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涅磐-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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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车窗贴上黑色的罩膜，正是保护我们的私人空间不受窥探。我们在汽车里放置漂亮的座垫，舒适的靠垫，各种可爱的小玩具，甚至洒上几滴香水，正是在增加家的感觉。再优越一些，我们还会添置汽车电视、车载电话，乃至小的冰箱和酒柜，表面的舒适与享受后面，不正是对居家的模仿吗？
家，永远是人的最后港湾。
我又想自己何以急着倾家荡产地购房，而不愿租房居住。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租房显然更合算。但租来的房子总不是自己的，总难以培养出一种家的亲近感。同样，“打的”虽然比买自己的汽车合算，但交通的便捷仍无法把人从对家的渴望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方便、经济和实用，更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安抚。
经济、方便、实用是农业社会的消费标准，身处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需要的是舒适、隐秘、享受。一旦我们经济上有望满足自己的希求，我们便不由自主地对其孜孜以求。
有意思的是，不久前看到一则售房广告，将宽大的居室称作“人本住宅”。住宅从产生之日起便应该是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而今天如此堂而皇之地被标识于广告，是因为我们真的已处于一个人本的时代呢，还是人本仍是我们远不可及的理想，需要通过住宅的布局来自我安慰？
进住新房，经济上略宽松一些后，我自己竟也真的动了存钱买车的心思。仿佛不需要什么理由，仅仅因为事物的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便要面对该阶段的问题。连自己也觉得，如果不考虑买车，是不自然的事情。这是一个汽车时代。
于是忍不住又胡思乱想了，除了需要汽车提供一个私人空间的亲近感外，我们是否也在受着某种趋势的操纵呢？
对物质的欲求与消费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场，这个场控制着我们生活于其间的整个社会，个体的人，许多时候是想逃也逃不脱的。当我们与现代消费距离遥远时，可以持一种清高的自识，一旦我们接近它，便不由自主地蠢蠢欲动了。一位学者曾对我说，现代社会中，不是需求决定了生产，而是生产左右着需求与消费。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社会的组成，共同使这个社会成为注重消费的社会。
当社会被一种运行规则左右之时，我们个人的精神世界又怎么可能不被一种规范左右呢？我于是忽发奇想：谁说这是一个不再有公共理想的世界？这个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更为顽强、公正的理想与道德，这便是——消费。
不知道是我们在使用着金钱，还是金钱将我们作为载体，通过“使用”我们，控制着这个世界？人的位置，已经让给了金钱。我们对汽车作为私人空间的渴望，不也正说明，我们的精神已经流离失所了吗？
人的精神，竟需要在自造的铁容器里滋养，我不知该做何种评判。
很多年前看到一则西方寓言。一位远道来考察的外星人向自己的星球发回电报：“这个蓝色星球上生活着一种叫汽车的动物，里面有一种叫人的寄生虫。”只有当我们自己进入汽车社会之后，才能真正理解这寓言的悲壮。
我个人更大的悲哀则在于：我能够看清这一切，却仍然无法摆脱汽车的诱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哀。
我无法摆脱诱惑，但是又无法满足这诱惑。除了银行里的钞票尚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是很严重的色盲，一生都不可能被允许开车。
文章写到这里，便像是一段黑色的幽默了。
人类的思考之所以引得上帝发笑，很可能便是基于这种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矛盾。我们注定生活在形而下的世界，却思考着形而上的问题，怎么能不让他老人家觉得滑稽呢？
至少我的精神家园，无法从汽车的铁门后面得到。
（北京话题之五）拒绝电视
由天津迁居北京后，忽然不断有上电视的机会找来。
先是受邀做一个关于艾滋病的节目，对艾滋病知道不多的制片人认准我是“专家”，又是会舞文弄墨的文化人，而且有过讲解员的履历，便恨不能将编、导、主持集我一身了。
我只应下了撰稿。
很快，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青年节目的主持人又费尽周折找到我，想请我作为嘉宾参与一次关于艾滋病的座谈。主持人在电话里说：“去年我便找您，没有找到。今年终于找到了。”我应下了。放下电话后，立即清醒，便后悔了，忙呼那主持人，声称自己不能去了。急中生智，编出个理由：“我有急事，要回天津。”这谎言连自己也觉得心虚。那主持人自然百般坚持，我也一口咬定无法参加，理由不充分，也不可能让人家真的理解和信服，主持人最后很有些不高兴，说了句：“随你便吧！”便摔了电话。
