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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一个人的爱与死-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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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战斗的需要,鲁迅虽然在文体上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但是在行文中,却也常常打破彼此在形式上的限界,同时使用最富于个人智慧和力量的手段。在评论中,习惯使用一些日常性材料,以支持他的论点,正如政治家
  潘恩将他的关于人权的政治小册子命名为“常识”一样,这样的常识,可能并不见于知识分子的词典,却是实实在在的常识,有一种真理的自明性;在论战中使用,则具有特别的杀伤力。比如在《“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中反驳梁实秋所谓的“普遍的人性”时,他这样写道:“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是常识,当然无可辩驳。此外,还有一大特点,便是比喻。其中有的带有总体的象征性,如说“无声的中国”,说“老调子已经唱完”等;“痛打落水狗”,“脚踏两只船”之类,取喻是为了突出事物或事象的典型性;更多的比喻乃出于论证过程的需要,目的以图像化代替逻辑推理。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中,当鲁迅说到“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时,便援用了原始部落和动物世界中的事例,说是猴子的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又说部落里的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同样使用了这个比喻,只是别有意义,
  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彻底批判了买办文人胡适、梁实秋等鼓吹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
  旨在证实思想自由对于颠覆一个专制政体的作用。在反驳“第三种人”时,有一个有名的比喻:“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自然,他的评论有许多精警之处,仍在于直话直说,短兵相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是这样。他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
  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表示坚决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又说:“抓到一面旗帜,就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是有害的。”完全以率直出之,由伦理而政治,造就一种质疑、抗辩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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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5)



  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鲁迅评论的灵魂。正是批判性使他的评论不同于学院派,或者官派。胡适和他的朋友曾经创办过《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等刊物,其实所载不是讨匪的檄文,便是媚官的策论,遗风是很古远的。倒是鲁迅这个从莽原和荒坟里走来的不挂任何好看的名目的人物,以他的野性文字,显示了评论这一文类的现代性与独立性。
  散文: 记忆断片
  我们说鲁迅的散文,习惯地指他自己称之为“回忆文”的《朝花夕拾》集子内的文章,其实还有不少收在杂文集里,明显地如一些悼文,此外,
  鲁迅所著散文集《朝花夕拾》。
  还有题作“夜记”者,或相类似的文字。目前所见的“夜记”有三篇,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是准备写十多篇,一并以《夜记》为名出版的。后来书没有出成,但他确曾把一批较为散漫的文字集中另存一处;说明在他那里,有一类文字同杂文是有所区别的。
  即使按照狭义的散文概念,这样的文字在鲁迅集中为数也颇不少,鲁迅的散文突出的是,所写全是关于“人事”的方面,表面看起来,题材显得相当狭窄。他始终远离自然,这却是的确的。即便文中夹杂写景的文字,也都是为了写所感,而与风月无关。例如《怎么写》所写的一段便如此: 
  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
  文字是漂亮极了的。就算这样的段落,作者也很悭吝,总是把笔端尽快地收束到人事中来。
