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记录:对话中国新锐导演-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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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你做为一个电视台的编导，在长期习惯于主流媒体的影像处理方法的情况下，怎么摆脱自己固有的创作方法的束缚？
○陈：在拍摄过程中，因为我本身的工作也是做纪录片的，所以对于影像的把握等方面还是有些积累。而当我拍摄完成的时候，很多同事看了我的素材都说非常好。但是后来剪辑过程中，我受以前电视制作手法的毒害比较深，比如为中国媒体纪录片主流所强调的纪录片中的戏剧性、故事性等等，前期我只是努力的向这样的主流靠拢，想在镜头的组接等方面追求那种故事性。但是，剪了十几分钟后，我突然发现了这样的方法行不通，请来同事会诊时，他们也表示甚至还没有素材看起来有意思，当时我一下子就有点懵了。
后来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中国人喜欢纪录片有故事性？中国人自古喜欢在各种虚拟的戏剧、戏曲、曲艺故事中获得快乐，但是很少对自我进行反思。相比较之下，西方的文化中就有很多自我审视，像文学作品中大段的自白、咏叹等等。这恰好是中国人缺乏的方面。所以如果说突破，我首先想到的是细节。其实各种不同的真实的生活细节组接在一起是没有任何故事性可言的，但就是每个人都有其不同的生活细节，像浪花一样，看起来都是很相似的河流在流淌，但是没有两条河流是一样的。要想记录真实生活，就是要抓住生活细节。当然，如果刚好记录下一个人生活中的重大变故，那也是属于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所以，我通过我挑选出的细节，必然能描绘一条河流的原貌。
●现象：拍摄过程中，遭遇的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陈：实际拍摄时让我产生退却的想法并不主要是外界的压力，在中国做独立纪录片，其实可以采取一种智慧的方式，回避也好，绕开也好。真正感受到阻力还是当我目睹一些场景，有时会不忍心往下拍了。
●现象：给我个人印象很深刻的是雷妹去世的那部分，你为什么会以那样一种方式去接近死者呢？就是把盖在她脸上的布层层掀开？
○陈：在雷妹去世之前呢，我和马深义的关系实际上有点紧张，他也有他自己的顾虑。所以，在雷妹去世的时候，他根本也没通知我，我是通过朋友间接了解到的。那天我也是摸黑到了他家，再通过我那样接近雷妹，并与他的交谈，包括我说的“雷妹死了以后很漂亮啊”那句话， 他对我态度也缓和了些。其实当时我真的在她脸上看到一种解脱，那是在我结识他们后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她生前总是带着受病痛折磨的表情。掀开那几层布的时候，她眼睛没有闭上，衣服穿得非常整齐漂亮，我觉得她就好像是睡在那里一样，丝毫没有死去的感觉，很安详。所以，那是我发自内心的一种行为，说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但其实对于这样一个人，死亡对于她才真正是解脱。
●现象：拍摄这样的题材，能获得周围人的理解吗？
○陈：当时想获得所有人的理解其实是不可能的。好在我家人还是比较支持我，但即使这样，在每次我拍摄回来的时候，还是要在门外就脱掉外衣，然后进门洗澡，也采取一些措施。而我拿去拍摄用的机器基本上也没人敢用。
其实最害怕的是在路上出交通事故这样的事情。因为血液的接触是艾滋病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一旦我受伤，遇到要输血的情况，就存在很大的危险。也包括接触过程中，有一点伤口都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只能是尽可能自己注意，来打消外人的恐惧，当然这是很难的。
第三部分陈为军（2）
●现象：从你参加国际电影节的经历来看，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制作与国外存在哪些差别？
○陈：我在国外也谈到，像新闻调查、焦点访谈那样类型的栏目寿命其实不会很长的。尤其是事情的全貌一旦展开后，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观众也就不再关注，而这些节目最终就会进入新闻室存放起来。而比较起来，纪录片的寿命就要长得多，尤其是融合了历史背景、文化内涵的作品。我的这部纪录片，我想再过二十年后面的人看过后也会有相同的感受，从里面获得的对生死问题的感悟还是与现在相似的。这种纪录片就像原汁原味的生活切片一样，放在显微镜下都会有些新的发现。有人问我片子中想告诉观众什么，其实那些都是融合在影像当中的，那些是可以打破国界、跨越区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读懂的。所以想问片子中反映了什么、揭露了什么、打击了什么，那都是一些过于政治敏感的人的想法，其实这些恰巧是表现他们看到的是最浅显的东西，受到他们纪录片欣赏水平的限制。
