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记录:对话中国新锐导演-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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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的时候，我发现我跟他们是一样的。所以我的这部片子是浸染在这种感受当中的。
●现象：纪录片创作的魅力之一正在于它永远有不可预知的东西。
第二部分黄文海（3）
●现象：摆在他们面前的永远没有阳光大道，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比如就是想要一套房子，想要20万，但最后我们发现，他们竟完全把这种理想建立在六合彩的赌博之上。
○黄：生活没有给予他们其他的机会，他们如果想暴富的话，六合彩是惟一的机会。底层人的生活就是这样。阿龙，以前也发过，后来又亏了。阿紫拿着单位给的一些钱下岗了，做什么都亏，最后开了这么一家发廊，还得靠阿丘的势力才能勉强维持。牛振宇也曾开过门面经营钢材，后来城市改造把门面拆掉了。即使你想老老实实去工作，但意外的东西太多，人们永远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现象：许多人认为纪录片创作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意义也正在这里。在这样的创作中，你必须去理解社会、理解生活、理解别人，而当作品完成的时候，你自己已经得到了很多。
○黄：现在我发现拍纪录片对我是一种生命需要了，创作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现自我的过程。比如拍《军训营纪事》时看到老师和学生的那种关系，我就发现，这不就是你自己吗？很多时候被拍摄的对象就是你的一面镜子，这时候你就有一种悲悯的感觉了。在电视台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很冷漠的，纪录片创作不同之处就在于你能在创作中发现你自己，那个人有可能就是你，或者说你以前就是那个样子的，但他是多么绝望，多么悲哀啊。这种悲悯也是对于自己的，悲悯过去的那个自己。
●现象：那在《喧哗的尘土》的创作中，你除了在这些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重新认识了自己，也应该是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乡。
○黄：从乡下来北京的时候，对老家是很厌恶的，所以我离开了。之后我开始厌恶北京了，我就来到郊区。但是在拍《喧哗的尘土》的时候，尤其在下雨时，我才感觉多么亲切啊，于是想起童年，我才发现这里才是我的家。我的根在这里。
●现象：你的第一部纪录片《军训营纪事》就有了DV的参与，到《喧哗的尘土》所有的素材都是用DV拍的，你正在做的《静静的锯》也都用DV拍摄。跟DV接触这么久了，说说用DV摄制纪录片的感觉。
○黄：这一点上我感受是很深的，DV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首先它大大降低了拍摄的成本，让我能够这样独立地继续做下去，有了DV，我就能够从容而长久地拍纪录片。另外，DV给我的拍摄提供了非常大的自由度。比如拍《喧哗的尘土》，从头到尾就是我一个人，一个机器，两块电池和一堆带子，我随时都可以拍，随时都在待机抓拍；而且在调度上自由而灵活，在几个人物之间我能够轻松地转移流窜。DV太自由了，就像用笔写作一样。
●现象：跳出个人的拍摄感觉，DV也会影响到影像语言、记录形态和创作观念等纵深层次上。
○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16毫米摄影机被更多的使用，电影语言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DV是把这一趋势更向前推了一步，继续往下做，现在所有的电影语言规则都会被突破。
●现象：在创作主旨上呢，你觉得以后的DV作品会更注重对社会的记录和揭示呢，还是会更注重个人的随意表达？
○黄：就现在来说，用DV做出来的纪录片有很多还是很有精英意识的，还在注重对社会现象和人的生存的关注。但我想随着DV的更广泛普及，个人的情感表达会更被重视，但那时的作品也许是另外一种形态了。
●现象：就像你的两部纪录片作品，还是在关注社会和人而不是你自己。DV如果真正成为家庭摄影机，我想那时的DV拍摄就无所谓创作了，也没有了精英意识，它的功能也许就像傻瓜照相机一样。
○黄：所以那时候也许会有大量和《喧哗的尘土》等片子不一样的作品出现，甚至不叫作品，只是家庭录像，随意的拍摄。但如果说创作就不一样了，写诗容易吧，一根笔一张纸就行了，但诗人有多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诗人。纪录片创作也是这样，DV普及了，但并不是每个手持DV的人都能称为纪录片创作者。何况真正的纪录片创作需要时间、毅力、耐心、金钱，更需要具备一个艺术创作者应有的素质。所以DV在未来也会分流，会成为家庭摄像机，也依然能成为纪录片创作者手中的利器，拍出好的纪录片作品。（采访人：吴木坤）
作品赏析/黄文海
《军训营纪事》
导演：黄文海
片长：71分钟
出品时间：2002年
故事梗概///
2002年8月，河北省廊坊市某学校的学生正在进行入学军训，本片记录了他们在军营中的生活和思想状态。
