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涅磐-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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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吗？知道不可抗拒而去抗拒，是因为真正的热爱，真正地想活着。也正因为真正地想活着，才会被每时每刻都在死亡的现状困扰，才会对死亡说三道四，议论纷纷。
那天的聚会，死亡便成为中心话题。
一位电台的主持人因为有节目先走了，对于这次聚会来讲，她已经去了，或曰〃死亡〃了。餐桌边的座位空出来一个，好像人世间的座位空出一个，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我们已经看不见曾经坐在这个座位上的人了。
晚饭结束，我们走出餐厅，在餐厅里谈论死亡的我们也已经死亡了。
但是，正当我感叹又一次美好的聚会和一段美好的时光将成为永远的过去之时，我忽然发现，我所伤感的并不是这段时光中我的肉体的改变，而是我的精神体验的逝去。也就是说，又一段逝去的青春不足伤痛，真正使我伤痛的是逝去的一段精神享受。我明白，与其说生命被肢解成一段段时间，不与说生命被肢解成一段段精神了。真正理解生命并关心死亡的人，事实上都是在关心着精神的体验。果如此，物质世界的死亡不是便可以通过精神世界的修练得以再生了吗？我知道自己的求索不可能立即有一个终点。
我们是一些对生命真正负责的人，也因为我们将人生的意义看得很重，所以我们才格外关注自己在有限的生命时空中做了些什么，便也格外关心死亡的步步为营。
既然死亡是确定了的时候，而何时死亡是无法确定的事情，我们便只能小心翼翼地活着，使那无法确定的死亡时间尽可能晚些到来，从而使我们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做点事情，使我们的精神体验更为富足。
游戏人生
在生命开始的时候，我荷枪持弹地出发了。我将走过一段漫长的险途，奔向目的地，那里有我的理想。我可能是一位寻宝的探险家，也可能是一位救助被囚美女的大侠，甚至是一位执行秘密指令的勇士。总之，我是电子游戏机里的一个图像，这个图像是否真正存在，完全取决于我是否真正将其看作有生命的个体。
每个人都可以玩这种游戏，但是，绝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游戏中取胜。事实是，那些能走到终点的人，是微乎其微的。有些人并非真的对结果感兴趣，只是关注玩游戏本身，或游戏中绚丽的画面，有些人缺少在失败中站起来继续前进的勇气，有些人原本就不具备达到目的的能力，还有些人会面对途中的种种惊险畏惧，而去选择诸如俄罗斯方块之类更厮文的游戏。
我知道自己将一无反顾地前进，但我更知道，仅仅有信心、勇气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我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需经历种种挑战。能通过这些挑战与磨难的人，往往被写进人类精装的历史。
我上路了。敌人随时可能出现，我必须有机敏的头脑，瞪大眼睛，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否则，敌人便会将我至于死地。我的弹药也是有限的，我必须节约使用。有时，一颗子弹可以消灭一串敌人，我需要在游戏开始后尽快掌握这一规律，这可以使我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我将有一些机会增加弹药的储备，但这些机会很容易失去，我必须发现它们，并且抓住它们。子弹就像是我的精力，我必须在最需要的地方使用我的精力，并且通过修养生息补充精力，我的射击水平就是我打击敌人的能力，只有具备出类拨萃的能力，才有希望通过一道道险关。如果我觉得射击很好玩，边走边打，将其看作一种娱乐，我便会在需要子弹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
我还要有活跃的思维和灵活的举措，不能傻乎乎地总以一种方式前进。该跳跃的时候就跳跃，该匍匐的时候就匍匐，有时要走快些，有时则要放慢速度。
我的前途并非通天大道，有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障碍、陷阱，我必须百倍地小心警惕，被障碍绊倒了虽然需要付出时间的代价，但我还有再爬起来的希望，落进陷阱却可能使继续前行成为泡影。前进的路上还有许多弯路、叉路，我很可能走错路，这将耗费掉我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如果走得太远，我可能会找不回正路，在生命终止时仍无法到达出发时选定的目的地。
因为我的时间将是有限的，我不可能永远走下去。如果我不能在指定的时间里完成计划，游戏将以失败告终，我的生命将以无为结束。
我是一个拙劣的游戏者，所以我经常在枪弹下或陷阱中丧生，游戏的设计者显然不希望太多的失败将游戏者继续玩下去的信心击倒，所以他们安排了电子游戏中的我有不止一次的生命。眼看着自己倒下了，以为荧幕将漆黑一团，但是，突然间我又站立了起来，一条崭新的生命寄居在我的体内，我又勇往直前，奔向自己的理想了。面对不止一次的生命，我对前途增加了信心，同时，对每次生命的珍惜度也降低了。知道自己还可以死后复生，在此生完成计划的紧迫感自然随之下降。
