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爱与死-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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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集》，《伪自由书》对《准风月谈》之类。写旧诗大概也可以算得是他的一种不忍抛舍的积习罢，不过，以律绝短小的篇幅，抒一时的愤懑，除了内在生命的必需之外，论文字的经济，实在是一件合算的事。
旧诗作为一种文体，早已获得它绝对的完成性。鲁迅说诗至唐代已经做完，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既利用这种旧形式，又将如何翻得出如来的掌心？
一是内容的突破。五四以后，许多新文学家“勒马回缰作旧诗”，都没有像鲁迅这样集中于政治的。他喜爱的诗人屈原和杜甫，写的都是政治诗，但是，所谓“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所谓“致君尧舜上”，都无非在忠君的范围内打转，“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鲁迅的旧诗，“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是自千年以降从未有过的一种“摩罗”精神。二是风格的多样统一。鲁迅在旧诗形式中采用近体，近体在唐代萌孽出来便随即成熟，特点是不长于叙事而善于抒情。其中杜甫和李商隐是诗路不同的两位作家，后代无人可以逾越。鲁迅的《哀范君三章》、《无题·大野多钩棘》、《亥年残秋偶作》，苍凉沉郁，是典型的老杜风，又《送O。E。携兰归国》、《偶成》、《悼丁君》、《秋夜有感》，清丽绵密，则明显是小李风格。二者兼而有之的颇不少，还有别具风格者，澹荡如《送增田涉君归国》、诙谐如《自嘲》、放纵如《悼杨铨》，都是随意剪裁。至于“怒向刀丛觅小诗”，“但见奔星劲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一类，则无论如何是鲁迅所独有的了。
在古诗源中，鲁迅多取典于《离骚》，返顾高丘，哀其无女，是不同时代的清醒者的傲岸，悲愤与寂寞。屈原的“芳草美人”的象征手法，是他所常用的。李贺被认为是屈原的传人，也是他喜欢的诗人，周作人甚至怀疑他爱读安特莱夫也与李贺有关。在李贺身上，他吸取的是近于唯美主义的怪异的想象色彩。集中的《湘灵歌》，便是最突出的李贺式作品。但是，他更多地是把屈原的骚体和李贺的古歌行中的美学元素融入近体中来，使之更富含古典的意味。许寿裳对他的旧诗有很高的评价，说是作诗“虽不过是他的余事，偶尔为之，可是意境和音节，无不讲究，工夫深厚，自成风格。”即便在思想内容方面要求很现代，他也不愿意作美学的牺牲；且看他虽然有个别谐谑的诗章，在总体风格上，也仍然保持着一种严整的、蓄势的、暗示的姿式，而不像后来的散宜生诗一味的“打油”到底。
新文学家作旧诗，往往不是沾带了过多的名士气，即一味的“旧”，便是不惜稀释为大白话，做“大众的新帮闲”，美其名曰“革新”。鲁迅说过：“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许多新人的旧诗，其实大抵是用了旧瓶装的旧酒，许多看起来新，其实仍然是旧。惟鲁迅用旧瓶装了最新的酒，且是“家酿”；且细心拭擦旧瓶，使之焕发昔日的永在的光辉，一如济慈《希腊古瓮颂》里所颂赞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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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7）
序跋： 书边的事实与精神
古来序跋是一种文体，现代的理论家则把它们划归散文的范围。虽然，它们能像其他散文一样写人状物，叙事抒情，但毕竟与书人书事有关。
在鲁迅全集中，序跋的篇目颇不少。其中除了为自己的著作，
鲁迅为友人作的最后一篇序文《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以及亲自编校的古籍和译作做的说明之外，还包括评骘的文字。古籍的序跋比较简略，没有太多的发挥，基本上属于学术性质。译文的序跋却很可注意。因为多少带有文化比较的意义，以异域作参照来批判本国的社会和文学，算得上是比较集中的。
关于译事，从开始的时候起，鲁迅就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希图借此改造中国的国民根性，思想和文学；此外，还有一个目的，如他后来所说，是盗“天火”来“煮自己的肉”。早期翻译《月界旅行》，旨在破除迷信思想；翻译《域外小说集》，则在提供文学范本，这些都在序文中写明白了的。２０年代译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译厨川白村的短评集《出了象牙之塔》，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用意都在于疗救许多中国旧思想的痼疾。他特别欣赏厨川对本国的缺点施以猛烈抨击的态度。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中写道：“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从２０年代后期起，他翻译了不少苏联“同路人”作家的作品，大部头的文艺论著，还有关于文艺政策的小册子。由于他痛感中国“革命文学家”的极左理论的破坏性，当左翼文艺勃兴之际，他不能不从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寻求科学理论。然而，他并没有像一些教条主义者那样，把某些党派理论奉作“圣经”，却习惯把正反双方的理论比照译出，而且在序文或附记中，还能不时看到他的独立的批评。
