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爱与死-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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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鲁迅那里，奴才与奴隶是有着严格的区别的： 奴才是“万劫不复”的，而奴隶则潜在着反抗的可能，奴隶根性是可以改造的。在文化性格上，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的特征： 奴性。所谓奴性，即尼采所称的“奴隶道德”，是对于情境压力的遵从或依从。不逃避境遇，必须正视境遇，绝望于境遇。倘没有了绝望，改造也者，不过伟大的空话而已。
４绝望
鲁迅对现存的世界是绝望的。
绝望乃包括对人类现状的险恶性的全部接受，以及对其本来意义上的非人性的根本拒绝。它以固有的诚实和勇气，表明个体存在对于处境的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而与各式的失败主义无缘。
关于鲁迅的绝望与虚无的哲学，在《两地书》、《呐喊》、《彷徨》，尤其《野草》表现为多。他说：“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希望往往被他当成为非存在非实有的东西，是“自己手制的偶像”而被彻底打掉了，于是“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只能作“绝望的抗战”。
在《明天》中，单四嫂子祈愿做梦而竟无梦。《药》里的夏瑜，为了他人的生存而捐弃生存，结果鲜血被做成“血馒头”。《风波》描述革命后静如止水的生活，所谓风波，不过偶尔的一搅动，随即平复如故。阿Ｑ糊糊涂涂地造反不成，终于被拉去枪毙了；在连成一气的眼睛的包围中，他说的“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便成了极其辛酸的自我讥嘲。《孤独者》的连殳爱人，反而为人所共弃。《伤逝》寻找的是幸福，所得却是墓碑和无已的悔恨。《在酒楼上》写一种人生，也无非如蜂子或蝇子般地飞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上。鲁迅大抵是通过如此种种带有悖论性质的故事和语言，去表现人间的绝望和恐怖的。《影的告别》说道：“我不想跟随。”然而，独立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无论在天堂，地狱，还是将来的黄金世界。不是为黑暗所吞并，就是在光明中消失，结果纵使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也终至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冰谷里的“死火”，即陷于进退失据的两难处境： 走出冰谷就得烧完，留下又将冻灭。书页夹着的“腊叶”，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不管颜色如何斑斓，也都无从存留。《复仇》里四面都是敌意，一如《求乞者》四面都是灰土，《颓败线的颤动》四面都是荒野一样。他的作品，也写“血的游戏”，但更多的是写“无血的大戮”，写普遍存在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希望》说本想用希望的盾，抗拒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但是，当肉薄这暗夜时，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了。《墓碣文》阳面是：“……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阴面则是：“……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这是《狂人日记》的“吃人”之后的“吃自己”，这种吃法，是比“吃别人”和“别人吃”更为残酷的。境遇具有强度渗透性，无内无外，无始无终，所以，结尾有一句偈语云：“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存在即绝望，绝望仍存在。在这里，绝望就是存在的勇气，是对于自我肯定的力量的体验，是相对于“奴隶道德”的“主人道德”。克尔凯郭尔把绝望分为两种，一是因不愿做他自己而绝望；二是因要做他自己而绝望。鲁迅的绝望，明显是“愿做自己的绝望”。这是一种特别的绝望。所以，克尔凯郭尔才说，“只有达到绝望的恐惧，才会发展人的最高力量”；雅斯贝斯才说：“谁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手里了”；连阿道尔诺也说，“除了绝望能拯救我们外就毫无希望了”。
在揭示人的存在的有限性、虚无性、荒诞性方面，许多存在哲学家有着十分天才的表述，如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卡夫卡、海德格尔、加缪、萨特等人的著作。在他们中间，体验失败的方式很不相同，或者表示忍从，或者表示无奈，或者到上帝那里寻找抚慰，或者敌视愚众而一味高蹈，自然也有从观念到实践坚持作不懈的斗争者。情况表明，绝大多数的智者都在绝望面前裹足不前了。绝望是整个人格的一种表现。人要成为坚强不是容易的事情，谁也无法超出自身的存在。
存在主义者的终点，却成了鲁迅的起点。他有一个寓言剧《过客》，通过对白，集中表达了对于绝望与虚无的富于个人特色的选择。
