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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苏雪林·文论集-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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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不突兀离奇,远于情理之至。

    郁达夫的《沉沦》中主人公的种种堕落,尚略有少时环境不良,和到日本后患忧郁病的
背景,其他的小说则不如此了。像《她是一个弱女子》,描写之拙劣,句法之生硬,布局之
不自然,尚可置而不论,最可笑的是书中女主角之汲汲于性的满足,不惟没有心理的过程,
更不合病理学的原理。作者把一群男女,勉强凑在一处,演了几出毫无剧情的戏,然后把他
们一个个赶上预定“目的”的路上去,简直像搬演傀儡,哪里是在做小说?有一年他发表
《迟桂花》,自负为一年来杰作,大意是写他和朋友翁则生妹子发生了一段纯洁爱情故事。
什么发乎情,止乎礼,自己老着脸皮,胡扯一通,一般读者也为他捧场,说郁达夫作风改变
了,他已能以纯朴的文字,来表达正确的意念了。不过,我要问一个乡村长大,仅识之无的
中等阶级的少年寡妇,是否肯单独地陪伴一个男子去游山?游山的时候,是否能在最短时期
里与男子恋爱?这都极成问题。若有相当的心理学上的根据,原无不可,但《迟桂花》虽有
二万余言,对于这不近情理的行为,却没有半句解释。

    贫穷、失业、潦倒、牢骚、厌世、疾病,是郁氏小说构成的重心。这几端若表现得巧
妙,未尝不可博人同情。可惜作者都把它们写成矛盾了。他所写性苦闷,是生理上有异态的
他自己个人的,不是一般青年的,上文已有叙说。《沉沦》里男主角为了不能遏制情欲,自
加戕贼,至于元气消沉,神经衰弱,结果投海自杀。自杀前泣言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
是你害我!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我们实不知道那堕落
青年的自杀,到底受了祖国什么害?他这样自杀与中国的不富不强,有什么关系?作者必自
以为以爱国思想作结,给了全书一个警策的有力的结局。而不知爱国思想和这样自杀,放在
一处,实为极度的滑稽与不和谐。

    他写自身受经济的压迫的情形,尤其可笑,一面口口声声的叫穷;一面又记自己到某酒
楼喝酒、某饭馆吃饭、某家打麻雀牌、某妓寮过夜、看电影、听戏,出门一步必坐汽车(上
海普通以人力车代步,汽车惟极富人始乘),常常陪妓女到燕子窠抽鸦片,终日过着花天酒
地的生活。一面记收入几百元的稿费,记某大学请他去当教授,某书局请他去当编辑;一面
怨恨社会压迫天才;一面刻划自己种种堕落颓废,下流荒淫的生活;一面却愤世嫉邪,以为
全世界都没有一个高尚纯洁的人。他作品本来没有力量,即说有点力量,被他这样自相乘
除,也就消失无余了。他叫喊得愈厉害,读者愈觉得这不过是小丑在台上跳来跳去扮丑脸罢
了,何尝能得到一丝一毫真实的感想?

    不过我所引以为怪的,居然还有一部分盲目批评家,替他捧场,称赞他善能表现现代青
年困于经济和情欲的苦闷。记得从前有一个装乞丐的伶人出声时,手上戴着钻石戒子,曾惹
起台下的鼓噪;画工画截发沽酒,而臂间御一金镯的陶侃的母亲,也引某神童的指摘,批评
家似乎连这点评判的常识都没有了。

    郁达夫善说大话,善发牢骚,有人以为是中国名士遗风。其实中国名士谈吐之蕴藉风
流,高华俊逸,郁氏固不及;即笑谑时之轻倩幽默,使受之者哭笑不得;或使酒骂座时,那
种满腹肮脏,目空一切的磊落可爱态度,又岂能在郁氏身上找出?他的说大话,毫无风致,
只觉粗鄙可憎;他的发牢骚,也不过是些可笑的孩子气和小家女人气。他何尝够得上名士的
资格,只不过是名士糟粕之糟粕而已。