一种更大的恐怖是，游戏机里的我有一次次的生命，即使这些生命全部耗尽，我还可以重新启动，开始一次新的游戏，而游戏机外的我却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死而复生的可能，重头再来的梦想也很难实现，因为生命短暂得正随时从我们的失误中溜走。所以，我绝不能选错了目标，绝不能走错路，更不能被敌人击倒、被障碍绊倒，或是落进陷阱。我必须时刻看着自己生命的时空指针，集中我最强有力的生命力，向我的目的地进发。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失败的游戏可以再来一次，失败的人生注定是无法消除的懊恼。
玩电子游戏，看现实人生。
第二编 生命亦父·亦师·亦友（1）
朋友的电话在深夜打到我北京的家中，告诉我：“陈老师不在了。”我在原地坐了3个多小时，几次泪流满面，哽咽难抑。
我爱的先生走了！我的父亲走了！年长我41岁的朋友走了！
陈老师怎么会走呢？！在我的感觉中，他是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人。我可以永远拥有这样一位朋友，这样一位父亲与师长！
每次回天津，都要同陈老师一起吃顿饭。一个月前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刚做了一次白内障手术。这位74岁的老人告诉我，他的全身上下没有任何毛病了。他仍然奔波在天津市的各大医院中，仍然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者，仍然每天坚持着写三千字的稿件。
他有那样好的胃口，我都无法像他那样大口地吃肉。他申请驾驶证时将年龄改小了10岁，每天骑着辆摩托车跑来跑去。他的精力是那样的旺盛，曾有几个周末，我旁听他的门诊，一天下来，我这个旁听者已经精疲力竭，而他仍神采奕奕，晚上仍要完成那每天三千字的固定写作计划。
这可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呀！
陈老师多次说过，他活到九十岁没有任何问题。他还计划着八十岁之后开始写心理小说。他希望我为他写一本传记，他认为我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选。
但是，先生却意外地走了，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嘱托。先生是2001年5月15日早晨，被家人发现倒在客厅的地上的，眼镜和烟灰缸摔在一边。那时，先生的脉搏已然停止了。救护车赶到的时候，心电图显示出一条直线。
此前没有发现任何疾病的先生，被认为死于心脏或大脑的突发病变。
我却以为，先生是累死的。
5月12日先生有全天的门诊；13日，先生既出门诊，又到电台的“悄悄话”节目做直播，14日白天出了门诊，而晚上，眼疾尚未全愈的他，还手持着放大镜写作。15日晨当人们发现突然故去的他时，还发现了书桌上尚未写完的文稿。
先生对自己的身体过于自信了，他长年这样高负荷地劳作着，从来未想过自己毕竟年过七旬了。事实上，他的心态也确实只有二三十岁。
1994年，为了写作《同性恋在中国》一书，最早接触陈老师。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所谓长者的“身分”，以及名人谨持的人。他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与各种年龄、身分的人都发自内心地平等相处。他将《陈仲舜心理咨询手记》一套6册签赠给我的时候，用的称呼是：“方刚小友”、“我的老师”、“方刚学弟”。
一次同陈老师两个人吃饭的时候，我问及他时下的性爱生活。老人爽快地告诉我，生理的欲望已经没有了，心理的欲望还有，渴望爱一个人，并被对方所爱。现在想来，那是一幅何等美丽的画面呀，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同一位晚生在那里以如此安详平和的姿态坦然谈论自己的私生活，我不知道是否还有第二个人曾做到这一点。
有些时候，陈老师极像一个孩子。他的身上保持了孩子才有的许多纯贞。
还是几年前住在天津的时候，一天，陈老师突然说，他想去我家吃顿饭，尝尝我太太的手艺。那天，老人吃得很开心，胃口好得让我们担心。一边喝着酒一边天南海北、眉飞色舞地聊着，神态分明是位二十多岁的青年。
一次，同陈老师提及几个文朋诗友的聚会，没想到他立即说：“再有这种时候也叫上我。”我说，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他说：“好呀，我想去。”
旁观陈老师的门诊之始，我立即发现他给咨询者的建议完全没有主流社会中习惯了的道德贯输，一切都基于最本质的人性。这让1994年的我一次次感到震惊，内心不断地接受着冲击与洗礼。我便这样在他的影响下完成了一次现代两性观念的启蒙，并且自己也最终执著于两性问题的研究与著述。这位跨世纪的老人，观念却一直走在我们时代的最前列。
1995年，我自己一度处于极大的精神困扰当中。陈老师得知了，主动打电话约我去，那天我们谈了一下午。此后我何时心情不好了，便会立即去找他，而他也无一例外地放下手中的事情和我长谈。就是在他的诊所里，我度过了一次次精神上的困境。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他，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我一直明确地认为，陈老师至少还可以再陪伴我十多年，在我精神出现困扰的时候，可以随时推开他诊所的门。但是，陈老师竟然离开我们而去了。
