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记录:对话中国新锐导演-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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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台播出。
目前研究美国纪录片理论与制作、美国电影教学方法。
导演访谈/张同道
●现象工作室（以下简称现象）：从大的方面开始谈起吧。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现状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是处在什么水平呢？
○张同道（以下简称张）：世界上的纪录片从筹资渠道的角度，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政府出资的；一种是基金会或者个人出资的；还有一种是商业的。商业投资的要挣钱；政府投资的要说好话、做宣传；基金会或者个人投资的则是真正属于独立纪录片。对中国而言，商业纪录片还只有个别现象，尚不可称之为类型。我们主要是以政府投资、媒介投资为主，因为媒介代表政府。而投资纪录片的基金会基本没有，个别有的也是为其做宣传片，和政府投资是一个概念。剩下的就是个人投资的部分，而中国纪录片最有活力的就是这一部分，最有想法、最纯粹、最有价值的也是这一部分。
但是，这一部分纪录片的发展必定要四面受阻。首先是资金来源，因为没有资金来源，想获得高品质的影像非常困难。就录音来说，我们只能用那种随机的小话筒，声音方位都分不清楚，谁离机器近谁的声音就大，根本无法录下复杂的环境声音。其次，由于资金的限制，制作也受到相当的限制。比如说，在绝大多数地方，中国老百姓不太习惯接受个人影像的拍摄，所以拍摄者必须“化妆”成电视台人员。否则，就可能遭到拒绝，他们会直接要求检查介绍信或者证件。因为有关法律规定：只有媒介工作者才有资格去获得影像，与拍摄家庭录像带不同，老百姓没资格去进行这样的拍摄。那么，这样的障碍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所以，这就给个体工作者和独立纪录片制作带来很大困难。影像质量提高不上去，就意味着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你只能去卖题材，而不能依靠影片本身取胜。这一点其实是很恐怖的，因为这给国外电影节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就是中国的独立纪录片的影像质量都不高，他们之所以选择只是出于对内容的考虑，而这些纪录片选择的题材都是我们的媒介所不关注的，是媒介之光照不到的地方，正是需要独立制作者把它们展示出来。所以，我们的独立影像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双重夹缝当中。这能撑多久呢？我觉得很困难。
●现象：你对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前景不是很乐观？
○张：肯定不是很看好。我倒希望真的是变成非常私人化的影像，就像我对日记电影这样一种状态的期待，使之成为花费很小、完全还原个人的东西，当然影像品质会受限制一些。
●现象：与中国现在的独立影像所处的环境比较，外国的情况如何呢？
○张：外国的独立记录很发达，而且，多数是合法的。纪录片摄制者惟一需要的就是被拍摄对象同意拍摄。在国外拍摄都要带一张拍摄协议书，随时需要获得许可。而不像在我国，电视台拍摄就不受阻拦。在国外则可以拒绝电视台的拍摄。当然，如果拍摄公共场所以及个体担当社会公职行使社会义务的场景，比如医生的工作，就可以随意拍摄，而需要获得许可的是在私人场合里的拍摄。
其次，国外的影像方面的资金来源很丰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来自基金会。这是因为发达国家里的一部分富人已经意识到财富要回报社会这个道理，而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文化来培育公众趣味。中国的有钱人还没意识到这点，他们目前大多思考的是如何把墓地修得大一点。
●现象：即使已经对中国独立纪录抱以不是很乐观的态度，从制作者自身来说有没有可以提高和改善的方面呢？
○张：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保持一种业余状态，就是以之为爱好，而不是以它为职业。当要靠爱好来谋生的时候，你已经被格式化了。所以，就像是农村的老太太剪纸，我觉得那是最纯粹的艺术，就是因为她们并不想以这些来换取金币或地位，甚至不认为这是艺术，这才是创作者应该具备的境界。
●现象：你的意思就是说独立纪录片的发展主要还是要依靠剥离了商业性而存在？
○张：我是比较执著地认为电影应该成为一种日记性的东西，完全私密化，个人化、自由化。而进行这样的创作也是一种特别愉悦的状态，可以幻想的美丽时空。
●现象：那又要谈到体制的问题了，你现在的作品是什么多一些呢？体制内还是相对独立？