知识分子的势利是不可容忍的。在翻译界，大家向来看重文学大国、文学大师、文学经典，欧美文学作品大量地被译成汉语，其他国家的文学状况则罕为人知，这是一个事实。鲁迅着重翻译俄国以及东北欧一些小国的作品，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他公开说：“我是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杰作，附以不朽的。”在这里，译者固然有以被压迫的共同语境来启发国人的意思，而通过翻译，为弱民族伸张正义也是的确的。反势利即是反潮流，这需要翻译家特别的眼光和胆魄。鲁迅在爱罗先珂作品的附记里明白写道：“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世上有几个人能够说这种话呢？
鲁迅为人作序，是非憎爱十分鲜明。作序的大约包括这样两种人的书： 一是死者，一是青年。对于有为的青年的书，他反复强调文艺与时代的关系，称许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实践的精神。
鲁迅所译的《域外小说集》。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 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引自鲁迅：《域外小说集序》
对于已故的革命者的书，如李大钊，他虽然认为作为理论“未必精当”，却热情赞扬说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如殷夫，他完全撇开诗艺而从诗人的主体性，从诗的主题和内容出发，发掘诗作的“别一种意义”，使之提升到中国社会改革和文学建设的层面作深度阐释。他由来主张，人是先于作品的。
至于个人著作的出版，鲁迅大抵给加写一篇序跋之类，这是他喜欢做的，他常常在序跋中述说个人的境遇，包括成书前后的情形，或者借此释愤抒情，像《〈呐喊〉自序》、《写在〈坟〉后面》一样寂寞悲哀的文字，在他的杂文集中是较为少见的，因此，很可以通过这类序跋，寻绎他在生活、写作和与此相关的精神迁变的真实轨迹。《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都写得很长，很特别，几乎全是由报章有关书报检查的消息或是造谣中伤的文字拼贴而成。鲁迅多次说到要保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大约这就算得是“立此存照”了罢。他曾经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为完全。”可见，序跋是他整体杂文写作中的一个有机的部分。
序跋本来依附书籍而存在，鲁迅却能统摄全书的神魂而赋予它们很大的独立性，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反客为主，挥洒自如，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在他那里，并不存在文式的等级差别，每作一文，无论大小，从来箭不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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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8）
书信： 在盔甲背后
作为一种文体，书信有它的特殊性；正如日记一样，带有一种隐私性质，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作者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方面。就拿鲁迅的书信来说，其中有部分内容，在别的文体中便很难见到，例如对人际关系的态度，对于左联的态度，等等。因此，这些书信不但富于文学价值，而且具有文献价值；透过它们，可以进一步窥探历史幕后的文化运动的秘密。
鲁迅有一部公开的书信集，就是《两地书》。这是他同学生和爱人许广平的通信，出版时，并没有作什么改动，事实上，情书中的公共空间明显地大于私人空间。如果仅就私人空间观察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变化，也是很有意思的。开始时，他出于师道，因应学生的提问给出诚实而又“世故”的答案，却拒绝以“导师”自居；当爱情关系确定之后，又不免瞻前顾后，不愿相爱的人为自己做牺牲；及至爱人表示牺牲的决心而给他“一条光”时，终于欣喜地表示
鲁迅的一生，共写了五千六百多封书信（据有记载的）。这是他写给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我可以爱”，又说是“置首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于戴王冠”；沪上同居不久即北上省母，小别期间的那种眷顾体贴之情，真可谓极尽人间的温柔，展现了一个战士丰饶的精神生活和美好的人性内容。
