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3-跨越雄关-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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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雄关》 赤水奇兵赤水奇兵（3）
毛泽东刚上井冈山时，听说有一个叫朱孔阳的聋子，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的“山大王”，官府多次抓他一直抓不到。他利用井冈山地势险峻，到处是悬崖绝壁，山里树密林深，气候多变，经常是云雾弥漫的情况，与官府兵周旋。官府兵一进山，他就与之满山转圈子，你到这里来，我到那里去，官府兵对他无可奈何。朱聋子的基本经验是：“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研究了朱聋子这一经验，从中受到启发，“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摆脱敌人的追击，而打仗是为了吃掉敌人，战胜敌人。毛泽东对红军战士们讲，我们要把“打圈”和打仗结合起来，把“山大王”的办法改为“红军不但会打圈，还要会打仗”。敌人向我们“进剿”，我们就退避三舍。我们一退，敌人不知我们的去向，他就得重新侦察。我们先领着他兜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我们就打他个干净利落。
毛泽东不断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逐步形成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他在1929年4月5日代表前委给中央的信中，作了这样的概括：“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
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与蒋介石在战场上的直接较量中取胜的秘诀。在第二次直接较量中，它仍将成为毛泽东制胜的法宝。
毛泽东第二次与蒋介石在战场上的直接较量，所面临的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蒋介石不仅调集了中央军和湘、桂、川、黔、滇地方军阀部队约150个团三四十万人的庞大兵力，而且拥有比较先进的武器，有空军助威，有全国政权作后盾，粮食、衣服、弹药供应充足，运输比较方便。而中央红军仅有三万多人，武器落后，弹药不足，给养缺乏，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没有空军，没有汽车。敌我兵力对比恰好又是10∶1。敌强我弱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地区后，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行动有三种可能：一是东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北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三是去金沙江西进。蒋介石估计第一、二种可能性较大，第三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后一条路线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走过的绝路。蒋介石在这三个方向都作了布防，但把主力部署在防堵红军东去湘西与北渡长江的通道上。
东面，湘军刘建绪的四个师进至乌江东岸，沿江筑碉堡，阻我东进。
西面，滇军参谋长孙渡率步兵、炮兵6个旅10个团24万人的兵力，布防于黔西毕节一带“堵剿”。
南面，中央军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二个纵队八个师部署于贵阳、清镇、修文、贵定地区。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桂军廖磊二个师进至黔南都匀地区；粤军三个师于1月11日从广州出发，准备经广西进入贵州参加“追剿”。
北面，蒋介石令其驻川参谋主任贺国光和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川南剿总”，以潘文华为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国民党二十一军能够抽调的兵力，在川南叙水、古蔺和赤水地区布置堵截，封锁长江。1月12日，“川南剿总”组成，下辖12个旅36个团，布防长江沿岸，重点加强以叙永、泸州为中心的防御，阻止红军北渡长江。同时，蒋介石又令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鄂、豫入川，速向黔北松坎布防，令徐源泉部急向黔江、彭水一带防堵。
1月19日，蒋介石下达《长江南岸“围剿”计划》，企图压迫中央红军至川江南岸地区，“合剿而聚歼之”。他命令薛岳部中央军、黔军和湘军大部速向遵义前进，担任“追剿”任务；命令川军、滇军和徐源泉一部，担任“堵剿”任务；以徐源泉部主力和上官云相部为预备队，待命而动。
在“追剿”红军期间，蒋介石始终把堡垒主义当做堵截红军的法宝。为了堵截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他严令各部抓紧修筑碉堡，并在这一方向构筑了两道封锁线：沿泸州、叙永、毕节为第一道封锁线；以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宜宾与泸州间长江一线为第二道封锁线。
从以上部署可见，蒋介石企图在长江南岸把中央红军一举歼灭。