剧中，过客如此描述所处的境遇：“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于是拒绝，弃去，寻找出路，可是前去的地方竟是坟——真是无可逃于天地之间！存在注定是作一个“过客”，既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只能不息地艰难地走在“似路非路”的路上。
路，是哲学家鲁迅经常使用的几个重要的意象—概念之一。
卡夫卡只有天堂，没有道路；鲁迅则只有道路，没有天堂。卡夫卡说：“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而已”；鲁迅则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可以代表根源，方向，界限，但更多的文本是用来象征过程的，内涵了环境与行为的现实性。既然走成了过客的惟一选择，路便从此缠绕他终生，一如缠绕拉奥孔的大毒蛇。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所写的被罚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的境遇与此颇为相似。西西弗斯尚有下坡时候的松弛，而过客走在没有坡度的布满瓦砾和荆棘的道路之上，是毫无间歇的余裕的。自然，没有间歇是自讨的苦，因为没有神的降罚，不像西西弗斯，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奥地利作家。生于布拉格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审判》、《城堡》、《美国》，短篇小说《变形记》、《在流放地》、《地洞》等。他的小说多描写社会的异化现象，人的孤独、焦虑、不安全感和挫败感，预示一种极权主义。作为鲁迅的同时代人，作品中那种阴冷的、恐怖的、带有神秘气息的表现主义，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及《野草》中一些篇章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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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存在：绝望的反抗（3）
老是有一块大石头压着他。石头是一种实存，而召唤过客前行的声音却是虚幻之物，其实是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就是说，他的走纯然出于“内心的自主”。何况，西西弗斯还有诸神的赞赏与片刻的欢愉，正如他的影子唐璜、演员和征服者一样；过客从记得的时候起，就只是一个人，承担着全部的重负。过客说：“我只得走。……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我不愿看见他们心底的眼泪，不要他们为我的悲哀！……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因此，我的血不够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哪里呢？可是我也不愿意喝无论谁的血。我只得喝些水，来补充我的血。一路上总有水，我倒也并不感到什么不足……”渴望苦难，奔赴苦难，原出于绝望的驱使，出于存在的沉思性焦虑，出于自赎的责任，如萨特在《词语》中所说的“深层的命令”。
在鲁迅的生命实践中，始终怀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履行一项道德行动的深沉的热情。他曾经以自嘲的语调说：“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本世纪初，当个性解放的波澜最先冲荡着历史的寂寞的河滩时，他便以父亲般的沉痛而有力的声音说道：“……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５憎： 爱的反射
责任源自对生命的热爱。可是，在生命抵达另一个生命的途中，却横亘着绝望的境遇；于是爱，当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处在某种不平衡状态，或是被破坏状态中了。也就是说，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个情势问题。只要我们说“爱”，就等于在说爱的变动，爱的受难，或是爱的拯救。爱，在这里根本不可能是抽象的，可简约的，永恒的观念存在，而是可感知的具体的道德事实。作为现实主义者的鲁迅，他不像其他作家那样津津于爱的说教；在他的哲学中，出现的多是爱的替身。而这替身，又恰恰是它的反面： 憎。
境遇论也是一种方法论。对于人类和个人生存境遇的认知，为鲁迅培养出一种特定的状态——怀疑精神，一种极端的思维——否定思维，从而形成人所不及的深刻的片面。鲁迅式的思维方式，颇类波普尔的“证伪法”，阿道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但却分明带有战斗艺术家的情感的风暴与波涛，使我们随着富于个人笔调的形象语言，一下子脱离固定的思想而深入漩涡的底部，然后又迅速跃起，被推至波峰的顶端。他特意翻译了被他称作“坚定而热烈”的日本批评家片上伸的《“否定”的文学》一文，其中说：“否定是力”；“较之温暾的肯定，否定是远有着深刻而强的力。”鲁迅的否定思维是破坏性的，反妥协的，因而在爱，美，进步的面前也决不停止批判。他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说，文章如果毫无偏颇，面面俱到，就成了“最无聊的东西”了，可以使自己变成无价值的。