○张：现在是两种状态都有。我和完全独立纪录片制作者的性质不同，我不以它来谋生，而主要任务还是教书，或者说是知识搬运工。而我做的影片一种完全是我自己的作品，这个就和体制没有关系了；另一种就是我想做的而且体制也能够容忍的，我在这边缘做一些东西，比如做《大师影像》等等，中国有许多精英也寄身在体制内，利用体制资源可以做一些事。
●现象：看了你的作品《白马四姐妹》和《居委会》，给人感觉就是比较受体制束缚的吧？
○张：我不想把片子做成一个政治性很强的东西，但是我想做出一个没有解释的时空影像。我想让事情自身去呈现，这个过程可以被读解的空间非常大。比如《居委会》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过程非常明显，而后这个人如何反抗，但当最后他被承认的时候，他又回过头来觉得这一切都很好。我呈现的只是一个过程，至于其中的好与不好，选举的民主与否，我不置一词。
第一部分张同道（2）
●现象：你的摄影机呢？对拍摄事件会有干预吗？
○张：这肯定有影响。明确的说，如果我不去拍摄，他肯定无法当选，如果不是我在场，选举甚至可以绕过他进行，不可能有他在现场大闹的场面。但我想，恰好这就是中国。包括在开头部分的吵吵嚷嚷，我把这段声音又复制到结尾，在荷兰放映的时候，一位观众都看出来了，问我的意思是不是他们的生活还是这样一种轮回。其实正是我所想表达的。当然，我也不是完全像直接电影那样，没有任何加工。我在里面加入了一段背景音乐，重复使用，因为当时的气氛很愉快，包括一个从屋顶摇过去的摇镜头，那就是北京的景象。所以后来在巴西放映的时候，选择三部关于北京的影片，就是宁瀛的《夏日暖洋洋》、王小帅的《十七岁单车》和我的《居委会》，因为他们认为这代表了另一个北京，是除了天安门、长城饭店等等以外的那个北京，属于更多人的北京。所以这个作品，你说它是正面的是体制的吗？
《居委会》当中我特别声明了是通过三次党小组会之后才产生的最后的结果，而这个过程他们并没有通知我，我是通过采访获得的信息。所以，我其实还是在观察，我把我的位置设置在零度，而非去读解这种东西，把这个权利交予观众。
●现象：所以说，在你的作品里，还不是过多融入了个人的因素和态度？
○张：我有看法，只是不在作品中评说。因为社会是复杂的，任何的评说都会让更多的东西流失。其实《白马四姐妹》也是一样，你可能看到的是表现了党的领导下，大家都致富了，里面的那个李老汉，就是坚持要保存文化的，而四姐妹则一心向往新生活，尤其是一直想出去的老三。我拍摄的一家人生活变好了，你就认为是在歌颂政府，其实这是个复杂的社会学问题，更进一步，这是个人类学问题。一个弱小民族在这样的商品时代，面临这样的经济夹缝，只能选择顺从。在里面，四姐妹的妈妈一句话都没说，上一辈女人就是这样过的，连汉语都不太流利。而下一辈人，比如二姐，从开始讲四川话，到后来就讲普通话了。她就是表现了自觉向现代文化的认同。再比如，原来的歌舞是自娱自乐，现在歌舞变成了一种生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问题，也不能因此判断社会是进步还是退步。
现在他们那里已经修成了个大的歌舞场，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变化了。所以，这个过程我认为就是在读一个民族的转变。我觉得很幸运的就是，我刚到的时候，那里一点新的东西都没有，完全是传统的，而后来慢慢变化。惟一的遗憾就是我在那里的时间太短了。
●现象：两部作品中更多是倾向于哪种纪录片的风格？
○张：现在做的东西跟我想做的还有很大差距。《居委会》这是我第一个独立制作的作品，而其他的就都是体制内的了。《白马四姐妹》更多还是直接电影，还是尽量的零度情感，尽量地不介入，而且基本不用摆拍。像《居委会》里面，那么生气勃勃的东西，完全不用摆拍。在欧洲的时候，有人问我其中扫雪的一段是不是摆拍，其实这段完全是碰巧的。那天早上六点钟已经到处是雪，我立刻把摄像喊过来，看到老太太正在扫雪，还一边唱着《冰糖葫芦》。当时我很激动，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可爱的老太太。可以看出来，北京的老太太有这样一个健康的生活态度，特别好。这段就把那些勾心斗角暂时放到一边了，这也是整个片子中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我喜欢那种态度。而其实一般北京的居委会也没那么漂亮，是我刻意选景在临湖边，有广场，这样取景会比较有意思。有一个镜头是从屋顶摇过来，远处是德胜门，展示了一个春夏秋冬的变化。对于两部片子的摄影师，《居委会》的摄影是曾跟随伊文思拍摄的老摄影师，但是这个作品的合作远没有与拍摄《白马四姐妹》的摄影师潘大为合作顺利。大为的确是中国一流的摄影师，他给我拍是不挣钱的，而我们合作非常愉快，交流也十分有效。他几乎能把一般的镜头都拍出胶片的感觉。
●现象：你这条路还是要走下去的吗？还是想反映些个人化的东西？
