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爱与死-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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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创造，也是鲁迅小说的一个显著的特征。《狂人日记》、《明天》、《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都是极富诗意的。他利用诗意的情感性、氛围性、象征性和多义性，创造他的小说美学。比较一般的作家，他多出一个潜意识世界，梦的世界。他耽于其中，因此，他的作品，既有官能的纯粹性，被折磨的肉体气息，又有玄学的神秘幽深；内部世界与外部表现之差，在这里被诗意给消融了。从美学风格来说，本土遗产中只有李贺的病态的想象约略相似，明显的，他是从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以及迦尔洵那里获取了更多的资源。伍尔芙在比较俄英两国文学时指出，俄国人对灵魂和内心有着深刻的理解，说：“我们从所有俄国大作家身上都可以看到圣洁品质的特征。正是他们这种圣洁的品德，使我们为自己的没有灵魂的天真品质而感到羞愧，并且使我们如此赫赫闻名的小说家们变得虚饰和欺骗。”同时又指出：“深深的忧伤，是俄国人的典型特征，正是这个特征创造了他们的文学。”鲁迅的小说是有灵魂的小说，他的忧愤极为深广。因此中国古典小说中的那类因果报应，道德说教，道教的出世哲学，
鲁迅一生共写了八百多篇杂文，这是最后一篇文章——《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儒教的英雄主义，还有名士气和市民气的混合物，“大团圆”等等，完全与这个异类作家无缘。若论知识谱系，他是与俄国作家更亲近的。
然而，鲁迅毕竟是一个属于现代中国的作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偶像破坏者，他可以毁弃传统的一切，却固执地保留了由它孕育的苦难，身为奴隶的屈辱的永久性见证。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福克纳的小说里有“古老的声音”那样，在鲁迅的小说中，同样鸣响着这样一个声音，世世代代从未中断的深沉的声音，东方大陆的声音。
杂文： 讽刺家的轻武器
杂文的写作，对中国现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身份性标志。
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同时进行小说、新诗和随感录等多方面的写作，但是很快地就告别了新诗，随后也告别了小说，惟是集中地写他的杂文。斗争的紧迫，心情的芜杂，已经不容他耽留在记忆和寂寞里了，因此，放弃创作而抓住一种便利于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杂文样式，对于一个启蒙战士来说，实在是最自然不过的事。然而，反对他的人据此讥评他为“杂感家”，喜欢他的人也无不以他的中断创作为憾。无论在哪一面，都一样忽略乃至抹杀了鲁迅杂文的真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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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3）
的确，杂文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正如鲁迅指出的，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文体。所谓“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文论家刘勰便把１６种文体划归杂文范畴，并且把它们都看作是“文章之支派”，“暇豫之末造”。在鲁迅那里，杂文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相当于“杂著”，鲁迅说他编书时，“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就成了‘杂’”。狭义是文体的用法，准确一点说，是应当叫作“杂感”或“短评”的。鲁迅说：“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这里包括了三个要素： 一是批评性，二是轻便性，三是随意性。作为一种文体，杂文因鲁迅的实验性的运用而变得更纯熟、更完整、更丰富，既富含思想又饶具艺术的意味，从而带上范式的意义。
中国现代杂文史是同鲁迅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许许多多用于批评的、驳难的、讽刺的文字，常常被称为“鲁迅风”。事实上，鲁迅的杂文是无法仿制的，它明显地带有个人天才创造的特征。
不问而知，鲁迅杂文的首要特点是它的批判性、思想主动性、直接性。他对杂文的要求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这种对社会上的日常事变的敏感，来自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而这一根本立场不可能属于单一组织或团体的，而是人类的、社会的、民间的，但又是全然立足于个人的。惟其是个人的批判立场，才能始终保持一种独立性，并藉此与强权者相对抗。瞿秋白说鲁迅的杂感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但是必须看到，鲁迅的战斗是个人性的，他的杂文不仅仅表现为观念和理论上的斗争，而且有着灵魂的搏战，因此获得一种自觉的“荒凉和粗糙”，那为他所不惧惮也不想遮盖的“风沙中的瘢痕”。