●现象：现在这部作品已经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陈：首先是片子在HBO、BBC以及法德两国合办的欧洲最大的纪录片频道中播出的时候，就受到一些基金会的关注，募集到了一些资金。也有些陆陆续续的小额的捐款，比如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放映的时候，现场就有三四百美元的捐款以及在广东、香港的一些捐款。我想把这些钱汇集起来，做为一种启动基金。
另外，上次到美国，参加了一个世界银行的关于第三世界纪录片发展的研讨会，也因为我的片子引起了何大一以及一些艾滋病防疫组织的关注。所以说，我做的片子在加深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对艾滋病问题的认识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很多边缘人群，很多我们无法感知的生命状态，其实他们的生活演绎模式对于我们是有很大的警示作用的，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些人群的生活。纪录片并不仅仅是要告诉人们一个好故事，它要蕴涵的东西可以很多。
●现象：对于中国现在纪录片如何发展，有人倾向人文关怀，有人倾向揭露现实黑暗。你的意见呢？
○陈：曾经一度纪录片界有这样的想法，纪录片不就是拿个机器到处晃吗；所以就都跟风一起晃，晃出一些栏目，类似“生活空间”，这条路走下去有其可发展的空间。但是这样对真实生活的记录难免好坏兼收，也会开始受到各种限制。所以有人取巧采用其他形式来包装，贴个标签，无伤大雅也不涉及体制不触及政治，比如到深山老林里拍一个民族或者山区教育问题、环保问题。国内的纪录片分为这样几种：一个是纪实性的；另一个是重大历史题材，也就是模仿美国历史频道的形式；还有一种就是DISCOVERY探索频道里的那种拍摄自然、科技等题材的纪录片。其实在国外的电影节很少看到这样的作品参选，国际的主流纪录片还是以关注现实为主。国外电影节对于纪录片的评选，并不是着重在作品的技术指标以及镜头语言，主要还是在于内容。
但对于揭露现实方面，做为你我这样的主流人群可能比较容易找到诉说的渠道，但是很多边缘人群，很多我们无法感知的生命状态，其实他们的生活演绎模式对于我们是有很大的警示作用的，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些人群的生活。但纪录片并不仅仅是要告诉人们一个好故事，它要蕴涵的东西可以很多。
●现象：接下来的制作还会坚持这个道路吗？还是会进行独立纪录片的创作吗？
○陈：我现在给自己没有定义什么目标。别人的想法我不清楚，但我认为纪录片不是成功率很高的创作。很有可能选择好题材，拍摄过程中发现与最初接触时的感受完全不同，这个选题可能就废了。再比如拍你，拍摄一段时间你不愿意接受拍摄了，拒绝了，那这个选题就又完了，还有就是在传播途径上受到阻碍。所以我做一件事情不会只开辟一个战场，不会以获奖为目的。
●现象：题材的选择呢？还是会坚持关注边缘人群？
○陈：我有可能关注的是民工。因为他们的生活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而如果做纪录片不把这些真正为社会做了贡献的人记录下来，是很遗憾的，是有点过意不去。如果让我现在去记录高层人物的生活或者高端访问就不太可能了。
●现象：你是从一个体制内的电视人参与到独立纪录片的制作当中来，应该说获得了相当程度上的成功，从你的角度来看，中国独立纪录片这个庞大的创作队伍，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提高自身的品质素质呢？
○陈：我的感受是在中国无论是在体制外还是在体制内，在媒体制作还是在独立制作中，我已经走出了一条我自己的路。本来我在这个片子推出的过程中还是比较低调的，一般没有接受很多采访，当时纪录片交流周的邀请我也考虑是否要参加，但是也是主办的热情感动了我，我想这也是一个交流的平台，是与其他制作者沟通的一个途径，所以就决定去参加这个活动。
这个过程中我也有了一些感受。对于国内的独立纪录片制作者，我觉得有一些人总是在作品中从拍摄到剪辑做出过多的花样，过于自我了，但我认为不要太追求个人化的表达方式。纪录片的主流创作并不在中国，而是在西方国家。西方的纪录片制作也是经历了一定的历程才发展到今天这个形式，或者说是纪录片功能性的确定，也是经历了自我调整的过程，才达到有效的传播效果。而中国的纪录片发展是不应该脱离出这样一种大环境的，像我的片子可以拿到任何地方放映大家都能接受，所以不能完全追求形式的独特，不能谈到独立就要把作品做得“独中又独”，而远离国际纪录片创作的主流。纪录片的拍摄比较剧情片来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形式上会更胜一筹。剧情电影可以完全在导演和制作者的控制之下，而纪录片的拍摄存在很多的不可预知性，完全是作者瞬间形成于脑中的一个个灵感构成的，所以除了真实是它最为宝贵的一个特点以外，别的方面都不可能通过制作达到比剧情片表达形式上更好的效果。
其次，就是要有良心，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当然并不一定像新闻调查一样去暴露社会，揭露阴暗面，但是应该要一定程度上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生活环境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还有一个方面，我觉得纪录片的创作一定是要在一个时间段的积累的基础上，不可能是几天就能拍出惊天之作。从我的创作经验来看，纪录片的拍摄就像是在黄河里舀水，不知哪一瓢能舀上来什么，具体到电影里来就是细节的积累。这些生活流的细节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呈现在你面前，这就需要时间的累积。所以，就需要一定能耐得住寂寞，不能想投机。