中央红军方面，党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在遵义会议上改变了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立苏区根据地的决议，采纳了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的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建议。贵州地瘠民贫，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我党在贵州没有工作基础，红军处在两江（乌江、长江）之间，回旋余地有限，而且敌人重兵围追，因而在贵州建立根据地是非常困难的。而四川有川陕革命根据地可以接应；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四川军阀派系众多，矛盾重重；蜀道崎岖，交通不便，蒋介石向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较多。
1月20日，红军总部正式发布《渡江作战计划》，明确指出：我军目前的基本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区，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红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边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为了实现这一基本方针，总部决定红军迅速向土城、赤水一带转移，争取在泸州、宜宾之间的兰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
至此，毛泽东指挥的三万余红军与蒋介石统领的三四十万大军所进行的赤水之战，即将拉开序幕。
毛泽东摔跤。土城失利。
《跨越雄关》 赤水奇兵一渡赤水摆脱尾敌，改变被动局面（1）
根据《渡江作战计划》，中革军委于1月20日夜向各部下达行动命令：“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一路进行决战。”于是，红军各部从遵义等地出发，沿着大娄山脉的崎岖小路，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前进。
右路纵队为红一军团。红一军团从松坎地区出发，经石壕、温水、良村等地，于24日进抵土城。敌刘翰吾部虽占据了土城附近的有利地形，但已成惊弓之鸟，一见红军先头部队，拔腿就向赤水河对岸逃窜。26日，红一军团到达赤水城郊，力图迅速占领赤水县城，打开向西南进军的通道。
左路纵队为红三军团。红三军团从滥板凳、遵义地区出发，经芝麻坪、花秋坝、临江场等地，于27日到达土城以东地区。
中路纵队为红九军团、中央纵队和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和中央纵队从桐梓以比的楚米铺地区出发，经吼滩、良村、习水（今官渡）等地，于27日也到达土城地区。红五军团从娄山关地区出发，经桐梓、吼滩，于27日到达土城东北的青杠坡、石羔嘴一带，同川敌郭勋祺部对峙。同时，军委纵队也从遵义地区出发，进抵土城。
贵州位于大西南腹地，人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落雨就过冬”。这地方冬天虽然很少下大雪，但细雨碎雪常常不断。这样的雨雪落在坚硬的路面上会结一层薄冰，就像在路面上泼了一层桐油似的，滑得很，非常难走；而落在松软的路面上又会使道路泥泞不堪，同样也很难走。当地群众都叫这种路为“桐油凌”。毛泽东在随中央纵队从桐梓向土城行进的时候，就曾在这样的山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
陈云在化名“廉臣”的一篇文章《随军西行见闻录》里描写了这个细节，并说这是长征途中他所见过的最糟糕的一条路。他看见毛泽东拄着棍子爬山，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泥巴，当时天下着雪，显然毛泽东已经滑倒过。
目睹毛泽东摔跤的红军女战士李小侠，曾经作过更为详细、生动的描绘。
李小侠是在遵义参加红军的一名女学生，当时就跟在毛泽东的后面行走。毛泽东是在爬一个小坡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的，而且头还在山坡上磕了一下，渗出了血。李小侠见状赶紧走上去扶起毛泽东。“毛主席摔跤了，毛主席摔跤了！”队伍里立刻传开了。走在后面的周恩来赶紧招呼卫生员上去包扎。
就在毛泽东摔跤不久，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之后的首次战斗——土城战斗中失利。不少文章称毛泽东摔跤似乎是土城失利的不祥之兆。
土城位于贵州西北，是赤水河畔的一个小镇。一溜木板房依山临水，错错落落，沿着一条石板路逶迤到河边。这儿是商贾集散之地，盐商用木船将川盐从产地运到镇上，然后雇佣苦力，背负着装满川盐的背兜，爬坡上坎，穿山越岭，运往黔北一带的县城或村镇销售。清代遵义著名诗人郑珍在诗中所写的“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赤虺河即赤水河），就是赤水河载盐贩运的写照。
土城虽只是赤水河边的一个小小码头，然而由于其东、南、北三面山岭连绵，地势险峻，居黔北大道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革军委对攻占并巩固土城非常重视，把它作为实现北渡长江、进而“赤化四川”的战略计划的首要步骤。
27日，红军各部都到达土城地区后，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便不顾疲劳立即研究作战方案。