这些孩子年龄在11岁到16岁之间，大多是独生子女。这十几天中，家长不准探望，孩子们不准回家，只能吃住在军营。军营对他们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但在这里，他们更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代人的许多特征，有坚强的一面、脆弱的一面，还有他们的人际关系、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和心灵状态。
围绕着军训，出现在镜头中的不只是这些孩子，全片呈现出的是老师和学生、教官和学生、学生和学生、孩子和家长、学校和部队等种种复杂关系。军营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社会、军营、孩子无不启人思考、牵动人心。○黄：对，这种不可预知也给你的创作，尤其是后期的提升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拍《喧哗的尘土》时，我更感受到另外一种不可预知，就是人物命运的不可预知，改变人们命运的往往是偶然的意外的东西。这是大家共同的命运，于是正如片中的王蓉、阿紫等人，只能无奈，甚至绝望。
第二部分汪士卿（1）
汪士卿1988年9月～1992年6月在江苏省无锡无线电学校学习。
1992年7月～1996年8月在西安锻压机床厂工作。
1996年9月～2000年6月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专业学习，获学士学位。
2000年8月至今工作于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
短片与纪录片//
1998年11月独立制作、联合导演短片《山西行》，该片参加2000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
1998年12月导演纪录片《曼谷亚运会艺术体操冠军——周小菁》。
1999年10月参加“国庆50周年文艺晚会”现场直播。
2002年5月拍摄纪录片《像灰尘一样飞》，任导演、摄影，该片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参加2003年香港独立短片录像节、2003年9月法国巴黎“中国纪录片”展映、2004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在一起”等。
2003年5月拍摄纪录片《北京西站…非典》，该片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获北京大学艺术系“君士杯”数码大赛纪录片一等奖，2004年7月参加法国马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2003年10月与加拿大导演丹尼斯合作拍摄纪录片《雅典到北京…奥运会文化大使乔治》。
2004年 1月剪辑巴迪基金会宣传片《移山者》。
电视剧//
2001年7月拍摄23集电视连续剧《危险进程》，该片2002年6月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
2002年6月拍摄电视电影《漂》。
2003年1月拍摄20集电视连续剧《现在开庭》，该片于2004年9月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
导演访谈/汪士卿
●现象工作室（以下简称现象）：我听说你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做纪录片了？
○汪士卿（以下简称汪）：对，其实我们在电影学院的时候，朱传明、杜海滨和我还有两个朋友就搞了个电影小组，我觉得现在有必要重新提一下，叫道光（盗光）小组，当时一起是5个人，其实就一个空的东西，也没什么规章制度，只是大家每周定时聚在一起聊学校放映的电影，到大四的时候大家就自己忙自己的了。其实在聊的过程中，大家就都预感，以后做电影可能会很难。正好1998、1999年的时候，DV机就出来了，后来海滨他姐姐就送了他一台，当时还有一个朋友也正好弄了一台，于是我们就拿着练手拍片子。朱传明的《北京弹匠》就是用杜海滨的机器拍出来的，后来杜海滨也用它拍了《铁路沿线》，我们5个人还用那机器每人拍了一个5分钟的短片，叫《午餐》，所以那机器当时对我们来说贡献不小。拍纪录片，朱传明是开了个头，把大家的创作欲望都挖出来了，对我们影响都很大的。我的《像灰尘一样飞》也是2000年在学校的时候拍的。
●现象：我觉得《像灰尘一样飞》的故事很有戏剧性，你当时是怎么遇到的？
○汪：那个女人是我在蓟门里小区的一个小理发馆认识的，她是一个有强烈倾诉欲望的打工的女人，在跟她认识有段时间后，也就是聊得比较多了之后，对她也慢慢了解，包括她的家庭啊、她的工作啊、她的内心之类的。后来我就想把她的故事拍出来，一个在北京闯荡的女人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在片子里面传达出来的她的那种困惑，对生活的焦灼，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感觉，跟我们每个在北京闯的外地人都有相似之处，在心理上是相同的。这个片子是从2000年年初开始，拉拉扯扯地拍了两年，还不是一个机器一条线地完成下来的，中间还换了三台机器，又是第一次做独立的片子，又没有经验，非常不容易。累计起来，花了一万多元钱。
●现象：后来你又做了个小短片，关于“非典”的。
