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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少有人走的路-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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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和我在一起,我想我一定有什么问题,我的性格可能太内向了。我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受欢迎呢?”这位女士曾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认为寂寞完全是自己性格怪异、咎由自取的结果。治疗发现,问题在于她的智商高于常人,进取心也比一般人强烈。她和其他军官妻子以及丈夫格格不入,是因为和他们相比,她的智商更高,进取心更强。她终于意识到感觉孤寂,不是自身有多么大的缺点。就这样,她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不久后她和丈夫离了婚,回到大学校园,一边读书,一边抚养孩子。她如今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嫁给了一位事业有成的出版商。
  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把“我本来可以”、“我或许应该”、“我不应该”挂在嘴边。不管做任何事,他们都觉得能力不及他人,他们缺少勇气和个性。人格失调症患者则强调“我不能”、“我不可能”、“我做不到”,他们缺少自主判断及承担责任的能力。治疗神经官能症,比治疗人格失调症容易得多,因为前者坚持问题应由自己负责,而非别人和社会所致。治愈人格失调症患者则较为困难,他们顽固地认为问题和自己无关,他人和外界才是罪魁祸首。不少人兼有神经官能症和人格失调症,统称为“人格神经官能症”。在某些问题上,他们把别人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内心充满内疚感;而在别的问题上,他们却一推了之。治疗人格神经官能症,不见得如想象的那样困难,首先治愈其神经官能症,就能让患者对治疗树立信心,进而接受医生的建议,纠正不愿承担责任的心理,消除人格失调的根源。
  几乎人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神经官能症或人格失调症,因此,只要及时求诊,对于心理健康大有好处。人生一世,正确评估自己的角色,判定该为何人、何事负责,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无法逃避的问题。评估责任归属,必然让我们感觉痛苦,从而产生回避倾向。从内心出发,做出权衡,当事人须自我反省,其中的痛苦和折磨,令不少人望而却步。好逸恶劳显然是人类的天性。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孩子都患有人格失调,都会本能地逃避责罚。兄弟姐妹打架,大人追究起来,他们会忙不迭地推卸责任。不少孩子也都患有某种神经官能症。他们理解力有限,就会把承受的苦楚看成是罪有应得。缺少关心的孩子自惭形秽,认为自己不够可爱,缺点大于优点,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这是根源于父母缺乏爱和照顾。他们无法得到异性的青睐,或在运动方面差强人意,也都一概怀疑自己有严重的能力缺陷。他们难以意识到,即便发育迟缓、智力平平,他们仍是正常的人。人人都需要多年经验,让心智不断成熟,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定自己和他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随着子女的成长,父母随时可以提供帮助。但如果父母却逃避责任,甚至提醒孩子:问题是他们咎由自取,而不是做父母的责任。那就难以满足孩子的需要。当然,把握教育的时机也不容易,这是长久而艰辛的工作,父母需要保持敏感,了解孩子的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哪怕是承受痛苦,父母也需要付出更多的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除了缺乏敏感或者忽视教育,许多父母还有别的缺点。程度轻微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倒是能履行家长职责,除非他们工作压力过大,以致无力履行为人父母的本分;人格失调者则多是不称职的父母,本人却不知不觉。心理学界有一种公认的说法:“神经官能症患者让自己活得痛苦,人格失调者却让别人活得痛苦。”也就是说,神经官能症患者把责任揽给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人格失调症患者却嫁祸别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子女。他们不履行父母的责任,不给孩子需要的爱和关心。孩子的德行或学业出现问题,他们从来不会自我检讨,而是归咎于教育制度,要么就抱怨和指责别的孩子,认为是他们“带坏”了自己的孩子。嫁祸于人显然是有意逃避责任。父母常常指责孩子:“你们这些孩子,都快把我逼疯了!”“要不是你们这些捣蛋鬼,我才不会跟你们的爸爸(妈妈)结婚!”“你们的妈妈神经衰弱,都是你们造成的!”“要不是为了抚养和照顾你们,我原本可以顺利读完大学,干一番真正的大事业。”他们为孩子日后逃避责任提供了榜样,还给孩子这样的信息:“我的婚姻很不幸、我的心理不健康、我的人生潦倒不堪,完全是你们的责任。”孩子无法理解这种指责多么不合理,就将责任归咎于自己,由此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因此,父母有人格失调症状,孩子自身也会出现人格失调症或神经官能症,长辈的问题影响下一代成长,这种情形司空见惯,遗患无穷。




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2)