  鲁迅散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我经验的表现。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在鲁迅散文中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个人回忆录,收入《朝花夕拾》里的文字,基本上是按照个人生命史的线索,有组织地进行叙述的。这类文字,使用的是直叙和白描手法,形象的再现非常生动。然而,在由个人贯穿起来的若干个小小的镜面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见民间的形象,迅速而又迟缓地变动着的时代的面影。像《无常》中的迎神赛会,《二十四孝图》和《五猖会》中的旧式儿童教育,《琐记》中的《天演论》出版前后的知识社会氛围,《范爱农》中的革命的降临与终结,都因为个人的介入而表现得特别真切。第二类是纪念和悼亡的文字。比较《朝花夕拾》,这类文字的重心明显地从自我转向他人,久居于作者心中的敬爱者与挚爱者。《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其中的名篇。鲁迅对人物的评价,并不限于道德文章本身;他总是不忘把他们置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从改革和进步的视角切入来看待各自的缺失或贡献,憎爱分明,且极有分寸感。这里仅以《忆刘半农君》的结尾为例,他写道:“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明澈,宛转,博大,深沉。这部分文字,最充分地体现了作为战士者鲁迅的健全的理性和丰富的情感,是他的散文中以大提琴演奏的最具抒情的华章。第三类既非个人回忆,也非回忆他人,但又与此种种相关,还夹杂了许多别样的材料,而统一于作者即时的感悟。作者题为“夜记”者,盖属于这个部分。所谓“夜记”,鲁迅在一篇文章的附记里说是“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的那种“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大约“夜记”是介于散文与杂感之间的一种特殊品类,不同于正宗的散文,是由于它的杂;而不同于一般的杂感,则又因为它多少与自我的经历相关。《怎么写》如此,《在钟楼上》如此,《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也如此,连后来的《阿金》、《我要骗人》、《这也是生活……》、《女吊》、《死》也无不如此。这里有记实,有时评;有生活,有哲学;有激愤,有幽默;有生之热情,又有对死的讥嘲。恰如一面大海,波谲云诡,吐纳万物而变幻莫测。这就是一个天才作家的创造力。
  鲁迅写作散文,大抵处在激战或大病过后,或者经过一场劫难之后的精神休整时期。因此,相对获得一种“痛定”的闲静,有了抒情的余裕。他的散文是特别富于抒情气质的。这种情感,比较杂文的战斗豪情,偏于绵长、凝重和深沉,显示了精神渊深的方面。在大体上完成小说创作之后,他的寂寞感,内心深处的某种倾诉的欲望,多借了散文和通信的形式流露出来。扩大一点说,其实通信也是散文。惟是在他作着平静的叙述时,却因时时翻动的记忆而恩仇交迸,于是在柔肠中乃见侠骨的暴突的锋棱。
  散文诗: 灵魂的战栗
  散文诗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体,既具有诗的美质,又不受格律的拘限,而能享受散文的散漫自由。在中国古代,《庄子》或《楚辞》的个别断片,魏晋南北朝的一些小赋,如《小园赋》、《枯树赋》之类,约略近之。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文体形式毕竟是从异域移植过来的。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产生,从发表的作品看,当始于1918年,基本上与新文学运动同步。一批诗人如刘半农、沈尹默、郭沫若等人都曾有过尝试性写作,却十分幼稚。鲁迅的《野草》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鲁迅自称是一个散文式的人,他写过几首新诗,确是不押韵的,可是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当他善感的心灵受到触动,或身在大苦闷中而意欲作诗的突围时,采用散文诗的形式是适宜的。在写作资源方面,无庸置疑的是,他接受过尼采和波特莱尔的影响,用他的话说,是摄取了“‘世纪末’的果汁”。尼采是旧轨道的破坏者,一生与“庸人”作战,著作多用箴言集成;波德莱尔写人间“罪恶的圣书”,没有尼采似的强者的力,而竟陷入颓唐。两人在鲁迅这里构成一种奇异的结合,他以一个东方人的巨大的创造力,吸纳了代表日神与酒神两种完全相悖的原质,使《野草》充满内在的张力,虽然篇幅有限,却显得更博大,更深遂,更富于瑰奇的色彩。
