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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苏雪林·文论集-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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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修养自己,即修养自己品格之谓。如前所述,文人习气偏于坏的方面居多。但社会
对于文人总欢喜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譬如恋爱不专一,在普通人为之,大家认为罪恶,在
文人则反认为是风流韵事,津津乐道,若有余慕。骄傲也是一种恶德,在文人则又认为天才
应有的自负。好像一为文人,任何事都可原谅,文人得到社会这样的宽容,胆量愈来愈壮,
恶习愈积愈多,终至变成与一般群众格格不入的另一种动物,这也是社会对文人过于姑息造
成的——诚然,文人是世间俊物,有如琪花瑶草,古玩法书,乃不可多得的东西,理应爱
护,即如笔者平生论人有相当之严,但看待文人则常喜另用一副尺度;自己并不配称为文
人,而文人坏习气却也不少,也希望人家能担待我一些哩。

    我固言作家也是一个人,有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所以也有他应该实践的德目,万不可因
社会对他过分的爱重,便以特权阶级自居,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甚至破坏道德的规条,干
犯国家的法纪,致使拘谨者为之侧目。像何曾便曾当面斥责阮籍道:“卿任性放荡,败礼伤
教,若不革变,王宪岂得相容?”又建议司马昭,谓“宜投之四裔,以挈王道。”何曾的
话,固迂腐可笑,阮籍种种作为,以今日眼光看来,也嫌其太过吧。《颜之推家训·文章》
篇,历举无行文人的实例,多至三十余条,除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是冤抑外,其余
各例都相当公平。无怪宋陈与刘挚不约而同地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于是,“文
人无行”这句话竟成为定律,这还不是文人自取之咎吗?

    关于作家应该如何修养自己的品格,笔者替穆中南先生领导的文坛函授学校写过一篇讲
义,题目是《文学写作的修养》,该文第四节是作家应该怎样《创造完美的人格》,所有意
见,均已发挥,此处不必重复。现在所补充者:第一,作家应抱固穷的精神。以前作家没有
稿费之说,虽有所谓“润笔”,亦限于少数著名文人,他们的写作完全是受创作欲的压迫,
即处境极端困厄,仍然染翰挥毫,撰写不辍。陶渊明躬耕柴桑,饥而乞食,其哲理最富,境
界最高的诗篇均产生于此时。杜甫天宝大乱前过着“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的生活,大
乱后,流离蜀道,甚少宁居之日,反而写成了无数沉郁顿挫,苍凉感慨的鸿篇。曹雪芹的
《红楼梦》写于繁华梦醒,饔飧不继的岁月之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也脱稿于万金散
尽,穷饿潦倒环境之下。他们的写作,不仅不求金钱,甚至不求名誉。于今作家虽有稿费可
领,版税可收,靠它养家活口,固然不行,甚至仅仅维持个人衣食都是问题,不过作家应该
认清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可一会儿怪政府没有尽到保护文艺的职责,一会儿又责
社会不识货,埋没了他的天才,以至怨天尤人,牢骚满腹。或者逢迎读者低级趣味,写出些
诲淫诲盗的黄黑作品。当然我们都希望作家生活将来能够改善,不过目前我们只有忍耐,况
且困厄环境对于创作,反而有益。在这里,我愿意引恽敬一段文章,以为同业劝。恽说之大
意云:“古人之蓄道德,能文章者,饥寒之外,复多变故,或家室违异,或朝廷岐阻,或毁
败于谗讥,或辗转于疾病,使历暌变之人情,发幽沉之己志,故一旦事权或属,则智力所
诣,悉中机牙,而牢落一生者,其遗文逸事,法书名画,皆能曲折精凝,鸿懿绝特,不类乎
人人之所为。孟东野曰‘身病始知道’,道尚可进,其他所得,宁有既哉?”法国美学家居
友(Guyou)常说:“人生不经大痛苦及大快变,斯无美学上的价值。”又曰:“情至
深时,苦与乐同。”此言皆发吾人深省。