另外像纪录片交流周这样的活动，就应该多与国际上纪录片最新的动态发展建立联系，可以拓宽渠道。比如我参加了美国的电影节后就可以带回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来，我本身也有很多的感受想提供给大家，并且是可以立足于国内国际两个视角来观察。增进这样的沟通，对于提高国内纪录片制作水平也是比较有效的。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做纪录片的人，对于做纪录片的心得和目的也同样是万万千千。我对纪录片的理解就是，我肩膀上的摄像机就是你的一双眼睛，我镜头面前所发生的就是你通过影片所看到的。因为我背负着身后千万双渴求真相的眼睛，所以，我不愿意打扰、干涉镜头前正在进行着的生活原版，甚至不愿意为了画面美观加一盏灯光，或在镜头上装一片滤镜。
在我镜头前发生过的细节，只要是我觉得应该告诉观众的，都已经装进了这个80分钟长度的影片中，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好死不如赖活着》（To Live Is Better Than To Die）。而我耳濡目染的镜头外的一些细节，则写在了下面的文字里。
（采访：李峥）
第三部分陈为军（3）
我的摄像机是你的眼睛
一、起因
2001年春，从报上获知有五个AIDS病人将到武汉来诊病，再一看通讯员的名字是高翔。
自以为做纪录片找对了行的我，平日里就对“生”与“死”，“福”与“祸”有着很多的思考，自然就把这五个病人与上面的四个字作了连接。更何况这五个病人来武汉找的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他是我的好朋友，平日里心中对这位有着1/4白人血统的教授怀有深深的崇敬。他几乎每年都要去荆州的熊河郝穴一带，为血吸虫高发区的群众送医送药送防病知识，这一切都是自发自费。关于他侠义热肠的故事很多，对于生活在雷锋已死去年代的人们，桂教授的很多处事方法，往往被看作“另类”。其实他是一个活雷锋。
既然有高翔这样的一位好朋友，又有桂教授这样一位“圣人”，我对要拍摄一个AIDS病人生前身后过程的想法一下子清晰了起来，这种清晰让我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拿着那份报纸，一遍遍地读那几百字的报道。报道非常简单，这五个病人中，四个成年人，一个快满周岁的婴儿，从程金这样的名字看，报道时记者随意给他们编撰了一个假名字。文字报道配了一幅照片，是那位AIDS婴儿的特写，照片上的孩子虎头虎脑，一脸灿烂的笑容，让人无法与“艾滋”这一黑色字眼联系起来。记者给他取的名字叫马桥。他就是我后来片子中的马占槽。
我盯着这张连稚气都说不上的笑脸，心里冷极了。自从自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对生命的轮回与接力就有了许多的喟叹与感悟。女儿出生后，那些或认识或不认识的亲友的喧闹与祝福，众声嘈杂中重复的最多的词汇是“长命百岁”。看着在襁褓中身长40几厘米，体重7斤，只知道吃睡哭，连笑都不会的女儿，我真切地感受到“长命百岁”这句祝语的重量，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当好一个父亲，但我无法保证能佑护她的一生，无法承诺替她化解人生里程中的每一道凶险。
我一向坚信生命都是应该有尊严的，应该是平等的。活着的生命都应该有着自己的过去、现在与可以计划却无法预知的未来。
同样是一个鲜嫩的小生命，而这个被叫做马占槽的小男孩，却不是这样。
在他父母激情交合的一瞬，在这个小生命聚合的那一霎那，来自他父母体内，一种叫做HIV的病毒就附在了尚在萌芽裂变的生命体中。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小生命，根据人类对AIDS的认识和目前的医疗科技，母体传播的AIDS幼儿的寿命一般在10岁以内，可以肯定马占槽不会受到“白头偕老”的婚庆祝福，更无法聆听到自己缔造的生命的第一声响啼。在他短短的生命里程里，他将看到自己患有AIDS的双亲，在痛苦的折磨中油灯耗尽，离他而去。当他刚刚学会说话和走路，知道人与人交流的美妙和感知周围自然奥秘时，那个潜伏在体内被命名为AIDS的病毒会带着死神如约而至，在剩下的一两年的时光中，他的岁月如其说是人生，还不如叫做炼狱。长期的高烧，长期的腹泻，口腔被真菌腐蚀，身上的肉瘤，各种内脏器官的癌变……艾滋病的各种并发症会一直折磨得他生不如死，直到生命的尽头。？对于一个渐渐了解时世的孩子，马占槽一天天会懂得秒分时、年月日，同样他也会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他对世界多一天了解，对生活的美好就多一点感受，他的生命也就在倒计时中，一天天逝去。因为他的死期是可以预见的。在生命的进程中，为自己的生存期限倒计时，是人生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