其次是互文性。鲁迅杂文的材料来源十分丰富，从神话传说，文史知识，社会新闻，个人琐事，直至身体语言，由“面子”、头发、胡须、牙齿而腰臀、膝盖、小脚，简直无所不包。我们说鲁迅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却并非是那类罗列知识的博学家；所以这些知识材料，在他那里都因战斗的调遣而作着十分机敏的处理。文本性、副文本性、超文本性，材料的交互作用，在鲁迅杂文中蔚为奇观，形成一个庞大而幻变的互动系统。我们注意到，鲁迅视“正史”为伪史而常常使用野史、笔记的材料；还应当看到，他充分利用了现代传媒相对发达的条件，即利用新闻和杂闻的材料进行写作。尤其杂闻，那种无法分类、不合规则、没有条理、荒诞离奇竟或平淡无奇的事件，是鲁迅所重视的。当他一旦从某个边缘地带和反常状态中发现了它们，便迅即发掘那里的触及人类深层状态的隐匿的潜力，揭示控制人类生存的公开或神秘的法则，总之力求突出其否定的本质。同野史、笔记的“反历史”（conterhistory）的使用一样，鲁迅对于新闻和杂闻的使用，将驳杂的材料在秩序的颠覆与重建中交织到一起，目的则在于反现实。
瞿秋白说鲁迅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所谓“文艺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形象化概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评述，鲁迅常常使用两个手法： 一是形象化，一是类型化。譬如说中国社会是“铁屋子”，漆黑的“大染缸”，说中国文明是“人肉的筵宴”，说权力者的精神毒害为细腰蜂式的“毒螫”，武力讨伐为“血的游戏”，专制统治的原则是“动物主义”；又称“吃英雄饭”的老英雄为“吃教”，称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有“创造脸”，是“才子加流氓”，他们对革命和文学的态度是“脚踏两只船”；称周扬等“拉大旗作为虎皮”，“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杂文中的许多概括性的说明，都运用了比喻，由此及彼，以使意义豁显；但也惯常地把本质性的特征直接抽取出来，划分类型或制造典型，单刀直入，十分精警。对于中国历史，他只须拿两句话来概括，便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这样的例子很不少。鲁迅说“砭锢弊常取类型”，又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其中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化手段，就是瞿秋白发现的，他在“私人论战”中使重要的论敌的名字变作了代表性符号，如章士钊、陈西滢、“四条汉子”等等，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所谓“知人论世”，鲁迅的杂文所以具有如此高度的概括力，显然同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的深入认识有关，尤其在中国人的精神方面。所以，他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偏激性，也是鲁迅杂文的一大特点。他自白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还特意提出“偏激”与“中庸主义”相对论列。著名的例子是《青年必读书》的答卷：“我以为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典型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为此，同“痛打落水狗”一类结论一样，招来不少谤议。其实，偏颇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并非处于公平和公正的初始状态，因此他必须向弱势者，反叛者或改革者倾斜。当群众因愚庸或卑怯而固守弱者的地位，甚至漠视乃至反对为他们的利益而牺牲的人时，是特别为他所嫉恨的。他在《即小见大》中说：“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像《战士和苍蝇》、《别一个窃火者》、《拿破仑与隋那》等前后许多文字，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战士的孤愤。
鲁迅杂文中备受注目的特点，恐怕莫如讽刺了。论战的文字自不必说，就算文化随笔，也不同于蒙田，论说人生也不同于培根，他缺少西哲的那份安静超脱，那份形而上，在自由言说中仍然迫不及待、随处闪耀讽刺的机锋。鲁迅的讽刺不乏直接的攻击，可以寸铁杀人，但是也有许多讽刺在隐蔽处闪现，尤其当他身处严密的书报审查制度之下，如他所说，“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这类讽刺，在鲁迅那里常用于三种情况： 一是好用反语，私人论战中应用尤广，或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反话正说，正话反说，完全的“推背图”式。二是隐喻，这是“钻网”的最好的法子。三是与此相关的影射。小说中的形象如《奔月》的逢蒙、《理水》的文化山上的众学者，都能让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他们的原型；杂文也如此，《阿金》所以被禁止发表，鲁迅听说过，这同当局猜想影射第一夫人宋美龄有关。还有一种放大的影射，即是借古讽今，利用千百年专制历史的前后时段的相似性，顺利进入现实禁区。如说秦史、魏晋史和明清史，在鲁迅杂文中是比较突出的。讽刺这一手法，使鲁迅的杂文特别地富于生气，大大驱除了小说般的幽黯，而处处充溢着短促而明亮的笑声。