对于兄弟，他是关怀备至的。周作人同他决裂之后，他仍然注意收集有关周作人的信息，尤其在日本侵华之后。他不满于周作人在政治上的退守，但是当左翼青年群起批判周作人的自寿诗时，却有辩护之意，先后在信中指出： 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还藏一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并且反对趋同当局“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的做法。至于交友之道，他自己概括起来是“取其大而舍其小”，即注重大节。他是十分珍重友情的，在信中颇以一生能有几个朋友自慰；即便有朋友分道扬镳，也仍能以朋友的事业为念，如对林语堂，他在致曹聚仁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如此念旧之情，感人实深。
由于鲁迅时时虑及中国的前途，所以，也便有了他同青年的广泛交往。他的书信大部分是写给青年的；而毕生的命运，可以说都与青年密切相关。他在信中说过，青年对他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悲愤之极时，还有过“退避”之意，然而，只要青年需要，仍然乐于被利用。３０年代初，他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当时有议论说他是做人踏脚的“梯子”，他对此表示认同。他说：“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飚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随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同出于这种甘作牺牲的动机。
鲁迅与左联的关系，由来是一段夹缠不清的历史，有人加以歪曲的利用，有人则利用它再行歪曲。其实，略一翻查此间的书信，或进或退，为敌为友，界线是分明的。从１９３４年下半年起，他的书信开始不断出现“悲愤”一类字眼，见得出心情明显转坏。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局政治文化高压手段的加强，另一个原因是左联内部出现集权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倾向。他信里说是“横站着作战”，处境的艰困可想而知。对于党团书记周扬等，他称之为“元帅”、“工头”、“奴隶总管”，是极度憎恶的，然而，为了不使亲者痛而仇者快，只好采取隐忍的态度。１９３５年４月，他在给“左联”之外的两位青年作家写信时，再次以受伤的野兽自喻，袒露了“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难堪局面。他一再退让，临到最后起而反抗，可谓“逼上梁山”。值得指出的是，他的“营垒中的反抗”，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具有“原型”性质，富于启示的意义。但是，这一意义长期遭到涂改和掩饰，至今仍然没有充分地给显示出来。
即便如此，鲁迅无论生前死后仍然被攻击为褊狭、忮刻、险恶，有“党见”，有“领袖欲”，“要做偶像”，等等。鲁迅根本不想做什么“盟主”，不要任何“纸糊的假冠”，对于自己，惟是争取独立自由的生存而已。他的关于辞谢诺贝尔奖金候选人提名的书信是大家所熟知的，他说他“不配”，“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对于一位朋友要他做传的建议，他明确答复说，他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他作传的，又说倘使像他这样平凡的人也可做传，中国将一下子有四万万部传记，可以塞破图书馆。如果说，鲁迅书信有一种特别的力量，首先是人格魅力。如此伟大、健全的人格，通过书信的表现，明显要比别样的文体来得直接而鲜明。
此外，就是语言魅力。鲁迅的书信语言很有特点： 简约，凝重，柔韧，在白话文自由舒展、明白晓畅的基础上，着意保留古代散文的节奏音韵之美。这种味道十足的风格化语言在别的作家那里是没有的，比较鲁迅的其他文字，也都非常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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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也谈假如鲁迅还活着（1）
书稿校改完毕，翻开当日的《南方周末》，恰好见到黄宗英回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文章。
１９５７年７月。“反右”运动风云初起。
７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并举行座谈。席间，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泽东发问：“主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泽东略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文中所载，最早见于周海婴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文字略有出入，对话内容是一致的。但不久，这段故事即为学者所否认，以为证据不足。而今，“现场”中人站出来说话了，何如？然而事实又开出了另外的难题： 果真如此，应当如何解释毛泽东关于鲁迅的前后论述的矛盾性？如何确定鲁迅在中国政治革命中的基本立场？
对于鲁迅，毛泽东从来是既有赞扬，也有批评的。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