2000年，决定考研，压力很大，一度处于极度焦虑中，头发掉了很多。又想到陈老师，又是整整谈了一个下午。不会有什么人比一位资深心理医生的疏导与建议更有效了，何况是一位天才般的心理医生。陈老师以最大的热情支持我考研，他说：“你三十五岁考上，也不晚呀。”
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离开时，我问陈老师：“如果我再焦虑，怎么办？”陈老师说：“只有一个办法，再来找我。”陈老师，如今我能够到哪里去找您呢？
每一次回天津，我都要请陈老师一起吃顿饭，谈我这段时间的困扰。我会向他咨询每一件事情。但今后，我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人可以去找了。
也许因为自幼丧父的关系，我总是不自觉地在寻找一位精神上的父亲，而陈老师，便是我找到的这样一位精神上的父亲。我对这位父亲有一种恋父情结，但一度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我也对他产生了一种“仇父情结”。具体的表现是，在一家刊物举办的编前会上，当谈及陈老师的文章时，我鬼使神差地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散会后回家的路上，我便为自己的举动痛悔了。我清楚自己所说并非我之所想，但我何以又会那样说呢？何以会在背后贬损我所敬爱的老师呢？虽然通过自我的心理分析，我意识到这是“仇父情结”的一种表现，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
在写作《精神我析》一书时，我认真反省了这件事，并做了如实的纪录。书出版后，我却迟迟不敢寄给陈老师，一拖便是一年多。那天，还是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饭桌上，陈老师忽然说，他的助手看到我的《精神我析》了，知道其中有一段写了他。我当时极为紧张和惶恐，我立即向陈老师如实地谈了我那次的“仇父”表现，我说，希望这件事不要伤害陈老师。陈老师说，不会的，把书寄给我看看吧。
我回到北京后立即寄了书给他，心里仍然揣揣的。一个多星期后接到陈老师的来信，闭口不提那段文字，只是说，他以为这是一本很有水平的书，“如果有机会再版，我想为它写序。”我悬着的心，这次才最终落回原处。
可惜的是，我当时竟然未想到立即让陈老师趁着刚读后的热情完成那篇序。如今，陈老师永远不可能为我写序了。
陈老师是曾为我的书写过序言的。1995年，《同性恋在中国》即将出版，出版社需要一个专家的声音，我找到陈老师，他立即爽快地答应了。在那篇长达六七千字的序言里，他全面颠覆了对同性恋的传统偏见，直言对于同性恋者的关爱。事后我曾接到读者来信说，整个那本书，只有那篇序言让人看了最舒服。那是1995年呀！
对于那个毁誉参半的《同性恋在中国》中的种种错误，我自己，以及一些善意的学者，总是将之归于“历史的局限与个人的局限”。但我此时就想，为何陈老师便能够成功地逾越了这些局限呢？
2001年，中国的精神病学分类标准中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排除了。但我知道，在陈老师的诊所里，至少十年前便已然将同性恋非病理化了。
了解中国同性恋生存处境进程的人士都知道，来自社会学界的学者们最早普遍接受同性恋非病非罪的观点，而精神医学界是比较保守的。1994年底，我参加一个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学专家的会议，其间几乎全部的医生都认为，应该维持对同性恋者进行“治疗”。
陈老师没有参加这样的会议，但在我同他刚接触的1994年，他便告诉我，已很多年不“治疗”同性恋者了。先于陈老师持此态度的中国心理医生，我尚未有闻。
不仅不给同性恋者“看病”，陈老师在1994年便已频繁地为同性恋者介绍伴侣，他的门诊外常会有几个同性恋者在那里结识同道，交流感受。这在当时同样令我很吃惊，陈老师对我讲：“他们比异性恋找伴侣更难，很痛苦。为异性恋者介绍对象被视为积德的事情，为同性恋者介绍伴侣更积德。”当中国绝大多数的心理诊所在诊治“同性恋患者”的时候，陈老师的诊所已成为“介绍所”。
许多时候，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位天才般的人物。
与人谈起陈老师的时候，我总忍不住眉飞色舞地讲我亲眼目睹的一些“传奇故事”。
每逢陈老师出门诊，都有许多人慕名来排队。一次旁观陈老师的门诊，一个男青年进来，尚未坐稳，陈老师便没头没脑地忽然问到：“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我当时都听愣了，不明白他们在谈些什么，听了很久，才意识到这位男青年是一位自我否定的同性恋者。而陈老师早在他开门进来的一瞬间便看出来了。
还有一次，一位四五十岁的妇女进来，陈老师也是开门见山：“你住在城乡结合部吧？是哪个方向的？”我亦搞不明白，陈老师何以一见面便知道这位妇女居住区的类型。后来陈老师向我解释，从那位妇女进屋，到坐在他的面前，这过程的神态举止中，他已判断出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