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爱与死-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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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
　　７声音
　　在中国，不绝于耳者，惟是传统的回声。
　　有一个被他不断重复过的话题，就是：“无声的中国”。
　　没有现代的声音，自己的声音，中国就等于是一个大坟场。而要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便不但要进行“文学革命”，说“真心的话”，而且还须涉足现实政治，挑战国家权力。在一个专制主义国度里，所有的话语都是“权力话语”：　权力者不是强迫人民说文牍的话语，集体的话语，就是强迫人民沉默。
　　声音是异议者的声音。
　　要使人民变做哑巴，失去自己的话语，就必须使他们过一种监狱式的封闭的生活，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据此，他拟了一个公式：“由聋而哑”。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在执政府卫队开枪射杀学生的最黑暗的时刻，中国，毕竟还留下一个诅咒的声音。
　　沉默不可能持久，沉默是一个极限。
　　８人和吃人
　　吃人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大纲；
　　立人是他的全部思考和写作的大纲。
　　吃人的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完全超越了既定的伦理关系。在这里，任何吃人者的动机和行为都构成了一种权力。这样，所谓批判，就不仅限于社会批判，还当包括文化批判在内。因为被吃者也是吃人者，正如吃人者也是被吃者，所以，批判者自身也就必然同时成为批判的对象，这是为每一个人无法免于吃人的履历所规定了的。
　　他强调作为个人的主观自觉的精神生活，说：“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２０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充满青春的梦幻，热情，力量，仿佛尼采在东方的响亮的回声。
　　１０年后，当他再度执笔为文时，已经由荒原而入街垒，变诗人而为战士了。关于建立“人国”的设想，从此不复进行正面的阐发，而是从背面突入，不是“是”而是“否”，不是“应当如此”而是“不应如此”地说明人之所以为人，从而直捣问题的核心。在斗争实践中，他完成了由纯粹理性到现代批判理性的转换。
　　只有参与了实战之后，始悟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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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5）



　　９人与兽
　　在西欧中世纪，专制主义盛行，到处是强暴，禁锢和杀戮。马克思把这种政治文明程度极低的状态称为“人类历史上的动物时期”。
　　因为有动物，所以有“动物主义”。
　　他所言说的动物多为畜类。畜类是兽类经由驯化的结果，其实等于“奴群”。对于权势者及其努力，他称作“黑暗的动物”。它们是死的制造者，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生于普鲁士一个律师家庭，先后入读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法律系，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投身于政治斗争。1842年主编《莱茵报》，次年10月迁居巴黎，后被驱逐，迁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于1847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受该同盟委托，与恩格斯一同起草同盟纲领，即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欧洲1848年革命期间，回到德国，创办《新莱茵报》并任主编，声援各国革命斗争。1864年9月在伦敦建立第一国际，成为领导者。1883年3月因病逝世。著有《资本论》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的阶级论，无疑地丰富了鲁迅的思想，正如他所说，救正了进化论的偏颇，但并不因此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酷刑”的发明者和改良者。至于受着酷刑的教育的广大的奴隶，他袭用传统的说法，常常喻为“牛羊”。在他那里，所谓“国民性”，就是牛羊的习性，要者是“不幸”与“不争”；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主子决定他们怎样跑。
　　但是，奴隶也有反抗的时候，并非永远甘于被鞭笞和屠戮的。对此，他曾以专制的俄国覆亡为例，证实无论怎样禁止集合，防说话之类，到底仍然“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他指出：“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
　　他说：“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中国多牛羊，独缺猛兽。
　　狗是他议论最多的动物之一。