○汪：对，因为“非典”的时候，在北京的人都知道，所有人都处于一种非常恐慌的状态，很多人想远离这个城市，想逃脱这个环境。所有公共场所基本上没什么人，除了北京西站。当时我就有种冲动，按捺不住，就跑过去拍了一天。拍的时候戴了三层口罩（笑），也遇到很多麻烦很多阻挠，说难听点，我是连蒙带骗（笑）拍完的。因为那天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摄影记者或者摄影师在场，所以我拿着摄像机就显得特别显眼，而且那时北京西站的环境也是相对封锁的，所以会引起很多管理者的警觉。
●现象：感觉这个短片里所有拍摄下来的，都是不受创作者控制的影像，是不是你在拍之前，你有没有想过会把这个片子拍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汪：完全没有预想。不过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的时候朱传明找我，说两个人一起去拍西站，当时他还通过有关部门开了介绍信，我们就是想拍摄出一种常态，然后在这个常态中发现事件背后的一些东西。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做成。但也没想到后来我会因为“非典”去拍西站，把以前那个设想完成。其实在拍这个短片的过程中，也正如你所说的，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后来这个片子就拿到凤凰卫视去播了，他们那边正好也有个栏目叫《我们的“非典”生活》。2003年5月“北大君士”搞了个电影展映，我这个片子得了纪录片一等奖。
●现象：关于“非典”题材的，我也看过另外一个纪录片，叫《北京故事》，他的视角和你的就不太一样，他更多是让大家看到“非典”到来之后，人情很温暖的一面。而你的片子就给人感觉，似乎看到的是背后的东西。
○汪：我一直比较喜欢那种带有批判色彩的东西，这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我的经历使得我对中国社会的人文结构有一个比较清楚地认识，通过我拍这两个纪录片我更让我加深了这些认识。我看过很多国外的纪录片，也喜欢那些带着批判意识的，如麦克摩尔的《黑枪文化》等等。以后，我想我做的片子也会是带有这种思维的。
第二部分汪士卿（2）
●现象：我看你的片子都会有个感觉，就是觉得非常“好看”，能一下子吸引住人，整体风格会比较明快点，不会觉得很“闷”！这是不是也是你在纪录片上的美学观念？
○汪：我觉得还是得从片子拍的内容来看风格，像“非典”那个，我拍的是一群人，并非单独的个体，而《像灰尘一样飞》呢，唐家荣这个女人又是一个倾诉欲望很强的人，她的故事也非常地曲折，这些都决定了我在拍摄和剪辑的时候，用一个比较“不闷”的方式去完成。至于其他题材的片子可能我会换种方式去完成，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多尝试的人。
●现象：唐家荣作为你的被拍摄者，你在拍她的过程中有没有考虑到你暴露了她的一些隐私，而这些会给她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不道德？
○汪：2004年6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组织的一次放映后，一个女士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她说她很尊重唐家荣这个人物，她觉得唐家荣这个女人一点也不迷失，她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现象：那在你拍的过程中，唐家荣她自己对你拍摄她的生活是种什么样的态度？
○汪：我觉得这是个沟通的问题。在大部分拍摄上我都是跟她沟通征求她同意后才拍摄的，当然，有些时候当你目的太直接的时候，她会拒绝。纪录片我一直觉得最难的事情是你不知道你会拍出什么样子来，我都是边拍边想，到剪辑的时候再来找条最好的线索来贯穿，就像我最后在《像灰尘一样飞》中找到的一条以情感困惑为主线一样。
●现象：说到这里，我想问下《像灰尘一样飞》这个名字是如何来的？
○汪：这是吴文光的一句评语，当时他在看了之后评价的时候提到了这句话，我就把它拿来作为题目。其实在北京飘来飘去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就像灰尘一样在飞来飞去，没有归属感。
●现象：现在回过头看，你们原来道光小组里的那些人，都是以这些漂泊着的人为主要题材的。
○汪：这是带有作者主观倾向的选择，因为在你最开始拍片子的时候都会选择你身边的东西、你熟悉的人作为拍摄对象，你比方说要我去拍野兽，我肯定会觉得很难，一是自己根本不算了解，二是也没有资金支持。我觉得你拍纪录片务必要熟悉，才能深入。而我们可能对这种漂泊的感觉体会更深。
●现象：你怎么看待DV在纪录片中的作用的？
○汪：像拍这种个人化的独立的纪录片，我觉得DV是最好的工具，如果你拿那种大机器出去拍唐家荣，一定会吓住你的被拍摄者，她会很不自然。DV的好处就是，便携，像玩具一样，能拍出很生动很生活的画面。我觉得DV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它预示着表现的极大可能性而且它以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现象：那纪录片本身呢？
○汪：我觉得纪录片需要有想像力。像国外很多纪录片都是很有特色的，它们在镜头的拍摄上想法都很多，让你意想不到，又在意料之中，纪录片不能只简单地完成为记录的功能。我觉得纪录片应该是多样的，比较喜欢看那些形式多样的纪录片。现在我们国内拍纪录片，都做得比较单一，相信以后会有更多新元素融进来。
●现象：你怎么看待中国的纪录片环境？
○汪：我拍片子的时候根本没想过将来会在哪里播或者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