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爱与死-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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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视知识者之间的斗争为当然，所以说：“一有文人，就有纠纷。”对于有人用了“文人相轻”一类恶谥，打杀所有的斗争者，他称为“死的说教者”，连连施以抨击。在《七论“文人相轻”》里，他简直用了不容置喙的语气说：“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在《理水》中有着集中的戏剧性描写： 一、 他们是依附政府的； 二、 注重“专业性”，如考证“禹是一条虫”之类； 三、 以“文化”为本位，脱离社会，鄙视民众，而自以为高贵； 四、 自私，虚伪，势利，却又大抵有着雅致得体的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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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7）
有意味的是，这批高踞于“文化山”上的学者，好像都属英美派学者，他们满嘴是： 古貌图、ＯＫ……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便针对国粹派，提出了一个极富于启发意义的话题： 是保存我们而牺牲国粹呢？还是保存国粹而牺牲我们？
在这里，国粹是小概念，文化是大概念。文化是现代文化，其要义是当代人的生存。
他是以对自己的有如医学解剖般的毫不留情的批判，著称于思想文化界的。这种批判，往往并非宣言式的，而是悄然深入到他的创作活动和日常生活的细胞之中。
攻击社会不易，攻击自己更难。
他对俄国革命——一个重要的侧面是知识分子的自杀和逃跑——持肯定态度；其中，是包含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后起的一群非激进革命论者的深刻的失望，以致整体性否定的立场在内的。
他说：“譬如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
古代谓之“中庸”，现代谓之“辩证”。其实，这是骑墙主义，滑头主义，一种骨子里的卑怯。
知识分子有真假两种。
对权势者的态度是一个基本标准。用他的话说，如果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想到种种利害，天天变换主张以显示不断的进步者，是假知识分子；如果不顾利害，敢于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是真知识分子。
结论是悲观的： 论生命力，真知识分子究竟不如假知识分子。
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1868～1936），苏联作家。出生于木工家庭，当过学徒、码头工人、面包师傅，流浪俄国各地，1892年开始发表作品。1901年起参加革命，几次被捕。十月革命后，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他一方面追随斯大林，宣扬国家意识形态，一方面维护社会文化与道德，使之免遭侵害，并设法营救过不少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著有长篇小说《母亲》、《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剧本《底层》、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鲁迅称高尔基为“新俄的伟大的艺术家”，“‘底层’的代表者”、“无产阶级的作家”，曾翻译他的《俄罗斯的童话》，校阅过他的小说及论文的中文译本。日本人山本实彦称，鲁迅的存在“比起高尔基的存在更为清洁”。
他认为，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是永远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因此在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
他提出“痛觉”一词。在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学中，这是最富有创意，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语词。
在他看来，知识和强力是必然冲突，不能并立的。知识者要自由思想，强有力者不许有自由思想。个人的思想一旦因自由而发达了，团体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这样，无论一个人或一个党，也都不能随意支配了。
知识者在权力与知识，大众与精英，集体与个人，认识与实践之间，可以实现一种较为理想的整合。对此，《门外文谈》有着极为精要的说明：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１２奴隶与奴才
奴隶与奴才有着很大的不同。
他这样说：“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他这样说：“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
在他所创造的奴才谱系中，二丑是最具特色的人物，且以其多样性而自成谱系。
他屡称自己为“奴隶”。他是清楚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者的身份的。
身为奴隶尚不足悲，可悲的是安于做奴隶。他常常感慨于此，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13流氓
流氓是什么呢？
他在一篇讲演中说：“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这是暴力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结合。流氓不限于个人或集团，不限于手段和习性，也可以进入政体，成为“流氓政治”；还可以形成传统，叫作“流氓文化”，流毒之深，实在不限于一个时代的。
流氓是由两部分人造成的，一种是孔子之徒，即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即是侠。开始时，孔墨尚有一点改革的思想，所谓“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后来渐渐堕落，末流便成了流氓。
政治流氓多出于乱世。他在“清党”以后演讲所列举的曹操、刘备、刘邦、朱元璋等，都是流氓；中国历史上有数的英雄人物，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都是流氓。
这类流氓的最大特点就是生杀予夺，出尔反尔，完全不可理喻。这在他题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表现得特别传神：“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有人把这种主观随意性称为“唯意志论”，其实连意志这东西也未必需要，因为无须乎执意坚持些什么，但凭一时的兴会，跟着感觉走，是“唯感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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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8）
政治流氓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天天叫喊打倒旧制度，及至革命成功以后，反倒要复旧了，甚至还打出极漂亮的旗子：“反复辟”。为什么会如此呢？他在一次讲演中说： 本来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有了地位以后，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所谓方法，亦不过两手抓，把“儒的诡辩”和“侠的威胁”交相使用而已。
“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他说。