    郁氏自宣告写作态度转变后,每以革命的作家自居。然而他的革命情绪也令人莫名其
妙。尽管他向读者介绍自己荒淫颓废的生活,却常鼓励读者去提刀杀贼(见《寒灰集》
序),鼓励读者去赴汤蹈火为人类争光明。这好像一个脸青似鬼,骨瘦如柴的烟客,一面懒
洋洋躺在铺上抽鸦片;一面却眯着眼,哑着声,喊道“革命!革命!你们大家努力呀!都上
前呀!”这不是一幕空前的滑稽戏么?某文人曾说:“现在的文艺已经走到力的文艺的一条
路了。我们的技巧也应该是力的技巧,处处要表现出力来……希望达夫今后创作在技巧方面
表现出伟大的力量……要震动!要咆哮!要颤抖!要热烈!要伟大的冲决一切,破坏一切,
表现出狂风暴雨时代精神与力量。”像郁达夫这种一生元气已被酒色斫尽的作家,我想这希
望终于是希望吧。

    郁氏文派曾有两个信徒:一个是王以仁,一个是叶鼎洛。王的《孤雁》收在文学研究会
丛书内,包含《孤雁》、《落魄》、《流浪》、《还乡》、《沉湎》、《殂落》,书信体小
说六篇,及《我的供状》代序一篇。他是文笔和行径都刻意模仿达夫,而模仿得非常之像的
一个。《孤雁》中有几篇写他失业后在上海杭州一带流浪,饥寒困顿,风尘潦倒的情形,比
郁氏作品还来得真切些。因为他还没有像郁氏那些矛盾的描写。作者不过是一个二十三岁中
学毕业的青年,他的作品虽经过商务印务馆严谨的校对,还保存几许别字错字,学问之有
限,可想而知。而《孤雁》一文置之郁氏集中,几可乱真,这又可见郁氏作品艺术的价值之
如何粗疏低劣了。叶鼎洛有《他乡人语》、《男友》、《未亡人》、《归家及其他》、《前
梦》、《双影》、《乌鸦》等集。他的作品也是感伤颓废一路,不惟艺术胜过王以仁,更远
胜郁达夫。是因为郁文笔粗拙,而叶则描写细腻;郁无结构,而叶则结构谨严;郁无意境,
而叶则意境幽窈,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现在引他对鸦片的赞颂一段来证明我的话:
凡是没有抽过大烟的人,当然只晓得它的坏处而不知道它的好处。就在我,起初也是这样。
可是在一两次知道了那大烟的功用之后,便知道这所以能够使一般人因此一蹶不振的道理来
了。我觉得,它的可爱之处,便是能够安慰人们的心,与有病的人以暂时的健康,与精神不
济的人以几个钟头的兴奋,与心神不宁的,以寂静的宁贴,与悲哀的人以恬淡的安逸,与失
望的人以平稳的心情。它的功用,不单是能够医治肉体上一切的微笑,也能够医治一切精神
上的病痛的。常常有许多人说,在酒里可以忘去一切的忧愁,我以为,在大烟里面得到比酒
还大的帮助。我想,在这世界上除掉爱人之可爱,就可算大烟可爱了。人们在爱情里可以忘
记他的痛苦,然而如果得不到爱人的爱情的,或者反而在爱情中得到痛苦的,只好钻到大烟
的国土里去了。所以在某一个地方,有些人把大烟称之为“黑美人”的,那的确是一个确当
的名字。

    这段描写以新文学眼光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他能够掷笔空中,回旋绕缭,做出许
多姿态,便为郁氏之所难能了。郁氏的笔每每偃蹇纸上,站立不起。即遇着感情激动时,读
者以为他必有一篇沉痛热烈,气充词沛的议论要发表了,谁知他只“哟!哟!”发几声感叹
词便了事。说来说去,他的文字只是缺乏“气”和“力”。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巴金作品