  鲁迅从来视生命为第一义,重视无数个体生命的保存、充实和发展。他的小说和杂文,就是面对生命遭到压迫和残害所作的抗议性言说。《野草》同样表现出对生命的极度关注,不同的是更多地从客体返回主体,是作者对于生命的一个自我眷顾与反思。他明白地把世界分为“身外”和“身内”两部分,个体生命于是成了黑暗的承担者,或竟至于黑暗本身。《野草》有两组词: 人与兽,友与仇,爱与不爱,生与死,形与影,梦与醒,过去与未来,等等。它们不可分割地共同构成为一种关系,一种境遇,一种选择,概括起来就是: 绝望与反抗。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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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6)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多次为鲁迅所称引,不妨看作是《野草》全书的大纲,倘置换为鲁迅自己的说法,则是: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毫不讳言在他看来乃是实有的黑暗与虚无,却又认为,不是没有可能从反抗中得救。希望在这里被悬置起来了,反抗成了惟一可把握的现实。反抗若从外部看,或许是快意的,如《这样的战士》,有一种热情昂扬的调子。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挣扎,带着时间的重负和精神的创伤,如著名的《过客》,它有着加缪的《西西绪斯神话》一般的意涵,却显得更加悲壮。如《复仇》,如《颓败线的颤动》,如《死后》,在报复中一样有着内心撕裂的痛楚。当作者专注于自我解剖时,那敞开的深渊般的黑暗,无疑地更为惊心动魄。《影的告别》、《求乞者》、《墓碣文》等篇的文字占去全书大半,鲁迅虽谦称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却大可以移用雨果形容波特莱尔的话来说:“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栗”。在作绝望的抗战中,斗争的双方并非是一个战胜另一个,而是永远的缠斗不休。存在者要自由的生存,就不可能逃避斗争,一如不能逃避黑暗。鲁迅一面揭示生存的荒诞与生命的幽黯,一面依然抱着充沛的人文主义激情,这是他高出许多存在主义者的地方。他说,他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面。这是一个自称为“奴隶”者的哲学,与一般的自由哲学家的哲学是很不一样的。
  哲理性,即思与诗的结合,是《野草》的一大特点。它通过大量的象征,画面切割,即时场景的设置去表现,也有直接诉诸于一种箴言式的话语的。而象征,又往往经由梦境的创造进行。《野草》23篇中有9篇写到梦境,好梦如《好的故事》,恶梦如《墓碣文》,作者一面沉浸其中,一面又力求摆脱。我们都生活在弗洛伊德说的露出海面的冰山之上,作者则经常潜入海底,明显地比我们多出一个世界,多出另一层冲突。读者可以在梦幻中思考它精确而又众多的歧义,摸索它同现实的对应性联系,探测作者的灵魂的深度。
  《野草》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色。激越、明快、泼刺、温润,它都具有;但是更多的是深沉悲抑,迂回曲折,神秘幽深。作者表现的主要是一种悲剧性情绪,它源自生命深处,许多奇幻的想象,其实都是由此派生而来,因此,最富含热情的语言也都留有寒冷的气息,恰如冰的火,火的冰。《死火》中描写死火:“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纤结如珊瑚网。”《野草》的语言,正是那青白背景上的无数张开而又纠结在一起的红艳的珊瑚枝。
  作为一部灵魂书,《野草》开辟的境界,在中国的精神史和文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置于同时产生的如艾略特的《荒原》等西方现代文学经典之列,一样卓然不凡。
  诗: 旧瓶装新酒
  作为诗人,鲁迅新诗旧诗都做过。从当时寥落的诗坛来看,鲁迅的新诗是有着自己的创造的,朱自清对此有过公允的总结。可是,除了后来几首讽刺诗以外,他不再写作新诗。因此,说到鲁迅的诗,实际上说的还是他的旧体诗。
  鲁迅的旧诗写作有两种情形: 一是有不能已于言者,非言说不可,如集中的悼亡诗。二是应友人索墨而作,用他的话说是“偶尔玩玩而已”。比起小说杂文,写诗于他不过余事。他说他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开始时,并不曾起意编入集中,这是的确的。然而,就在这样的诗作当中,仍然可以随处看到他作为一名思想战士的丰神。
  鲁迅的旧诗,首次由友人杨霁云编入《集外集》内。集子送审时,文章被抽掉而保留了旧诗,鲁迅写信给编者说:“《集外集》止抽去十篇,诚为‘天恩高厚’,但旧诗如此明白,却一首也不删,则终不免‘呆鸟’之讥。”所谓“明白”,就是指诗中的讥评时政的内容。如集内的《送O。E。君携兰归国》、《无题·大野多钩棘》、《湘灵歌》、《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二十二年元旦》、《悼丁君》等,对于政府的专制高压,剪除异己,荼毒生灵,践踏文坛,抗议是明白的。后来收入《集外集拾遗》的,还有《赠邬其山》、《无题二首·大江日夜向东流》、《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赠画师》等,暴露自“清党”开始的系列血腥镇压的事实,直指南京政府,态度可谓激烈。其余诸篇亦系感时忧世之作,总之是明明白白表示不满的。
  这些诗作由于有感而发,并非为了发表,所以,能够在一种自然状态中体现其固有的美学品格。鲁迅在文化观念上无疑是一个全面反传统的人,但是在审美方面,却是传统文化的优秀的继承者。他喜欢汉代石刻,明代版画,写文章喜欢夹带一些古字而不肯随俗,因为喜欢骈体文以致在文中也用了许多对偶句子,连书名也做出对子来,像《呐喊》对《彷徨》,《三闲集》对《二心集》,《伪自由书》对《准风月谈》之类。写旧诗大概也可以算得是他的一种不忍抛舍的积习罢,不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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