  患有人格失调的父母,为孩子树立的是反面的榜样。他们的病情,也会影响到婚姻、交友和事业。他们不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导致人生问题重重。前面说过,面对问题要挺身而出,不然它们会永远存在,人格失调症患者完全背离这种做法,不由自主地把责任推给配偶、孩子、朋友、父母、上司,或者推给其他抽象事物———带来“坏的影响”的组织机构,比如学校、政府、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制度、时代潮流等等,但问题却始终存在。他们推卸责任时,可能感觉舒服和痛快,但心智却无法成熟,常常成为集体、社会的负担。人格失调症患者把痛苦转移到集体和社会身上,让人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埃尔德里奇·克里佛(美国黑人作家)一句流行的话:“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其实,这句话是对所有人说的。




逃避自由(1)



  经心理诊断而患有人格失调症的人,逃避责任的程度常常相当严重。人人都有逃避责任的倾向,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30岁时,幸运地得到了麦克·贝吉里的指点,才克服了轻度人格失调倾向。当时,在贝吉里主任负责的精神科门诊部,我担任医生并接受医疗培训。和其他医生一样,我负责接待新来的病人。或许是我责任心太强(不管是对待病人还是职业本身),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工作量远远多于其他同事。别的医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我每周则要接待两三次,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看着其他医生每天下午四点半,就会陆续下班回家,而我的接诊排到晚上八九点钟,不得不在门诊部持续逗留,这使我感到不满和怨恨,疲劳感与日俱增。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我肯定会崩溃的。我去找贝吉里主任反映情况,希望他给我安排几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以便有充裕时间跟上工作进度。我暗自揣测:“他应该觉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对吗?还有,他是否想过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在贝吉里主任的办公室,他耐心而认真地听我抱怨,一次也没有打断我。我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对我说:“哦,我看得出来,你遇到麻烦了。”
  他的关心和体谅,让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松下来,笑着说:“谢谢您。那么,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回答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斯科特,你现在有麻烦了。”
  这是什么回答啊,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感到不悦。“是的,”我再次问道:“您说得没错,我知道我是有麻烦了,所以才来找您的。您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斯科特,你没把我的话往心里去。我刚才听了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状况,你现在的确有麻烦了。”
  我激动地说:“好啦,好啦,真是活见鬼啊,我知道我有麻烦了,我来这里之前就知道了。可问题在于,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斯科特,”他回答说,“好好听我说,我只和你再讲一遍,你要认真听好:我同意你的话。你现在确实有了麻烦!说得再清楚些,你的麻烦和时间有关。是你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所以不是我的事。你,斯科特·派克,你在处理时间表上出了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真是不成体统,我气得要命,猛然转过身,大步走出贝吉里的办公室。我的怒火久未平息,对贝吉里恨得要命,足足持续了三个月。我坚信他患有严重的人格失调症,不然怎么可能对我的问题漠然置之呢?我态度谦虚地请他帮助,可这个该死的家伙,不肯承担起他的责任,哪里还有资格做门诊部主任!作为门诊部主任,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三个月过后,我意识到贝吉里主任没有错,患有人格失调症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时间是我的责任,如何安排时间,应由我自行负责,而且只有我本人才有权处理优先次序。我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时间治疗病人,那也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看到同事们每天比我早两三个钟头回家,当然令我感到难受。妻子抱怨我越来越不顾家,同样令我感到难过和愤懑,但这不正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吗?我的负担沉重,并非是职业的残酷性使然,不是命运造成的结果,也不是上司残忍的逼迫,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方式。出现问题,是我没有及时改变工作方式。想通了这一切,我的状况就有了改变。对于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我不再有任何妒忌、抱怨和憎恨。他们采取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就心怀不满,这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我也可以像他们那样安排时间。憎恨他们自由自在,其实是憎恨我自己的选择,可是,这种选择却让我引以为荣,甚至一度沾沾自喜呢!
  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难处在于它会带来痛苦,而我们却又想极力规避这种痛苦。我请求贝吉里大夫替我安排时间,其实是逃避自行延长工作时间的痛苦,但这是我选择治病救人的必然后果。我向贝吉里主任求助,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权力。我是在请求对方:“为我负责吧,你可是我的上司!”我们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或组织,就意味着我们甘愿处于附属地位,把自由和权力拱手交给命运、社会、政府、独裁者、上司。埃里克·弗洛姆将其所著的讨论纳粹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专论命名为《逃避自由》,可谓恰如其分。为远离责任带来的痛苦,数不清的人甘愿放弃权力,实则是在逃避自由。




逃避自由(2)