　　在他的笔下，除了偶尔提及的救人的猛犬之外，大抵作为势利，忠顺而又凶狠的奴才形象出现。其中，主要是“走狗文人”，惯常的称谓为“叭儿”。叭儿又名西洋狗，是中国的特产，为阔人所钟爱，且系西方上流社会的宠物。最早把叭儿当作专有名词使用，是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时期。其一，暗喻留学英美的学者，即所谓“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如陈源一流，稍后则有梁实秋等。其次，叭儿较之别的狗类，皮毛伶俐，身份高贵，这也是他所特别憎恶“雅人”者。再就是叭儿的态度。他这样描绘道：“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为叭儿的骑墙，所以有专论，谓曰：“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一个著名的命题：　打落水狗。
　　这个命题基于下列两个重要事实：　其一是狗咬人，咬死了许多革命人，这是有着血的记录的；其二缘此而来，证实狗性之难以改变。但是，这也并非等于宣告绝对的废除“费厄泼赖”，只是强调不应过早而已。他警告说：“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然而，关于打落水狗的思想，反为恶人所利用；一些无知者和伪善者，也恰恰在这里，向他挥舞和平主义的大棒。
　　他说，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中国人恐怕不免同时显出勇敢和卑怯两种不同的形相，即对羊显凶兽相，对凶兽显羊相。但是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因此，要中国得救，他主张将以上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即：“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关键是“看清对手”，这是他在论“费厄泼赖”时说的。
　　到得后来，曹聚仁有文记中国的反常状态，名之曰“杀错了人”；他即表示异议，说：“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他说。
　　狗生即奴性，外加仿主子性。
　　他说到两类羊，一是山羊，一是胡羊。胡羊多为牧人引领或驱赶，挨挨挤挤，浩浩荡荡，认真而忙迫地竞奔前程；也有山羊领头的，但也都一样柔顺，惟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特别的徽章。
　　在他那里，猪同样有了分类：　猪、野猪、豪猪。
　　比起普通的猪来，野猪只是多出两个牙；但那是反抗的利器，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的。他说：“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
　　有所谓“豪猪社会”。豪猪其实是绅士，上流人物。他说：“这些豪猪们，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来抵御的，但至少必须拚出一条豪猪社会所制定的罪名：‘下流’或‘无礼’”
　　如果说他在昆虫类里最憎恶蚊，那么，在常见的动物中间，他最仇视的就算猫了。
　　他供称，他是一个“猫敌”。至于仇猫的原因，在《狗·猫·鼠》里说得很周详：　一是猫有折磨弱者的坏脾气；再是有一副媚态；其实最可靠的理由，倒还是因为嚷。他坚持认为，即使配合也不必大嚷而特嚷的。他对蚊的态度也如此。叮人之前，为何要哼哼地发一通议论呢？所以可恶。推断起来，两者都同声音很有一点干系，倘要将它们人格化，那身份便颇类知识阶级。但当然，声音的背后，隐藏着血，侵犯和暗杀的事实，这是根本的。
　　他毕生对付的，惟是权力者和得以分享权力的知识者。
　　中国人从猫的眼里看时辰；
　　外国人从猫的眼里看中国。
　　１０权力与权力者
　　权力无所不在。
　　中国的权力结构是塔式的，而非蜂房式。所以，它的基础是同一的，大小层面是等序的，重叠的，影响是垂直向下的。
　　对于中国的权力社会，他有一段出色的描写：“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自古如斯，天下太平。他慨然发问：“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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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6）



　　所谓“共和”，非但不曾打掉专制的蚁冢，反而可以使蚁冢因它的掩蔽而完妥地存留。
　　权力者，也称权势者，有力者，在《而已集·扣丝杂感》中又称“猛人”。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便都有了包围者。猛人被围得水泄不透，成了核心，与其社会相隔离，这样势必变得昏庸，近乎傀儡。为猛人所爱的包围者又都是两面人，平时谬妄骄恣，在猛人面前却娇嫩老实得可以，于是就有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于是就使得晦气的人物、刊物、植物、矿物之类遭灾。但所有这些，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直到“龙驭上宾于天”。
　　如果猛人已倒，包围者便将随即离开，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或许五成得救，问题是难于找到包围脱离法，结果只好“永是走老路”。
　　以上为“包围新论”。
　　对于中国历史，他有不少独异的发现。除了像“包围新论”，像如下的“时代循环论”，也都概括得十分简明，没有像一些学者那样绕弯子——
