至1934年秋川敌向川陕苏区发动的“六路围攻”中，邓锡侯为由二十八军组成的第一路军总指挥，率18个团，由广元、昭化、剑阁出动，进击木门、南江方向，阻止红四方面军“西窜”；田颂尧为由二十九军组成的第二路军总指挥，率24个团，由苍溪、阆中向巴中方向进攻，并阻截红军“南窜”。
在与红四方面军的多次交手中，邓锡侯、田颂尧均以失败告终。1934年6月，邓、田两路均受命进攻通江。8月，红四方面军在万源一战击溃刘湘主力，迅即回师，横扫川军其余各部，邓、田两路均望风披靡，阵脚大乱，损失惨重。后邓锡侯只好到广元整顿残部，而田颂尧则退到苍溪、阆中。在这里，他们沿嘉陵江西岸布防，企图凭险固守，构成阻止红四方面军渡江西进的防线。
嘉陵江是四川的四大江河之一，也是长江在四川盆地中的一大支流。它源于陕西凤县的嘉陵谷，经过陕南的崇山峻岭和川北的悬崖峭壁，由北向南倾泻而出。自广元起，它汇合白龙江水流，直下长江，两岸山峦耸立，江宽水深流急，堪称天堑。
《跨越雄关》 嘉陵江畔的搏击嘉陵江把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分隔两岸（2）
对红四方面军来说，西渡嘉陵江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反敌“六路围攻”的最后阶段，红三十军迫敌至嘉陵江边，趁敌混乱，沿江失防之际，徐向前和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曾极力主张以一个师打过江去，在西岸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这对全局来说极为有利。当时，红军一个师的部队已整装上船，只等一声令下就可直指西岸。然而张国焘却以敌人进攻为借口，阻止红军过江，使红军的第一次渡江计划中途流产。后来，红军发起了广昭战役，1月22日晚，红军主力五个团在徐向前的带领下，从广元城北的朝天驿架设浮桥跨过嘉陵江，包围了敌人。就在同一天晚上，红军一部从昭、广之间的塔子山附近渡江，切断了广、昭之敌的联系。随后在进击广元时，红三十军主力于27日从嘉陵江西岸架桥抢渡过江，夺占广元飞机场。3月上旬，红三十一军在克苍溪后，也曾试图乘胜从苍溪附近的张坝实施强渡，一举突破敌嘉陵江防线，但因准备不足没能成功。
然而，这次就要发起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却与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不仅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而且渡江成功对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生存发展乃至整个红军长征的行动，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红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们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连日来他们为选择渡河点，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方案。
红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一个个年轻而富有朝气，同时也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当时年仅34岁。他出生于山西五台山下一个书香门第，良好家风的熏陶，使他刚毅、坚强，且学识渊博。旧中国连年战争，人民倍遭蹂躏的惨景，又使他从小立志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1924年，他投笔从戎，就读于黄埔军校，参加了革命，并成为共产党人。在参与广州起义之后，他又来到了大别山，随红四方面军成长起来，先后担任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四年来，他指挥了不少大仗、恶仗，仅消灭敌人万人以上的战役就有六次之多，是一位令敌人闻之胆寒的红军将领。同徐向前一起工作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是湖北汉阳人，此时虽未届“而立”之年，但参加革命已经10多年了。从领导学生运动到搞武装斗争，他满腔热情，斗争勇敢。协助徐向前指挥这次渡江作战的副总指挥王树声，也是一位英勇善战的红军将领。分别担任第四、九、三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