    巴金是个身世很神秘的作家。他原名李芾甘,根据他的作品,我们勉强知他是四川一个
大家的子弟,家里似很有钱。他虽然生下地便被黄金般幸运包裹着,虽然可以在大观园式的
园亭里,享受公子哥儿的豪华尊贵生活,他却偏爱和一班轿夫仆人做朋友,因而知道了许多
下等社会的事,而对他们发生浓厚的同情(《家》及《将军》自序)。他有一个孟母般贤淑
的母亲,给了他一颗无所不爱的心,她还给了他沸腾的热血和同情的眼泪;她教他爱人、祝
福人,她这样地教育着他一直到死。然而他长大以后却来诅咒人(《光明》自序〉。他在悬
崖上建筑了他理想的楼台,一座很华丽的楼台,他打算整天坐在里面,然而暴风雨来了,这
是时代的暴风雨。这风是人底哭泣和呼号,这雨是人底热血和眼泪。在这暴风雨底打击之
下,他的楼台终于倒塌了。幸而他在楼台快倒塌的时候,跳了出去(《新生》自序)。这就
是巴金的自状,读者一定要明白了这些,才了解他整个的人格和他整个作品的思想。

    巴金的著作有《灭亡》、《海行》、《海底梦》、《电椅》、《光明》、《雾》、《复
仇》、《家》、《新生》、《春天里的秋天》、《死去的太阳》、《萌芽》、《沙丁》、
《雨》等等;后来又用“余一”的笔名发表《将军》等短篇小说,他是张资平、沈从文以
外,第三个多产的作家。“多产”两字,本来含有讥讽的成分,然而我们对于巴金,却只能
如实地说他多产而已,决不能还有别的意见了。他的作品据许多读者的分析有以下这几项特
色:

    第一,富于虚无主义的色彩,或者也可说安那其主义的色彩。“巴金”这笔名便采取安
那其主义(Anarchism)者巴枯宁(Bakunin)和克鲁泡克金(Kropo
tkin)两人名字中之一音合成的。安那其主义否认一切原理原则,否认一切政治的社会
的威权,而把众人置于平等的共产状态之下,相信这个主义的人自然容易倾向那思想绝对自
由的“虚无主义”。巴金的处女作《灭亡》,包含这种思想最为浓厚。《灭亡》的主人公杜
大心为了爱怜人类而转为憎恨人类;为了憎恨人类而至于采取了对群众复仇的举动。以俄国
虚无主义作家阿志巴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TheWorkingManShevyr
ev)相比,我们不觉得杜大心为同志张为群报仇,而单独地去行刺戒严司令,与工人绥惠
略夫否认了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而采取尼采超人学说,想以人类生命的主人自居,而跑
到戏院放枪乱杀人的举动相同吗?还有再与阿氏的“沙宁”(Sarine)相比,不觉得
杜大心之极端否认一切传统的思想习惯,与沙宁之鄙弃世俗道德,力振自我威权的精神相同
吗?许多批评家都说巴金笔下的革命家带着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和罗曼蒂克的情调,都指
此而言。

    第二,提倡憎恨的哲学。托尔斯泰、泰戈尔等宣传“爱的哲学”,中国新文学家受其影
响者,当以冰心为代表。巴金呢?这位作家思想很奇怪,他竟取了与“爱”相反的“憎”而
来鼓吹“憎的哲学”。这思想在“灭亡”中间表现最为清楚,李冷和他妹子静淑原是“爱的
哲学”的信徒,但杜大心则加以强烈的反对,他与李静淑的谈话:  你们这班诗人天天专
门讲什么爱呀,和平呀,自然的美丽呀,天天歌颂什么造物者的功德呀,其实这所谓爱,所
谓和平,所谓自然的美丽,都被你们几个人占据了去,至少在我,在那些被汽车碾死的人,
在那无数冻死饿死的人,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要诅咒人生。而你们呢,你们却拿
温柔的话来欺骗人,麻醉人。