毛泽东首先了解了敌情。周恩来说，“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的川军两个旅对红一军团前锋部队进行反扑，阻止红军北进；另一部川军两个旅尾追红军，其先头部队已达土城以东地区。”
毛〖JP4〗泽东立即问刘伯承：“阻我渡江北进的川军，到底有多少？”
刘伯承回答：“据侦察报告，约为四个团。”
“川军既然只有两个旅四个团，那么，我们集中三、五两个军团打他，行吗？”毛泽东征询周恩来和刘伯承的意见。
周恩来一时也拿不准，他寻思了一会，说道：“我想川军不比王家烈的‘双枪兵’厉害好多，西南的军阀大体都差不多吧。伯承，川军的战斗力，你应该了解啦。”
刘伯承回答：“我离开川军多年，现在刘湘到底如何，我也说不清楚。”
毛泽东权衡敌情和我军实力后，谨慎地说：“现在敌人有几路追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想一口吃下是不行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下来，看了看展开在铁皮箱上的地图，接着说：“先头部队红一军团正在奔袭赤水县城途中，不能参战；老九呢，让它担任这一战斗的预备队吧。只有叫老三和老五去打了。”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老九、老三，老五，分别指的是红九、三、五军团。
周恩来思考片刻后问：“谁担任战场指挥？”
《跨越雄关》 赤水奇兵一渡赤水摆脱尾敌，改变被动局面（2）
毛泽东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当然让老彭和尚昆挂帅喽。由彭德怀统一指挥。”
1月28日晨5时，战斗打响。三、五军团奉命在土城镇东侧的青杠坡阻击川军郭勋棋旅，先吃刘湘“一口”。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口”却很难吃下。因为郭旅已占领了青杠坡东西两面的一些制高点，红军处于仰攻的不利位置。
在那一道道云遮雾锁、隐约迷离的山梁上，枪声哒哒，炮声隆隆。火光从雾霭中升起，烧破浓雾，使灰蒙蒙的天空现出一片红色。
战斗打响不久，川军分三路抢占了靠东皇一面的韩棚坳、猫猫岩、凤堑嘴、银盆顶等高地。红三、五军团在尖子山、石羔嘴、老鸦山、猴子垭等靠土城一面的山头上与敌对峙。红军接连数次向川军主要阵地银盆顶发起进攻，为了争夺小坳口高地，双方展开肉搏，互有伤亡。当红军浴血奋战，一鼓作气拿下银盆顶，并乘胜直追，将川军压到韩棚坳之际，川军增援部队赶到，红军立刻又处于不利境地。三、五军团与川军激战半日，未能歼敌，反受敌所制。
这时才发现对敌情的判断严重失误。原以为敌人是二个旅四个团约六七千人，现在确知是六个团一万多人，而且增援部队还源源而来。同时发现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临战前认为刘湘部队的战斗力跟黔军“双枪兵”差不多，实际上川军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比黔军强得多。
刘湘统领的川军同四川其他军阀部队一样，都是反共反人民、为封建割据势力效命的武装集团，虽在川北曾被红军重创过，但绝不是“战斗力全无”的军队。
刘湘自1920年爬上军长宝座后，率师驰骋南北，逐鹿巴蜀，先后打败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黔军袁祖铭和川军熊克武、杨森、刘文辉等军阀，拥兵10余万。长期以来，刘湘为在军阀混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攫取四川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进而觊觎西南，问鼎中原，不惜花费巨资，网罗“人才”，苦心经营了一支庞大的、颇能征战的反动军队。所部无论数量、质量均属川军的佼佼者，其战斗力不弱于国民党中央军。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进入黔北后，刘湘预料红军将渡江入川，深感自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一方面，中央红军入川，燎原的革命烈火，可能将他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另一方面，即使红军被挫败，跟踪入川的蒋介石也不会再容许他的势力存在。因此，刘湘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计，决心全力阻止红军渡江，在土城与红军的首次交锋中，便不惜投入其嫡系精锐部队郭勋祺旅。
红军对敌情判断的失误已经造成危急局面。红五军团阵地一度被敌军突破，敌人抢占有利地形，步步向土城逼近。红军前面是强敌猛攻，后面是赤水河阻挡，已处于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
在这危急关头，早已按捺不住的朱德总司令要求披甲亲征，上火线指挥。毛泽东连抽了几支烟都没有答应。朱德急了，把帽子一摘，说：“得G86AA，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何足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话说到这份上，毛泽东只好默默地点点头。他清楚总司令这时候亲临火线意味着什么。
送行的场面很壮烈。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王稼祥等首脑人物及军委纵队的部分同志200多人，列队土城镇，以壮行色。
朱德面对这样的场面和气氛，感动万分，连连说道：“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
“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