    第二,作家应养成言行一致的习惯。所谓“言”便是作家所写的文章,所谓“行”,便
是作家的行为。作家固不必照着自己所写的话一一实行,然话说得冠冕堂皇,行为却龌龊卑
鄙,则陷于虚伪,虚伪是作家第一应该戒绝的毛病。班固《白虎通》云:“苟不见其性情,
虽有文章,伪然而已,奚望不朽哉?”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谓感情真伪,有诗人辞人
之别,诗人为情而造文,辞人为文而造情。为文造情者,“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
务,而虚游人外……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这里,笔者可以举出几个例子
来证明。汉代息夫躬,本是个干特务的险恶人物,以攻讦告变,陷人于死,而得封侯,后得
罪下狱,自杀而死,临死时作了一首绝命词,其中居然有“发忠亡身,自绕罔兮!冤颈折
翼,庸得往兮!”又曰:“仰天光兮自利,招上帝兮我察。”虽替自己这样呼冤,读者却没
人肯信,朱熹也说:“躬以利口作奸,死不偿责,而此词乃以发忠亡身,号于上帝,甚矣其
欺天也!”清代某孝廉武断乡曲,渔肉善良,种种劣迹,不一而足,乡人恨之入骨,而他所
作诗歌,却慷慨激昂,忠义愤发,常对人说乡里恶名不过十馀年便归消灭,而文章则至少可
传五百年,五百年后,人家读我诗歌,岂不以我是一个正人君子吗?某孝廉如此存心,总算
善于取巧,无奈言为心声,心术不正,文章也好不起来,所以他的假诗文,究竟一首也不曾
传流后世。

    第三,作家应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诚挚的真理爱。如前所述,白居易抨击时弊,几致颠
危;左拉为受屈犹太军官控诉,亦屡招暗杀的恫吓,不得不出避国外,但他的呼号并不停
止,感动许多文人,联合一起,共同奋斗。那如火如荼的大尉德莱浮斯(Dreyfus)
事件,替世界文坛奠下了一座光芒四射的纪念碑,永远象征着公道的胜利。作家对真理之爱
也应和正义感有同样的热度。这就是说作为一个文学作家,应当永远站在真理的一方面,爱
慕真理,拥护真理,服务真理,甚至不惜为真理牺牲生命。像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倡人
伦道德之说,抵抗风行一时诡辩学派,卒被迫饮鸠而死。方孝孺不肯为燕王草登极诏,嚼舌
骂贼,血染阶石,九族骈戮,株连门生。文天祥,史可法,张煌言,黄道周这些文人,不仕
异族,壮烈成仁,虽说国家民族的观念使然,实际上也是正义之感和真理之爱内在的驱策。
国家民族的观念不过是二者的象征罢了。

    第四,作家应了解自己的使命,领导时代的潮流。我以为凡所谓伟大作品,必须站在时
代尖端,领导时代,趋向正鹄,或忠实地反映时代。其泊没时代潮流之中,不能振拔者,或
攀住时代尾巴,拖曳前进者,作品每缺乏真正价值。

    所谓反映时代,如杜甫之诗歌与天宝大乱前后十余年的国史相表里,故称“诗史”。美
国司徒活夫人之《黑奴吁天录》描写黑奴之痛苦,英国迭更司写私塾之弊端,俄国屠介涅夫
《猎人日记》写农奴之惨,亦属此例,其他例子甚多,笔者前已说过,现请从略。

    所谓攀附时代尾巴拖曳前进者,我只须举一简例,以概其余。如唐初百年之文人,迷恋
六朝之残膏剩馥,惟风花雪月是尚,韩愈倡文学革命乃一举而摧陷廓清之;宋初四十年之文
风亦沿晚唐五代陋习,欧、曾、三苏等出,而文坛面目始为一新。我们究竟觉得哪种作家有
价值呢?

