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45-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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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只得继续负起责任去找副署命令的人。他自己不便再出面，便找王士珍、江朝宗去会伍， 劝他以私人感情为重，为了解除总统的困难，将就一点，副署这道命令。伍回答了一句斩钉 截铁的话：“职可辞而名不可署，头可断而法不可违！”江劝他说：“即使不为总统，为个 人安全，秩老也还是副署的好。”伍听了并不生气，却心平气和地用自己的一套灵魂学理论 向他喋喋不休：“我研究灵魂学颇有心得。不副署这道命令，充其量不过是一死而已，死并 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凡是没有做过坏事的人，死后的灵魂比生前的躯壳快乐得多。”
江说他不动，急得跪下来向他磕头，哀求他副署这道命令。伍闭起眼睛不再说话。这样，由 伍副署这道命令的希望就完全断绝了。
在天津，夏寿康奉了黎的命令，手里拿着一道空白命令纸到处乱找人，想找一个国务总理签 名。他找到了李经羲，李敬谢不敏：“我没有就职，不算国务总理。”他又找到了段祺瑞， 段似理不理地说，“我已经下了台，没有副署命令的职权。”夏显然没有顾及仅在半个月之 前，黎已经有命令免去了段的内阁总理，而段也显然忘记了他到天津后，仍然自居为合法总 理，不承认总统的免职是有效的。
12日，被迫得走投无路的黎，只得请王士珍以京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函劝国会自动休会。 王答以“无此职权，无此先例。”
黎说：“那么，你就帮我的忙，权且代理国务总理，副署这道命令吧。”
第一部分：当家难民国最郁闷总统黎元洪（3）
王说：“如果总统一定要这样办，我就辞职出京，一切事情我都不管。”
黎说：“不要再谈辞职出京的话了，要走我们大家走！”
这样，由李经羲、段祺瑞或王士珍副署这道命令的希望也都完全断绝了。
12日晚间，天津传来消息说，张勋已经不能再等待，当天晚上如果命令不发表，他就带队回 徐州，如果独立各省军队自由行动，他将采取不过问的态度。事实上，张勋正因为命令未发 表而陷于进退失据的苦境：督军团讥诮他带领大队人马吓不倒一个赤手空拳的总统；而如果 回到徐州，就是自动地解北京政府之围。但是胆小如鼠的总统，既怕他到北京来，又怕他回 徐州去，既怕张牙舞爪的督军团，又怕装腔作势的“调人”。12日公府的紧急会议一直讨论 到13日凌晨三时半，参加会议的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和由天津回来的夏寿康等 ，面面相觑，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直到大家感觉到万分疲劳的时候，才看见一个人站起来 义形于色地说：“好，我就来替总统解解围，副署这道命令吧！”
说话的人是步军统领江朝宗。步军统领怎样能够副署总统的命令呢？幸而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只要有人肯副署命令，就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派为代理国务总理而使这道命令“合法化” 。因此，黎好像绝处逢生一样，一连发表了派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和解散国会的两道命令。 这些命令都是填写12日的日期，发布的时间天已大明。
黎元洪再次被逼下台
主角：黎元洪VS曹锟
1922年，黎元洪在吴佩孚的支持下第二次出任总统，但直系领袖曹锟也一直怀有做总统的心思。到今年（1923年），已经是一个（曹）迫不及待地要上台，一个（黎）却坚决不肯下台，下面就是冲突的最后阶段：张绍曾内阁因曹派政客的破坏不得不总辞职，曹派势力赤裸裸地迫黎让出总统宝座……
内阁总辞职的一天，北京军警代表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大家认为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等穷得没饭吃，非和他当面算帐不可。1923年6月7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500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饷。黎在居仁堂接见时，扫了他们一眼，问道：“你们来此，意欲何为，是否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军官们回答说，“不敢，但是现在没有内阁，只好请求总统做主”。黎应允在端节前两天筹发一笔欠饷，他们才退了出来。
张绍曾是曹锟指使保派阁员硬逼下台的，可是冯玉祥首先通电指责总统干涉内阁职权，八个省区军阀打接应反对总统破坏责任内阁制，似乎张绍曾内阁又是他们所爱戴的。此外就是一片索饷的电报。黎看了这些电报，对幕僚们说：“活见鬼，现在只有巡阅使制，哪有什么内阁制！”
黎除派王芝祥于7日到保定（曹锟处）“请示”内阁问题外，并在晚间邀请吴景濂、王家襄、颜惠庆、顾维钧四人入府，拟在颜、顾二人中推定一人为内阁总理。他们互相推让，最后顾承担下来，并决定以接近保方的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为财政总长，冯玉祥为陆军总长。黎派人到国务院去找空白命令纸，却遍寻无着，原来张绍曾已将命令纸带走，以免继任有人，复职无望。同时，王克敏、冯玉祥都拒绝入阁，顾内阁因而不能成立。黎只得又派金永炎到天津挽留张绍曾。