我心里更不是滋味，觉得给人家的工作添了麻烦，更拂了一片看重我的美意。也许会留下一个“这小子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的印象？那更是我不愿意的。
类似的拒绝还有几次。
一再地拒绝电视，有浅、中、深三层原因。“浅”的原因是最初的考虑，曾有一些自己极喜爱的作爱，心存敬仰，后来看了他们在电视里的表现，便很失望，甚至连他们的书也不再读了。电视将一个真实的人完全暴露无遗，而肉体凡胎的人是经不起暴露的。作家从事着一种以文字来表达思想的职业，而电视在以语言和形象传递着信息。作家上电视，就像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去舞弄大刀。陈染说，作家惟一与读者交流的方式应该是作品。
“中”层的考虑，在两三年前埋下了根基。二十七岁那年，年轻气盛，第一次出书便是四本一套，被出版社拉着几个大城市跑了一圈，又是新闻发布会，又是签名售书，电视和电台自然上得更多了。以那样未谙世事的年龄，是经不起如此地“炒作”的，我便很有些昏头，真的把自己当成“优秀作家”了。于是飘飘然起来，说话办事少了固有的准则。今天回想，当时的自己绝对是商品社会一个叫卖的小丑。后来便经了许多磨难和曲折，感谢那一盆盆泼下来的冷水，使我复归孤冷的书斋。
那以后，对于可能带来“名声”的一切，第一个反应便是恐惧。于是一度拒绝采访，拒绝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专栏。我担心一切或大或小的声誉都是陷阱，最终使我再度飘起来，再度迷失。人生有过一次那样的忘乎所以便足够了，再来一次，这辈子便真要毁掉了。
我能够想像，在这个电视传媒统领一切的时代，如果我今天在电视上露面，明天便可能接到一些人的电话：“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想一想也是毛骨悚然的。
拒绝电视，其实是害怕自己贪图于电视所可能带来的一切。
最“深”一层的考虑，也许是一个著书立说的文化人反抗非阅读媒体的本能。
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崇尚书籍的。真正可以称之为书的书传递着人类思想的精华，扩展着我们的思维与智慧，引发我们的思考。这便是电视与书籍最大的不同：前者将一切都暴露给我们，侵占我们的思想空间，剥夺我们的思维能力；而后者总是给我们相当大的余地，引导着我们的思想向更深广的世界扩展。电视文化下长大的一代，将远离思想而注重实用。在这个电视的时代里，书籍早已被挤压成附属和调剂。每一个真正关心人类未来的知识分子，又怎么能够不心存悲怜呢？
中国一项特别的悲哀还在于：我们尚未及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乐园，便已经被以电视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左右着了。我因此对未来一百年间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难持乐观。
虽然有着种种拒绝电视的理由，一次更大的诱惑还是来了。中央电视台另一个很“火”的栏目编导，看了我在一家刊物上的专栏，便想请我去做一组两性话题的节目。自然仍是拒绝。那编导着实厉害，只一句话便将我击倒了，她问：“您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是为了读者的幸福，您为什么拒绝通过电视帮助更多的读者呢？”
我真的傻了。
这几年，自己确实是极关注对公众精神的影响的，并将其视为一生的工作。如果我不是更关注自己的损失，而是关心读者的利益，我确实没有理由拒绝电视。
但还是再次急中生智，找个托辞将这事搁置下了。
事后，又是一番胡思乱想，又是一番自我检省。
我发现，与其说我在拒绝电视，不如说我在抵御电视。
抵御本身正说明诱惑的存在，所以要找出浅、中、深的各种理由作为武器。正因为我感受着它的侵扰，所以才会有所谓抗拒或抵御这种绝对需要付出体力与精神的行为。为什么我不能仅仅将其视作一顿换口味的饭菜，吃西餐不至于成为“假洋鬼子”，吃料理不至于成为东洋人。而且，吃过不久便排掉了。
道理其实也是明摆着的，一个真正成熟了的文化人，对于这个浮躁的世界，应该以一种很淡然的态度或进或出，而不使自己的精神受到任何影响。他和这个世界很近亦很远，表面上他可能被看作这个世界的一员，隔阂却藏在心灵的深处。
我所敬重的20世纪的思想者，如罗素·如萨特，如马尔库塞，如爱因兰德，乃至杜威和爱默生，似乎从来都是不拒绝电视，甚至是极投入于政治的。如果像康德那样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又怎么可能对所处的时代构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呢？
毕竟，古典文人的世界已经彻底丧失了。这是一个信息时代，电视是最好的信息手段。我所敬重的思想者们，驾驭大众传媒，却不为其所奴役，这也许是关心公众福旨的学者在这个技术时代惟一的出路。
这是一种极高远的境界，我确信自己至少五年之内没有企及的可能。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生怕走这根钢丝时跌下来，坠落成一个文痞，永远失去瞩望人类精神峰颠的资格。于是，注定仍然要逃避电视。