早在留日时期，鲁迅曾经有过乌托邦式的“人国”的设想。关于人的定义，却一直缺乏正面的论述；即使有个别片段，也是“致人性于全”，“真的人”，“完全的人”之类，难免陷于空洞，正如过客所追随的声音，那是听不分明的。人的存在的这一本源性虚无，海德格尔称作“被抛状态”，萨特称“偶然性”，加缪则直呼为“荒诞”。人的本真的存在，只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是，鲁迅并不习惯虚玄的猜想；对他来说，直接否定现实中的种种非人性现象，便成了通往本真的人的惟一可靠的途径。如批判“合群的自大”，就是强调人的个体性；批判他人导向的“来了”，就是强调人的自主性；批判流言家、吃教者、做戏的虚无党的伪善与阴险，即在于发掘人的真诚，所需的信仰与操守；批判暴君及其臣民的强暴，还有看客的冷漠，实际上都是在呼唤爱与同情，如此等等。存在哲学家说： 要成为你“所是”的人；鲁迅则说： 不要成为你“所否”的人。“是”是未来的，不可知的，“否”才是现存的，确然的，可把握的。如果说，爱是“是”的守望者，那么憎恨便是“否”的引渡者和撞门人。
憎，无疑是对于境遇的绝望的产物。人类学家舍勒认为，爱不是一种反应行为，而是一种人格的自我行为，是一种面对情感变换或相反的状态而始终不变的放射。其实憎，也不仅仅是一种反应行为，它以变异的形式显示人格固有的力量，是爱的必然的“反射”。鲁迅指出：“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而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明显地，憎和爱都是“生物学的真理”。但是，由于他更执著于人的存在的困境，所以在他那里，爱往往是存而不论的。他多次表示说：“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在他的作品中，在许多这样类似顽童和泼皮口气的话，如：“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到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在说到印刷《坟》的缘由时，说：“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又说，“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有趣的是，“厌恶”和“苍蝇”的字眼，都是萨特著作的名目。他的遗嘱《死》，更是通篇燃烧着神圣的愤火的文字，其中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敌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 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如。”他总是把憎置于首位，这是基于非常的人类情境的确认，是爱的憎。由于他所体验到的“恶”都来自上流社会，连同自己，一样置身其中，所以无论如何的憎，杀，都与所爱无关。所爱在童年，月光，土地，在底层的人们，那是他永远无法回归的“故园”，是人间的别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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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存在：绝望的反抗（4）
黑格尔在提出“生命”的概念的时候，主张用“爱”来统一有限与无限，自我与世界，实现人类的相互承认。但是，同时又觉得爱在相互承认与自我实现过程中的无能为力。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确指出，黑格尔的“爱”是一种背叛。他在《作家日记》中写道：“我肯定，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完全无力帮助受苦受难的人类或给他们带来任何裨益，而同时又完全确信人类在受苦受难时，这将使我们心目中对人类之爱变成对人类的仇恨。”鲁迅称他为“恶毒的天才”，虽然高度称许他描写的逼真与思想的深刻，却以其中的冷酷而使阅读几至于无法终卷。阿尔志跋绥夫笔下的绥惠略夫，敌视托尔斯泰的“善”，是一个绝望而充满恶性的破坏者。鲁迅称他“确乎显出尼采式的强者的色彩来。”何谓“尼采式的强者”？尼采宣称“爱的基础是两性间的不共戴天的怨恨”，认为对人们所作的“善良”、“仁慈”、“合群”等要求，“等于剥夺人类最伟大的性格”，“是颓废的结果，是柔弱的象征，是不适于一种高扬而肯定的生命的”。在尼采这里，强者的生命的高扬，显然是以对弱小的征服为前提的。而弱者，恰恰是鲁迅的关怀所在。所以，对于尼采思想，鲁迅在爱人的方面作了更多的保留，表现了憎与爱的内在的紧张。他曾经表白说，经过“聚而歼旃”的清党运动，加以被“挤”着读了一批社科类书籍，自行纠正了先前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1809年结束剑桥大学的学习生活，出国旅行。通过演说、写作不断干预现实政治。在意大利，参加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后运动失败，随即投入希腊解放运动，被授予总司令的称号。1824年4月，突然患病逝世。是日，被希腊独立战士宣布为“国哀日”。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极力宣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恶魔）精神。在列举的多位摩罗诗人中，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