8日，天安门高搭讲台举行所谓万人“国民大会”，实际到会者只有百多人，便衣军警却触目可见。一个姓叶的人登台演说，指黎复职没有法律根据，现在又破坏责任内阁制，应当叫他下台。随后把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草草散场。这个“大会”是津派军师边守靖七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这位军师除了重演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老戏而外，也变不出更高明的新戏法来。由于“公民团”出现，象征着政治风暴就要到来，于是李根源下榻东厂胡同黎宅，与府秘书长饶汉祥誓与总统同生共死。
9日上午6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却分函国会及外交团，声明保护国会及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当天有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轮流巡逻市区。外交团召集临时会议，有人建议组织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没有取得一致，最后公推葡萄牙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慰问黎。这位领袖公使私下拿出冯、王两人的公函给黎看，上面有“此系政治作用”的一句话。这天新华门及东厂胡同的卫戍部队均已撤走，因此黎未到公府。午时，私宅电话也有几处接不通，显然受到监视。由于外交团通告外交部，晚间拟派洋兵巡街，警察又于晚7时自动复岗。
这天，冯玉祥、王怀庆向黎示意可推颜惠庆组织内阁，并将政权交与这个内阁。黎回答说，组阁人选愿意接受，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王家襄、王正廷劝黎再向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以便安全下台，饶汉祥拒绝起草这个咨文。晚间黎宅又有会议，根据冯、王两人的意见请颜组阁，颜退下来找高凌霨、吴毓麟，都没有找到，便又推辞不肯组阁。
这天，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到天津，代吴声明不参预这次政潮，希望津派在轨道上办事，莫使“老帅”赢得千秋万世的骂名。
10日午饭后，又有中级军官300余人到黎宅讨索欠饷，由公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代接见，纠缠到下午3时才散走。接着，又有“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约1000人，手持“改造政局”、“总统退位”等纸旗，呼声震天而来，黎急召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军警前来维持秩序，聂、薛二人都置之不理。这些包围者到晚间才退去。黎向曹、吴通电乞援。
11日，黎宅召集在京“名流”举行大宴会，到者仅有颜惠庆、顾维钧、孙宝琦、王正廷、吴景濂、王家襄、汤漪等少数人。黎表示不能再蹈民国六年（1917）的覆辙，一走了事，本人下台不成问题，但是决不做徐世昌第二（意指吓不走），“昔日依法而来，今日依法而去”。黎的策土们还不断制造张作霖、卢永祥、孙中山、吴佩孚拥护总统的乐观空气，但是10日、11日两天，达官贵人纷纷避难到天津，又一次出现了满城风雨的政治恐怖气氛。
12日，又有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挑战，饶汉祥也认为非走不可了，但政学系两位阁员仍然坚持战斗到底。午间接到冯玉祥、王怀庆送来的辞职呈文，黎还下令加以慰留，并派张怀芝退还呈文，他们都拒而不受。接着，十一、十三两师中下级军官宣布全体辞职。下午3时，黎宅举行了最后一次寥寥可数的几个人的会议，决定在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的时候，发表七道命令如下：（1）准许张绍曾辞职；（2）派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3）除李相源外，全体阁员均准其辞职；（4）任金永炎为陆军总长；（5）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队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6）声讨制造政变者；（7）宣布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13日上午，张怀芝到公府报告，冯玉祥对他说，总统不应指军警索饷为别有用心。本军欠饷达11个月，而总统还要把持崇文门税收，不放本军全体官兵一条生路。总统空言挽留是无济于事的，请于12小时内发给300万元欠饷，否则本军自由行动，本人不能负责。张怀芝认为实力派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丝毫没有磋商之余地。张怀芝退后，黎叫秘书刘远驹将以上七道命令交与印铸局发表，由于没有空白命令纸，除李根源副署外，黎在命令上签了名。同时，致函国会及外交团，声明本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自本日起，政府迁往天津。向国会提出咨文，撤回去年总统辞职一案。又通电全国，声明本人自去年复职以来，唯一目的在于完成宪法，决无延长任期和竞选总统的用心，而此次个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职权，“曹巡阅使近在咫尺，迭电不应，人言啧啧，岂为无因”。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迁往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鉴谅苦衷，主持正义，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