托马斯·曼说，讽刺的笑声，正是“人文主义铁匠店里铸造出来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冯雪峰说鲁迅的杂文是诗和政论的结合，指出了诗意作为一个基本元素的存在，构成为其他杂文家的作品所稀缺的品质。事实上，鲁迅杂文中的诗意表现不只限于政论，还有史论，以致对哲学文化内容的渗透。在杂文中出现的诗有两种： 一种是语言形式上的，如《圣武》、《夏三虫》、《小杂感》、《无花的蔷薇之二》、《火》、《夜颂》、《半夏小集》等，凝炼、睿智，直接的启示或充满暗示。尼采的影响随处可见，直至最后说的“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仍然是尼采式的。还有一种表现是环绕涌流于字行中间的，那是作者的天生仁爱的外化，以非战斗的内涵契合于战斗，是一种人性化氛围，一种温和的气息，一种柔情，对整体的文字结构而言，造就一种内在的刚柔兼济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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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4）
以上种种特征，是通过富于个人笔调的语言组织起来的。自然，无论何种文体，都需要某种特殊的叙述语调，但是对杂文来说，似乎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没有像小说的情节，诗的分行，或戏剧的对白一般可以作为文体的显著的外部标志，惟靠笔调把自身同其他言论性文字区别开来。鲁迅把自己的杂文同创作分开，可能是从艺术想象的角度出发；实际上，小说是虚构性写作，杂文则是非虚构性写作，应当一样划归文学创作的。笔调是文学性的最基本的，也是最个人化、风格化的表现。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的笔调是独异的，文白夹杂，庄谐并用，这在杂文中尤其突出。由于进攻性的需要，又因为心性孤傲，视群敌为无物，所以锋利，明快，洗练，激越而又从容，有清峻通脱的一面；但是，由于文化环境的险恶，执拗地反抗屈从而不得不作深沉的韧性的战斗，所以文风也有很平实沉着的方面。加以天性多疑善怒，行文不免常常流露质疑和抗议的语气，频频使用诸如“然而”、“却”、“究竟”一类连接词，形成鲁迅时常自称的“吞吞吐吐”、“弯弯曲曲”的风格。
鲁迅的杂文，不但具有巨大的思想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审美价值。对于后者，郁达夫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笔之简洁，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显然，对于鲁迅的杂文的评价，是并不在小说之下的。
至于同样为郁达夫所说的，杂文中“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的史的意义，就更不消说了。
评论： 理性的锋芒
文章界域，本来是极可弛张的。鲁迅发表的文字，除了小说，我们几乎都把它们归入杂文一类。对于一个思想战士来说，这种归纳，本来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从读者方面考虑，分类细一些，当更便于理解和掌握。在信中，鲁迅把《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分别称作“短评”和“杂论”，可见在他那里是可以细分的，而且“评”与“论”明显有别。相对于杂感，他还多次说到他有一本评论集，这意义好像并不曾引起大家的注意。其实，评论在他的文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本人就说到，《二心集》是“最锋利”的。
为了改造国民性，鲁迅认为，必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和“启发明白的理性”。从文体论，最富于理性色彩的，便是评论，鲁迅的评论，从大的格局上说，可分前后两部分。前期以论为主，重在自由平等观念的阐发；后期以评为主，重在文学和社会问题的剖析。在后期，鲁迅参加了几次重大的论争，这时的评论，不只是现象的评论，而且是评论的评论；也就是说，他已经把社会改造的基本理念转移到针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斗争实践上来了。的确，他是一个游击战专家，如果说，杂文体现了他的灵活多变的游击风格的话，那么评论则是从正面发动的进攻，庄严，平正，率直，推进式，以集中而强大的火力形成一种摧毁性打击。
早在留日时期，鲁迅同时沿着两条平行的路线开展他的文学活动： 一是搞翻译，再就是做评论： 《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都是启蒙的大题目。这些评论有三个要素： 一、 世界眼光；二、 历史经验；三、 危机感和责任感。五四时期的评论，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等，论教育，论道德，论妇女，论社会改革，一样是大题目。不同的是，此时的论文不再羁限于西方现代观念的介绍，而是以介绍过的观念对本土文化传统实行批判。当作者进入新的论述范围，尤其是卷入女师大风潮以及相随的各种现实中的斗争之后，评论明显地增加了一个要素，就是个人经验的介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是前后两个著名的例子。经验性可以激活思想观念中的东西，从而使读者产生一种在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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