    所谓泊没时代潮流之中者,关系近代作家甚大,值得多说几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文学上,艺术上产生所谓颓废、野兽、恶魔、又什么达达主义,未来主义,及许多五光十色
的主义。徒然把文学艺术搅得一团糟,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意思。厨川白村论此类主义发生之
原因云:现代人终日为生活奋斗,已无余裕的时间,而宗教信仰,道德信条,亦被自然科学
破坏无余,心灵上遂亦失安身立命之地,于是“不安”、“动摇”为这一时代普遍的情调,
一面发出悲观厌世的呼声,一面怀疑苦闷。此种风潮起于十九世纪之初,欧洲各国的民心,
都有此种倾向,人称之为“世纪的痼疾”。又曰:近代为怀疑的物质的个人主义时代,其结
果,凡浪漫时代美丽之梦想、憧憬、希望,皆变成幻影空花,一代人心都带着惨怛哀愁的颜
色,深沉愁暗的调子,是所谓“近代人的悲哀”。又曰:现代人为了精神种种病态,要求强
烈的刺激,俾得麻醉一时,于是现代变成了“急”(Haste)和“丑”(Ugline
ss)的时代。(均见《近代文艺思潮十讲》)这种“世纪的痼疾”病根,固由于半世纪以
来自然科学飞跃的进步,但开始时病态尚不甚显著,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陷
于大流血,大破坏,如飓风之横扫,如怒潮之震荡,而后人心各种潜伏的症候,一时迸发,
遂产生上述那些文艺派别。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去才十余年,不幸又来了第二次大战,给予人
类精神的打击更为沉重了。

    好像何欣先生在《海明威创作论》中说:“战争给予这一代青年心理的影响实是太大
了,他们觉得战争剥夺了他们的一切——理想、希望、正常的生活,在失望之中,他们不知
道该责备谁,该责备什么,于是造成了流行一时的否定态度。”又说:“战争后欧洲支离破
碎的情形,当然更甚于美国。而精神方面的解体则更为悲惨——整个人类居住的大地干燥荒
芜,整个文化死灭,人类的灵魂干枯……欧洲的作家们,尤其是英国,在无可奈何之下,似
乎心甘情愿地承认了这种空虚,这种沮丧,这种绝望。有一部分作家重返象牙之塔,追求艺
术之纯美,有一部分作家则返回原始社会中,根本弃绝了唯智主义(Intellectu
alism),两者都是逃避现实。”“但在欧洲的美国青年,多少继承些了他们的祖先的
拓荒精神与对力的崇拜,他们不愿乖乖地屈服,不愿承认自己的无能,他们要在这绝望中表
现个人的精神,就是说,要以个人的光彩来战胜这种失败,正如卡静所说“在一个只是蹂躏
个人的社会里,欲求忍耐,只有保持一己的个性,因之才能宣知一己的胆力。”以此掩饰内
心的冲突与不安,在积极的行动中麻醉自己,控制内心的感情,表现了一种握紧拳头,咬紧
牙关的坚忍主义(Stoicism)。”近代作家喜写“奸淫”、“抢劫”、“仇杀”、
“斗牛”、“打猎”、“屠戮”一类混乱、残酷的事件,在这类描写里,表现自己的英雄,
算是对命运的嘲笑和抗议。海明威可算是近代人的代言人云云。对于海明威这种大作家,我
当然不敢有所非议,也不配有所非议。不过藉奸淫残杀诸暴行来表示英雄气概,究竟不算心
理的正常。倘使海明威永远写这类文章,则我将列他于泊没时代潮流的作家流亚,幸而他对
人生还能发出肯定的声音说“这个世界是好的,是值得为它而战的。”(见《海明威创作
论》第十一章)因此,我对他的看法又两样了。

    不仅是美国,欧洲如英如法,文坛风气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从前左拉、莫泊桑在一般保
守者眼里看来很不道德,但他们作品还有点含蓄,现代则放纵粗野,令人惊骇。人家说这一
代青年正在愤怒,也可说理智已不能控制他们了。他们何以愤怒,还不是为了心灵上的空
虚。