第一部分：当家难民国最郁闷总统黎元洪（4）
以上手续办理完毕，已经是下午1点20分了，黎又害怕在军警监视下不能逃出北京，便由金永炎托词到天津迎接张绍曾回京复职，出面向路局要了一辆专车，本人也托词出席众议院提出辞职，即在美籍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的掩护下，偕同金永炎及侍从武官唐仲寅上车出京。送行者仅有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三人。
黎出京后，院秘书长张廷谔马上到国务院来，找总统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在天津拦阻火车加以搜查。在天津的张绍曾马上上火车回到北京准备复职，以便摄行总统职权，但是上车时接到曹锟电报，阻止他回京，他又十分沮丧地下了车。下午4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根据黎的挽留命令宣布复职，负责维持北京治安。另一方面，几天来装聋作哑的曹锟，致电北京军警长官，嘱其保护国会及各国侨民，俨然以北京城的新主人自居。
黎元洪在直系军阀卵翼下再任总统，又在直系军阀胁迫下狼狈出京，算起来不多不少，刚刚是一年整。
王承斌接到北京长途电话后，即偕同警务处处长杨以德，率领大批军警乘车到杨村，迎接黎的专车。车子开到了，杨派军警把守车门，王到黎的坐席问黎，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黎答以印信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就两眼露出凶光说：“你应当说老实话”。黎忿怒地说：“我不把印信交给你们，你们把我怎样？”王冷笑了一声：“那么总统还是回到北京去的好。”黎赌气不再回答。这时火车仍在开动，13日下午4时半走到天津新站，黎要开到老站下车，王却指挥卸下车头，请黎下车到曹家花园或者省长公署休息。黎像木头人一样不理不睬。王自己先下车回到省长公署。车站上布满了全副武装军警，如捕江洋大盗，黎的儿子黎绍基前来迎接，也被阻不能上车。黎叫辛博森下车到电报局发电通告全国，本人已失却自由，并往英、美两国领事署请求援助。辛博森去后，黎一时气愤不过，曾开手枪自杀，被福开森抢救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不久，英、美两国副领事一同来到车站，也都被阻不得上车。
夜晚10时，王承斌再上车来索讨印信，黎只得吐实说，已派瞿秘书带往法国医院。原来黎十分重视这些印把子，1917年被张勋威胁退位时，曾派丁槐携带印信躲到上海租界去，后来发生了绑票夺印的一件怪事，而这次被迫离开北京，他又把总统大小印信15颗交给姨太太黎本危带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好像总统印信一天不交出，总统地位就依然存在一样。在王的严词威胁下，黎只得派唐仲寅到车站打长途电话，吩咐将印信交与国会。不久唐仲寅回来说，对方因为没有总统口谕，不肯交印。黎叫他再去说明是本人的意见，对方仍然不肯交出。最后黎在军警重重监视下自己下车打电话，黎本危才答应交出来。在总统印信未到手以前，王承斌叫黎在新车站住宿，不得下车。王自己下车发出一个通电，说黎“秘密出京，并未向国会辞职，印玺亦未交出，不知是何用意。……承斌请示印玺所在，总统语意含糊。……总统现住新车站，保护之责，承斌义无旁贷”。
王走后，黎又派辛博森到电报局补发一个通电，声明被迫交印，以后如有北京发布的总统命令，皆系矫造，本人概不负责。
14日清早，王接到北京电话，张廷谔、薛之珩已在法国医院取得印信，他又上车来，拿出代拟的分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的三个文件，要黎宣布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黎没有抵抗签了名。他获得自由回到住宅后，马上又把被迫签名的情形通告全国，并函请国会惩办监视元首、强索印玺的直隶省长王承斌。以上就是直系军阀劫车夺印的一出恶剧，而扮演主角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年前请黎复职泪随声下的王承斌。
第一部分：当家难曹锟：买来的总统也难做（1）
曹锟：买来的总统也难做
1356万买来的总统
1923年，曹锟赶走黎元洪后，便开始积极筹备选举总统的事宜。曹既没有袁世凯的威望，也没有段祺瑞的魄力，想当总统，只好靠买。
津、保政客筹足贿选经费后，便放出空气说，约法规定总统辞职后，国会应在三个月内选出 新总统，摄政内阁的命运不能超过三个月。随后山东省长熊炳琦（原任曹锟的参谋长）到北京 主持大选问题，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大选活动的机关。这时，在沪议员每月只能 领到300元，而在京议员出席宪法会议有出席费，出席常会可以借支岁费，每月有600元到手 ，因此吴景濂收买议员的政策取得了效果，回京议员络绎于途，直系已有可能收回自己“先 宪后选”的诺言而代之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