    ……我已经叩遍了人生底的一扇扇的门,但每一扇门都涂满了无辜受害的鲜血。在这些
血迹未被洗去之前,谁也不配来赞美人生……李静淑说:“我想这血迹是应该用爱来洗掉
的,用了憎只能添上更多的血迹。”“爱?小姐!谁曾看见过爱来?”杜大心讥笑似的说:
“我们已被这样话麻醉得够了。如果爱是实在不虚的,那么世界怎么会成了这样子?人们说
爱说了若干年了!谁曾看见爱来?我不,我要叫人们相恨,惟其如此,他们才不会被骗、被
害、被杀。就因为有你们在拿爱字来粉饰世界,所以这世界还会继续下去!在我是不能忍受
下去了!我不要再听那爱字!”至于《爱与憎》一章,发挥这意思更觉淋漓痛快了。

    至少在这人掠人、人压迫人、人吃人、人骑人、人打人、人杀人的时候,我是不能爱谁
的,我也不能叫人们彼此相爱的。凡是曾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底苦痛上面的人都应该灭
亡的。我发誓,我拿整个心灵来发誓,那般人是应该灭亡的。至少应该在他们灭亡之后,人
们才能相爱,才配谈起爱来。在现在是不能够的。

    许多年代以来,就有人谈爱了,然而谁曾见着爱来?基督徒说耶稣为了宣传爱,宣传宽
恕,被钉死在十字架,然而中世纪教会杀戮异教徒,又是惟恐其不残酷。宣传爱的人吃起人
来更是何等凶残。难道我们还嫌被杀被吃的人尚不够柔驯吗?还要用爱来麻醉他们,要他们
亲自送到吃人者底口里吗?

    不,我是要叫那些正被吃,快被吃的人不要像羔羊一般地,送到敌人底的口里。就是
死,也要像狼一般地奋斗而死,总得把敌人咬几口的!只要能做到这一步,我自己底短促的
一生又算得什么!

    我们可以分明看出,巴金的憎恨还是由爱怜发出来的。他自己说:“无疑地在我底诅咒
中同时也闪耀着爱的火花,这爱与憎的矛盾,将永远是我的矛盾罢。我并不为自己辩解,我
们只看那一个宣传爱之福音,而且为爱人之故,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怎样地诅咒过
人:‘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现在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
们将要饥饿。你们现在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路加福音第六章二
四、二五节)将来在人间,也许这爱与憎的矛盾,会有消灭之一日,可是在现在我是要学那
一个历史上的伟人的样子来诅咒人了”(《光明》自序)。怪不得人说巴金反对托尔斯泰的
人道主义,其实他在热烈地唱着人道主义。我们将他的憎恨哲学,改为哀怜哲学,想也不要
紧。

    第三,作品题材富有世界性。巴金小说好采取异域故事,论者谓这种取材在当时文坛尚
为初次之出现。他的《复仇》以十四短篇组成,而其中十二篇的主人公皆为欧洲人物。《电
椅》、《海底梦》、《光明》中间《未寄的信》、《我的眼泪》也是如此。作品以异域人物
及背景为题材,本可以发生一种最可宝贵的异国情调,但也不容易讨好。泰纳尝谓文学含时
代、环境和种族三大要素,我以为环境、种族的关系,比时代还要重要。一个民族的历史及
文化结构至为复杂,非自幼沉酣浸酢其中者辄不能充分了解。赛珍珠自幼生长中国,又识中
文能读中国书籍,而其所著《大地》(TheGoodEarth)描写北方农村生活究不
如王统照《山雨》之真切动人,罗琛的《双炼》写中国革命党事,亦多隔膜。法国老虎总理
克莱孟梭(Clemenceau)以中国古代盲诗人张某(大概指张籍)为题材写其《膜
外风光》,在法国为传诵一时之佳构,中国人观之则竟莫名其妙。巴金在外国留学有年,写
外国事情当然不至于闹什么笑话,但小小疵病,亦不能免。好像《不幸的人》那篇贵族的父
母反对女儿麦林爱鞋匠的儿子,硬将女儿送入修道院为尼,就不合于法国习俗与宗教实况。
天主教的僧尼弃俗修道,完全出于自己之志愿,并须经过十年以上之预备时间,发三次大
愿,永不退悔,而后才得教会收录,父母哪能作得多少主呢?又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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