    现在我要谈谈所谓领导潮流,使之趋向正鹄。这是主题,不幸我偏偏无多话可说,因为
过去说得太多,数年前又曾发表过:《文艺功用与其对国民品性的影响》,近又写《文学写
作的修养》,于前一文中,主张文艺有改造人类历史,推进时代巨轮的伟力,从文学本身、
思想和政治、民族运动、法律、社会、教育理论各方面举出若干实例。于后一文中,则主张
我们应该肯定人生,肯定世界,以人类心灵的力量,消灭罪恶,增进幸福。这两文现均收本
集之中,请读者自己参考,不必我再来噜苏了。

    六结  论

    我国古人每以动物来比喻作家,作家也喜以动物自况。孔子叹息“凤鸟不至”,楚狂接
舆,调侃孔子,也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凤这种祥禽,也惟孔子足以当之。曹子建文
采彪炳,人称“绣虎”。嵇中散家居不仕,声望足以左右世局,钟会比之“卧龙”。李太白
自比高飞九霄的大鹏,作《大鹏赋》大肆吹擂。杜子美最喜咏雄雕与骏马,“皂雕寒始急,
天马老能行”,“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诗中屡见不一;而《去矣行》“君不见鞲上
鹰,一饱即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述古》“赤骥顿长缨,非无万里姿,
悲鸣泪至地,为问驭者谁……”则真以二物自况了。韩昌黎《上宰相书》,也以不遇伯乐,
则将伏枥以终的千里马,比方自己。这些譬喻的意义都属于好的方面。至魏收有才而轻薄,
人号之为“惊蛱蝶”,林和靖被人嘲为咳嗽林间的“病猕猴”,苏东坡无纸写字,自笑像
“长夜空咬啮”的“饥鼠”,又说自己行动迟滞,好像雨滑泥深,连鞭子也赶不动的“老
牛”,此种比喻,则不甚可爱,惟大都出于游戏,不必深论。又有许多作家或则轻癯以鹤,
或则闲散如鸥,或凄凉似吊月之寒蛩,或失群如天边之孤雁,各随所爱,取以自名,现亦无
庸缕举。生为现代文人,究竟应该做以那一类动物自拟的作家呢?做惯常发出厌世绝望呼声
如怒吼饥鹰的卡莱尔吗?做实行斯多噶主义,忍苦至死如老狼的诗人惠宜吗?做反因病态以
成其美如含珠之贝的颓废耽美文艺家吗?做如叔本华所说,一受世途伤害便永远钻入黑洞野
兽般的近代孤独诗人吗?我理想的作家都不该这样,我的理想作家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所说
的旧时代已没落,新时代将莅临之际的那只神鹫。

    一世纪以来,杂糅的学说大都是偏于破坏性的。破坏本来不坏,陈旧腐败的社会,正要
这样扫荡一番,才有新生的机运。可是有许多人因失去了原有的安身立命的境地,投入茫无
边际的旷野,便弄得心慌意乱,手脚无措了。有的回到旧窝,躲在断壁颓垣之下,追寻旧日
的好梦;有的摸索前进,但找不到正确路线,终于误入岐途;有的竟就道旁坐下,一任时代
的狂风暴雨不断袭来。苟安旦夕,终于饥寒而死。但也有一批人,他们有勇气,有胆量,更
有准确的眼光,他们知道旧世界不可久留,应该另觅更美好的迦南福地。他们扬起了大纛,
奏起了雄壮的冲锋号,率领同伴,冲出了雾障,趋向光明,截断了众流,直航大海,锦天绣
地的新环境在前面张开双臂,欢迎着他们,等待他们去开拓,去建设,实现一个比彩虹还灿
烂,较旭日更光辉的人间仙国!

    这岂不像弥尔顿所说的那匹神鹫吗?鹫鸟经过了绵长的严冬,旧的羽毛脱落了,换上了
一身新的。它身体里充满了活力,双眼炯炯发光,翘首望着那前面的蔚蓝万里,正待展开两
翼,试作浩荡的长征。看!它盘旋,盘旋,青天在上,碧海在下!看!它飞扬,飞扬,投入
无穷的无穷,永恒的永恒!选自《读与写》


胡适的《尝试集》

    我在新诗的明义开宗第一篇写胡适的《尝试集》,一则他是新诗国度里探险的第一人,
二则《尝试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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