逃避电视，因为自己还不是一个成熟了的知识分子。
第二编 生命非主流人士
迁居北京，是为了这里的思想与文化。除了书店里的学术著作外，还有书店外面的思想精英。我因此幻想进入一种迥异的生活；一周的读书、写作之后，周末聚会于酒吧、茶舍，与真正的智者进行思想的碰撞与交流。
到北京之后，我很快发现，过去使我对这座城市产生种种美妙幻想的那一两个友人，仍是惟一可以进行真正交流的朋友。向往中的高朋云集，仍是不可企及的。相反，即使与公认的名人、学者交谈，我也经常感到一种难以沟通的抑郁，以致于很快便不愿结识任何人了。到北京购买好书和结识智者两个目的，自己先放弃了一个。
那一两个可以进行真正智慧交流的友人也移民了，我便更加孤独。
几年前曾经可以聊个通宵的朋友，见了面，唠家常还好，一旦涉及思想，便出现交流障碍，最严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使用的似乎不是一种语言。
绝对不是我的智慧与才识有多么超拔，我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浮浅。
然而，仍然找不到可以谈话的对象。
后来便迷上了一位性学教授的讲座。逢他的课，我凌晨五点起床，摸黑走到郊区的公路边，搭上最早进城的公交车，赶到市里去。两个小时之后，我才能够坐进他的课堂。仅仅是为了那些可以从讲义上看到的文字吗？我无功利之图，又何必劳此身心。人到三十岁，真正被一位学者吸引，那吸引他的绝对是学者的人格魅力了。听这位教授才华横溢、恣情纵性的讲座，我的心灵处于最美好的高峰体验中。面对深层的精神共鸣，我理解了伯牙与子期的快乐。逢那教授因出差而停课时，我便感到焦虑。
一位朋友不理解，说，你接触的人知识层次都很高，怎么会少有知音呢？
我用一年的时间才搞明白，自己的孤独是一种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独。
如果说几年前，对主流社会的背叛还仅是一种个体生命基因本能的话，那么，这几年前，被生活、阅读与思考牵引着，一步步有意识地彻底完成了这一背叛过程。
主流文化的根深蒂固，也许不仅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但是，这种文化对中国大众制约之顽强，甚至对知识分子控制之严格，远远超出我年少的想像范畴。许多很有才识的人士，既便不断有离经叛道的思想出现，骨子里仍是崇尚主流文化的。
王小波先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似乎都该属于非主流派、边缘人，死后享有哀荣，与生前的落寞形成鲜明对比。主流社会真的接纳他了吗？远远没有，他只不过被作为一个商业媒介罢了。活着的王小波，注定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挤压。
认识到孤独的根源，便更感孤独与伤痛。
人类个体的悲哀在于，总会向往被社会公认的种种荣光。非主流人士也是平常而脆弱的生命，这样的不平之心如果不是导致背叛自我，向主流社会投诚，其烦躁与抗拒便只会加剧不满。不满也许是好事，因为愈不满，我们对主流文化的斗争便也愈强烈。而这种斗争，如果不是急于个人功利，而是落足在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基础上的，其必将加快社会的进步。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非主流派战胜主流派使自己成为主流派，同时又开始压制新产生的非主流派，并被其一点点打倒的过程。
只是，一个战斗的非主流人士时刻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你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而生活在下个世纪的思想里。走在你前面的人，已经不多了。高处不胜寒，你怎么能够不感到孤独呢？
背叛本身便是一种快乐，你获得了自由的生活，便不要在乎平常人的快乐了。
这个世界已经开始讲理了，不会将非主流人士送上十字架，以火焚之。众叛亲离又算得了什么呢，至于被骂作“流氓”、神经病，不正是一种褒奖吗？
选择了一种叛逆的人生，便注定孤苦，也注定了另一种幸福。
（北京话题之七）侃爷与“侃文化”
北京的侃爷是一种危险。
作为旅行者在北京参与聚会的时候，我便遇到过一些侃爷。这是一种极易被误归于大师行列的人。他们在客厅里或在餐桌上谈论某一领域，旁征博引，才华横溢，出语惊人。即使是博识的人，往往也会听到目瞪口呆，我更是愧疚于自己的才疏学浅，忙着回家苦心读书去了。
待迁居北京之后，即使深居简出的我，也更多地遇到一些北京侃爷。一次聚会，如果没有侃爷出场，便显得冷清。侃爷之多，出人意料。
由旅行者的隔岸观火，到居于同一城市的雾里看花，北京侃爷的另一个特点便显示出来：眼高手低，指点江山的时候让人误以为大师出世，但到让其自己做点事情，又出手拙劣。侃哲学的，自己却写不出像样的论文，更不要说专著；侃电影的，编导出的只是末流的肥皂剧；侃文学的，一篇千把字的散文也弄得艰涩；至于专侃人类精神建设的，却全部身心投入市场经济的小本生意，侃便成为一种精神自慰，告诉自己和他人：“我毕竟曾是个玩文化的。”
侃爷们最需要的是听众，他们热衷于聚会，人多的地方是他们的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