○张：我下一步做这样的东西可能会少一些。我不想拍遥远的东西，而准备拍身边的东西。我一直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题材就是“北京人”，就是从周口店的“北京人”拍到今天的北京人。我也是拍了《居委会》才知道，北京是这样的。特别其中一个长镜头35 米跟着老太太拍摄，为的就是让观众看见原来北京大杂院是这样的，连进个冰箱都困难。所以，可能我感兴趣的是人，是各种有意思的个体。而我真正想做的东西还是伊文思和维尔多夫的那样的作品。我觉得维尔多夫到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但如果我做，我不是直接模仿他的东西，我是想做一种幻想式的东西，比如用原来强调拍摄人物、事件的纪录片来拍摄情感，拍摄梦境。本来大家也许认为这在故事片中才能达到，但我认为不尽然。这是我想做的新的东西。
●现象：这个计划会在去美国的一年内完成吗？
○张：时间可能不允许。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的来说最珍贵的是时间。我现在经常想能不能减去十岁，因为没有责任的时候才是最适合幻想的时候，而我现在已经不是做梦的年龄。我现在是一个社会人，必须承担责任，我只是不愿意完全屈从，但也没办法。其实做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东西还是最有意思的，可能我还是个属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理想主义者，但我现在已经明确地在妥协，是有底线的妥协。
●现象： 就您对纪录片交流周了解的情况，谈谈纪录片的推广以及交流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张：我们可以选择有底线的妥协。这个时代需要的不再是烈士，所以没有必要做出无畏的牺牲。为建立纪录片推广交流平台，应该有一种宽容、开放的姿态，尝试去理解社会。从五四运动到现在，中国对于民众的启蒙从没有完成过，所以要明确我们自己的目的。具体来说 ，在类似纪录片交流周这样的活动中，可以避开两种题材：一个是明显歌颂的、说好话的；另一种是批评过于尖锐的。我们需要的是感受另外一种真实，是一种有影像呈现的琐碎的生活，让观众通过这种方法认识社会审视自己。比如王兵的《铁西区》就是很细致地关注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再比如非常出色的纪录片作品杨荔娜导演的《老头》，我听到有观众看了片子后的反应就是要回家去关心一下自己家的老人，这样的记录本身就是在增进社会的理解。所以，出发点应该放置在让公众接受形态更为丰富的艺术。在交流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选片的风格多样化，但也要保持自己的鲜明理念。比如可以设置“城市影像”、“乡村中国”等主题式放映。
●现象：如果纪录片论坛继续办下去的话，会不会以学者或者制作者的身份更为深入地参与进来，或者给予指导呢 ？
○张：当然！我本身是很支持这样的活动的。如果时间允许，我会尽力参与其中的。
（采访人：李峥）
第一部分张同道（3）
作品赏析/张同道
《白马四姐妹》
导演：张同道
策划：沈雪何晓兵
摄影：潘大为董向荣
录音：晁君
剪辑：樊启鹏
助理导演：黎煜
助理编辑：胡嵘刘兰董丽丽刘硕
白马语翻译：白珠
制片主任：昭昭
出 品 人：孙健君邹亚丁
派格太合环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同道纪录片工作室
片长：68分钟
拍摄时间：1999—2002年
出品时间：2003年7月
故事梗概///
发源于雪山的夺博河在中国四川省西部山区流过，河边散落着白马十八寨，约有1300人，他们被称为白马藏族。20世纪70年代，白马人处于原始母系社会，靠狩猎伐木为生。1998年，中国政府禁止砍伐天然林，白马人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厄里寨是白马藏族人的文化中心，四姐妹是寨子上的四朵金花：老大伍音早只读过小学，老二晓晓读过半年中专，她们都已在寨子上结婚，禁止砍伐之后不知道该怎么生活。老三小英美只有17岁，辍学在家，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是化化妆，一心想离开寨子去九寨沟跳舞。老四金银早13岁，小学即将毕业。
白马藏族人中惟一会做祭山神面具——曹盖的李讨口老人依然靠传统的方式为生。
不久，夏天来了，县里决定开发白马民族风情旅游，四姐妹的表哥尤珠是县委宣传部部长，他在晓晓家搞了旅游试点，还专门从城里请来老师教白马姑娘跳规范的舞蹈。第一批游客来了，四姐妹做饭、接待，为客人唱起传统的白马敬酒歌曲。客人走后，她们自己也有几分醉意，一群姑娘们在晓晓家里狂舞迪斯科。
然而，晓晓家的旅游引起住在山上的居民的不满，他们对尤珠扶持表妹晓晓旅游非常愤怒，拒绝摄影机拍摄，寨子里矛盾激化。李讨口也放弃雕祭神的曹盖，而是雕了一个龙头，准备为旅客拍照。
晓晓家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夺博河边到处是为游客准备的马群，寨子上空每天都飘动着歌声。这时，金银早去城里报名读中学。由于她没有通知书，学校拒绝接收。经过反复谈判，金银早终于成为龙安中学的一名学生，三个姐姐羡慕地在窗口看四妹上课。
2001年元旦，县里举行团拜会，四姐妹应邀在会上表演藏族舞蹈，大姐伍音早唱起《青藏高原》。为了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