有流氓政治家便有流氓文学家。
流氓文学家所做的文学，因其漂集而且腐败之故，又称流尸文学，那是与流氓政治同在的。
流氓文学家也称“宠犬派文学家”。宠犬的地位在主人之下，究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这就是决定了它的特性： 一、 奴性。“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就文学家的志业而言，所谓奴性，就是给主子尽职，帮凶，帮忙或帮闲。“但他的帮忙，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二、 打倒一切。“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他指当时的革命文学家成仿吾、郭沫若等在“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畅快的态度，就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后来指“元帅”周扬“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从实质上说，也当是一种流氓习气。三、 无根性。“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关于左翼文坛，他说的创造社文学家脚踏两只船，以及向培良的从狼变狗的比喻，都是流氓的避害趋利的投机性的最好说明。
中国知识分子“无特操”，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流氓根性。对于自以为高贵的忏悔者，见风转舵的党徒，他是蔑视的。
１４战士
战士为何而战？
倘说为“公理”战罢，却也有“‘公理’的把戏”；说是为“自由”战罢，连“刽子手和皂隶”一流人物，也都叫嚷“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那么，战士的位置在哪里？
穷人，被压迫者，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才是战士所赖以存在的物质根据；倘除掉主体，所有的目标都是空洞的，虚玄的，难以界定。
战士是“人之子”。
战士的斗争，不能不以人的生命为本位。
“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么请你自己先去死吧。”他说，“我们穷人惟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他从来不劝青年去做牺牲，对于不以群众的牺牲为意的革命指导家，他是表示了分明的憎恶的。
谁说他是激进主义者呢？
既为战士，必然执著于现实的抗争。
他说：“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许多工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至于将来，自有后起的人们，决不是现在人即将来所谓古人的世界，如果还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就会完！”
对他来说，过去和未来都指向现在，相交，重叠，甚至直接成为现在。这是一种独特的时间观。由于现实斗争的要求，古老的神话和历史故事为之变形，古衣冠演出新场面，如《故事新编》；旧诗多为“骸骨的迷恋”，可是一经他使用，反叛之意却是“明白”的。杂感与现实联系的密切程度，更非别的样式可比。他所以紧紧抓住它，以致被讥为“杂感家”，就因为它最亲近，最简捷，最犀利，堪称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所有形式来到他的手里都产生了速度。
战士，又称“小兵”，那是与“元帅”一类权力在握的人物相对而言之的。
战士的人间性，正如他在《这也是生活》所自述的： 存在着，生活着，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和自己有关。战士战斗，也休息，同人们一起过平凡的生活。“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关于辛亥革命，他有着严正的批判，与此同时，也有着深情的追怀。笔及曾经与他一起走过来的流血牺牲的烈士，总是满怀敬意。对于建立在流产的革命之上的“中华民国”，他的内心是复杂的；但是对于革命，则从来未曾憎厌过。倒是那些安坐在“共和”的旗帜之下，享受着先烈的余荫的论客，不断地讥笑糟蹋这革命以及献身革命的先烈。对此，他是憎恶的，斥之为奴才和苍蝇。
战士所要的是革命的婴孩，因此决不害怕污秽和血。
苍蝇是完美的；
战士是有缺陷的。
“遇见所是和所爱的，
让一雅克·卢梭（JeanJacgues Rou sseau， 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音乐家、作家。生于日内瓦，一度定居巴黎，一生漂泊无定，为《百科全书》主要撰稿人之一。著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等。他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的思想先驱。鲁迅早在南京路矿学堂读书时，已阅读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民约论》），接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又称卢梭等人为“大呼猛进”的“轨道破坏者”，多次为之宣传辩护。
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Ｈｅｒｃｕｌｅｓ）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Ａｎｔａｅｕｓ）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他所说的虽属文人，实为战士。由于战士的爱憎太热烈，常常发挥到极致，于是留给和平的世人的印象就是： 好走极端。
“英雄的血，始终是无味的国土里的人生的盐，而且大抵是给闲人们作生活的盐，这倒实在是很可诧异的。”他不只一次说着这样悲愤或悲苦的话。
他从不讳言： 他是主张报复的。不但报复恶鬼，也希图得到恶鬼的报复——这才是报复的彻底论者。
他坦言道：“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么，则使我感到将要呕哕似的恶心。”
可谓“无毒不丈夫”。然而他说，形诸笔墨，亦不过“小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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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9）
权力是不可能分享的，政府对民众的操纵和压迫是必然的——至少在可目见的历史时段内是这样。此等情形，议会政治固然不可避免，就算“革命政权”，也常有借众凌寡，甚于独夫的倾向。凡这些，其实在他青年时期的论文中就已经作出明确的否定了。因此可以说，他与一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绝大部分左翼激进分子的分歧是带根本性的。
对权力的认识，是问题的起始，也是归宿。
对他来说，报复、斗争、革命，都是针对某一种社会势力而言的，而非对付个人，更非要人性命，一如他所说。他是从来把个人的生命看得至高无上的，所以只要涉及到人，总是首先强调生存的权利和意义。
保存生命，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同样贯穿于他的论争。在别人眼中，不管如何的“刀笔吏”，他也决不会使用罗织，构陷一类古已有之的把戏，不至于因此陷“对头”于实际的威胁之中。的确，他也曾给论敌加过不少谥号，如“帮闲”、“叭儿”、“乏走狗”、“洋场恶少”，“富家赘婿”之类，但都一律不具危险性，漫画性的，只是为了突出其文化特性而已。
相反的情形是，一些“学者”、“作家”诬他以“拿卢布”、“汉奸”、“反对基本政策”之类，在当时倒是十分险恶的；“四条汉子”关于“实际解决”的警告，也都专横得可以。然而，他的所有这些来自右面和左面的论敌，一旦遭了他的反击，都好像蒙了天大的冤屈似的，甚至至今仍然有人为他们抱屈——因为据说他们都很“宽容”。
据日人对他的回忆，说有一天，他获接中央苏区杀害大批农民的消息，为之坐立不安，声言要劝告共产党，立即制止这类行为。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