　　一、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种循环交替，“先儒”谓之“一治一乱”；及至日后“文革”，仍有所谓“大破大立”，“乱极而治”的说法，可见源远流长。用新式的意识形态专家的语言，或当称作“历史辩证法”的罢？
　　他曾以小杂感的形式，指出权力和权力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说：“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
　　就说２０世纪，在纳粹德国和共产主义国家苏联，便都存在着以种种罪名，嫁祸于犹太人、革命党人、持不同政见者的大量事实。有一次，斯大林对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说，如果她不停止对他的批评的话，那么党将会宣布，列宁的妻子不是她。“是的，”他强调说，“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罪与非罪，全系于权力者的意志。
　　他说：“但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又说：“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不说知识者在外部所受的权力戕害，即在其内部，也是按照权力的模式建构的。这种情形，很可以让人想起他在《春末闲谈》中说的细腰蜂，将捉到的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那青虫也就果然成了细腰蜂了。
　　在学理上分析知识与权力的同构现象，有法国学者福柯。这位毕生挑战权力和传统的人认为，知识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倘若不是作为权力形式而存在，并以它的功能同其他形式的权力相联系，从而构成传播、记录、积累和置换的系统，那么连知识体系也无法形成。
　　他断定中国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说：“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都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
　　倘译成现代术语，王道即所谓“民主政治”，霸道自然就是“极权政治”了。
　　他是本质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
　　１１知识与知识者
　　中国的知识者，就文化心理而言，总是离不开权力。他说“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就是这意思。在权力者那里，他们不是帮忙，便是帮闲；一旦无忙可帮，也无闲可帮，如庄子所说的那样：　身在山林，仍然要心存魏阙的。
　　只要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知识者的状态也将不会改变。
　　现代的知识者反对“文以载道”，闹独立性，“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甚至主张以“学统”驾驭“道统”；凡这些，都可以视作古代隐士的遗风。
　　大隐隐于道。
　　在《起死》中，庄子刚出场就说了一大堆伟大的空话，临末却露出了本相，于困窘中不得不求助于警察——政府的走狗——的介入了。
　　现存的秩序是不可改变的。
　　往往是自以为超脱于政治之外的知识分子，与政府同为一丘之貉。
　　他是以启蒙性定义知识分子的，所谓“精神界之战士”。他通过个人职业的选择，最先到达这里。虽然，他筹划过同人刊物《新生》，以“遵命文学”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第一轮战斗，自始至终作为“左联”盟员而存在，但无论刊物创办或流产，社团建立或解散，他仍然是立足于“散兵战”的。由于启蒙工作的潜在的要求，他一面渴求集团的力量，另一面却保持着畏惧和警戒。基于对人的现代性的理解，他一直小心护卫着个人内在精神的自由。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将永远无法驱除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紧张。由于他在个性方面是天生的不合群分子，而且在理性层面上确认反集体的合理性，故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克服这种紧张，通过对群体的精神皈依而非组织依赖，达致两者的内在一致性。
　　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往往通过知识分子内部的批判进行。
　　为此，他到处树敌，从国粹派到现代评论派，到新月派批评家，直到“四条汉子”，更不用说各式的文探与文氓了。他是典型的“牛虻”式人物，以不折的锋芒，狠狠蜇在那些自以为得道的正人君子，政府诤友，及革命骁将的身上。他是挑战者，也是应战者；他是弱势者，也是强大者。在中国现代知识界，他是骂人最多的一个，自然也是挨骂最多的一个。然而，他竟声明说是“毫无悔祸之心”。
　　他把自己的杂文称为“骂文”，并撰文为所谓的“谩骂”者辩护，说“谩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扑灭‘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他视知识者之间的斗争为当然，所以说：“一有文人，就有纠纷。”对于有人用了“文人相轻”一类恶谥，打杀所有的斗争者，他称为“死的说教者”，连连施以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