  我有一个熟人,他头脑聪明,却郁郁寡欢。他经常抱怨社会上压迫性的力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缺乏人性的企业军事化管理。他对乡村警察干涉他和他的朋友留长发,更是感到不满和怨恨。我一再提醒他:他是成年人,应当自己做主。幼小的孩子依赖父母,当然情有可原,父母独断专行,孩子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头脑清醒的成年人而言,他们则可不受限制,做出适合的选择。诚然,选择也不意味着没有痛苦,自由不意味着与痛苦绝缘,不妨“两害相权取其轻”。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压迫性的力量,可是我们有足够的自由与之对抗。我的熟人住在警察排斥长发的乡下,却又坚持要留长发,实际上,他可以搬到城市(那里对于留长发应该更加宽容)或索性剪掉长发;他甚至可以为捍卫留长发的权利,参加警长职位的竞选。奇怪的是,他却没意识到他拥有上述选择的自由。他哀叹缺少政治影响力,却从未承认个人的选择力。他口口声声说他热爱自由,与其说压迫性的力量让他受到伤害,不如说是他主动放弃自由和权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不再因人生充满选择而牢骚不断,不再终日与烦恼、忧愁、愤怒和沮丧为伴。
  希尔德·布鲁茨博士在她的《心理学研究》前言部分,这样解释一般病人寻求心理治疗的原因:“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感觉自己不能够‘对付’或者改变现状,因此产生恐惧、无助感和自我怀疑。”大多数病人力不从心的根源,在于他们总想逃避自由,不能够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生活承担责任。他们感到乏力,在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得到治疗,他们就会知道,作为成年人,整个一生都充满选择和决定的机会。他们接受这一事实,就会变成自由的人;无法接受这种事实,永远都会感到自己是个牺牲品。




尊重事实



  尊重事实,是自律的第三种原则。尊重事实,意味着如实看待现实,杜绝虚假,因为虚假与事实完全对立。我们越是了解事实,处理问题就越是得心应手;对现实了解得越少,思维就越是混乱。虚假、错觉和幻觉,只能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对现实的观念就像是一张地图,凭借这张地图,我们同人生的地形、地貌不断协调和谈判。地图准确无误,我们就能确定自己的位置,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怎样到达那里;地图漏洞百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道理很明显,但多数人仍然漠视事实。通向事实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出生时,并不是带着地图来到世界的。为在人生旅途上顺利行进,我们需要绘制地图,为此显然要付出努力。我们的努力越大,对事实的认识越清楚,地图的准确性就越高。相当多的人却对认识事实缺乏兴趣。有的人过了青春期,就放弃了绘制地图。他们原有的地图窄小、模糊、粗略,对世界的认识狭隘而偏激。大多数人过了中年,就自认为地图完美无缺,世界观没有任何瑕疵,甚至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对于新的信息和资讯,他们也没有多少兴趣,似已疲惫不堪。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能继续努力,他们不停地探索、扩大和更新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直到生命终结。
  绘制人生地图的艰难,不在于我们需要从头开始,而是惟有不断修订,才能使地图内容翔实和准确。世界不断变化,冰山来了,冰山继而消退;文化出现,文化随即消失;技术有限,技术又似乎无限……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也处于更新和调整中。我们从弱小的、依赖性很强的孩子,一点点地成长为强有力的、被他人依赖的成年人;我们生病或衰老时,力量再次消失,我们又变得虚弱而且更有依赖性。成家立业、生儿育女,都会使我们的世界观发生改变。孩子从婴儿长到青春期,我们的心情也会发生变化。我们贫穷时,世界是一种样子;我们富有了,世界又是另外的样子。身边每天都有新的资讯,要吸收它们,地图的修订就要不断进行。足够多的崭新资讯累积成山,我们甚至不得不对地图做大规模修订,这使修订工作越发艰难,有时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这也成为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
  人生苦短,我们只想一帆风顺。我们由儿童成长为青年人、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付出不懈的努力,才成就了人生观、世界观的地图,似乎各方面都完美无缺。一旦新的资讯与过去的观念发生冲突,需要对地图大幅度修正,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宁可对新的资讯视而不见。我们的态度也变得相当奇特———不只是被动抗拒新的资讯,甚至指责新的资讯混淆是非,说它们是异端邪说,是来自邪恶势力。我们想控制周围的一切,使之完全符合我们的地图。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远比修订地图本身多得多),去捍卫过时而陈腐的观念,却不去考虑如何更新旧的地图,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移情:过时的地图(1)



  抱残守缺,与现实脱节,这是不少人的通病。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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