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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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对党的高级干部分配工作的是中央委员会组织局,斯大林立即控制了这个机关。自1919年3月起他成了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①后,就开始到处——在中央机关、人民委员会、各共和国、各边疆区委和各省委———都安插自己的人。
①《政治教育》1988年俄文版第9期第77页;《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俄文版第10卷第592栏。
在20年代曾是斯大林的秘书之一的B.r.巴札诺夫说,总书记有一个习惯,就是一面吱吱地抽烟斗,一面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然后打电话把秘书叫来,简短地指示:要把这个省委书记撤掉,要派某某去代替他……接着便由总书记所完全支配的组织局以非办公人员所应有轻率态度来办理对党的活动家的任免手续。
没有一个人为此而同中央组织局进行过争论。这使斯大林感到十分满意。如果不是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局存在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斯大林所顺利地开始了把戏就算玩成了。然而党的最高机关的成员们眼下还不愿意从斯大林那大沿帽的帽檐下来观看世界。而如果试一试把权力由政治局转到另一个机关去呢?而且是在不声不响地、不做出任何决定和决议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呢?能够成为这另一个机关的就是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于是斯大林便企图赋予书记处以能够作出指示的职权。
但是,手腕被识破了。在1925年12月举行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抑制住斯大林的那些争论不休的人的捣乱,他说:“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们反对书记处……凌驾于政治机关之上……我确信,斯大林同志是起不了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这个作用的。”①
①《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74—275页。
……1923年。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这一职务已经一年多了,可是距离他独揽党的全权还多么远呵……要掌握中央的全部机关,要在一切关键性的部门都安插上自己的人才是。这些人既是忠实可靠的,又是善于执行任务的,他们绝不敢冒然地象托洛茨基那样来蔑视总书记;他们也不敢象斯克雷普尼克或札东斯基那样来正视他斯大林,而是只能仰视总书记,从总书记那小胡子的下面来接受指示。这样的人已经有了,他们是莫洛托夫、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雅罗斯拉夫斯基……但是他们的人数还少。于是斯大林便顽强而有步骤地加强自己的后方——在组织局,在书记处,在中央机关各部门,在《真理报》编辑部,在人民委员会。“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里中央机关的迅猛发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17年11月时,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还不到30人,到1919年年底已将近80人,到1920年3月底时达150人,年之后已经是602个工作人员了,这还不包括担任守卫和执行通信勤服的武装部队(140名战士)在内①。不久,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竟达到了几千人。
①大百科全书中关于《苏联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词条198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641一642栏。
党的官僚机构刚刚加快发展时,斯大林就已经感觉到中央机关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力量,斯大林一掌握政权(虽然眼下还只是在党内掌权,还远没有达到个人专权的程度),很快就掌握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打开梦寐以求的专政之门的钥匙是放在总书记的办公室里。他还了解到一点:中央机关能够作到的事情是很多的。在中央机关内部能够埋葬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一项决议,甚至是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谁掌握了中央机关,谁就能够封锁住政治局的或政治局委员的指示,同时又能够通过中央机关,冒充中央的指示,而贯彻自己个人的指示。
当列宁由于担心政治上会发生分裂而开始口授自己的遗嘱,在其中建议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时,他所考虑的是要让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学会做中央工作。①斯大林则别有用心地利用了领袖的这一建议。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已经对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了辱骂。斯大林宣称,在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由10—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他们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这个“中央委员会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看,列宁的建议被改变成了什么样子。斯大林由于对列宁的战友们不信任,便建议把那些“有生气的……有头脑的工作人员”吸收进中央委员会里来。②斯大林的建议被悬挂在了空中,因为代表们觉得,他的建议为时过早。他这个总书记能稍微再等一等才是,因为这时列宁还活着,政治局还没有丧失其威信,老近卫军还依然有权有势……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1页。——译者注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77、178页。——译者注
科巴同志有时候头脑过于简单,性子过于急躁。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已经学会了改变自己的速度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他从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删去了他在发言中谈到“未来领导人”的那些话。只是到了1968年,那些消失不见了的话才又在新版速记报告的注释中出现。
但是,言语是言语,行动是行动。中央委员的人数从27人增加到了40人——代表大会一下子选举了这么多①。现在总书记能够较容易地使用伪装的手法把自己的人提拔到党的关键性岗位上,也能够较简单地把那些不合心意的人调出中央委员会。在列宁时期,每一个中央委员既可以在书记处、也可以在组织局、又可以在政治局提出任何一个使自己感到不安的问题,捍卫自己的观点,必要时还可以诉诸中央全会。甚至对于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执行的全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也能够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8年莫斯科俄文版662页。
列宁的这一传统束缚了总书记的行动。他“忍耐”到了1925年。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最后一次允许少数人发言。民主的传统到此终止。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同总书记进行争论了,因为他所建立起来的那种精选制度有效地起了作用。
列宁提出一项任务——要使中央机关完全服从党的政策。斯大林对领袖的这项指示稍作改变后,极其有利地加以利用:他使中央机关绝对服从于自己个人的政策。他关心备至地把反对派裹入襁褓,并用一只并不颤抖的手把一块东西塞进它的嘴里,堵住了它的嘴。
斯大林是怎样作到了这一点的呢?他在为独揽党内大权而斗争时,存在着一些有利情况。
当你企图重现党的领导蜕化变质这一历史时,你就必然想到“鱼从头部烂起”这句古老的谚语。蜕化变质的过程是从最上层开始的。斯大林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处在最上层的是党的一些领袖。中央机关即各项指示的传播者,就在他们的手边。处在下层的是不敢发表意见的、被党的纪律紧紧束缚住的普通党员群众。这就是在1923年时所初步形成的党内相互关系的一幅简图。
生命陷于垂危的列宁已经无力去改变什么局面了。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里,斯大林借助于听从自己的机关,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阴谋活动来反对列宁这位党的创立人。当老共产党员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向列宁请求允许他到国外工作时,列宁念起在侨居国外的年月里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情谊,表示愿意推荐他。但是组织局却拒绝了这一推荐。应当指出的是,除了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加里宁是较晚的时候加入斯大林的中央核心而外,当时组织局的成员是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和鲁祖塔克。但是斯大林却能够把多数人联合起来而责备列宁……任人唯亲。
1921年6月4日,列宁在答复什克洛夫斯基的便函时写道:“您不得不从头开始。有人对您抱成见,或者说有人坚决反对您,或者说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很不相信我。这使我感到极为痛苦,但这是事实……‘新人们’来了,他们不认识老头子们。你推荐吗,他们不相信你。你再推荐吗,他们就更加不相信你,还顽强地说:‘我们就是不愿意’。现在的情况与开始时想的完全不同,要把青年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得经过战斗。”①
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生平大事记》俄文版第10卷第517页;《青年共产党员》1924年第3期第8页。
到1923年时,斯大林已经纠集了一批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强有力的、掌握着最高权力的追求个人名利的人。
一些有洞察力的老党员们看清了总书记的用意何在。他们之中有几位大胆的人——斯克雷普尼克、克拉辛、奥辛斯基、卢托维诺夫、扎东斯基……他们毫无畏惧地揭露了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和总书记进行的派别倾轧。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柯秀尔直言不讳地指责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集团“在其组织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执行一种集团政策”,这种政策“往往是违背党的利益的”①。工人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尤里·卢托维诺夫指出,在党内已经“没有可能通过正常途径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政治局才是绝对正确的爸爸:我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反对不得的,谁也没有权利提出批评。这种状况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②斯大林怎么样呢?他在结束语中只是顺便提了一下卢托维诺夫,对卢托维诺夫提出的情况避而不答,却大谈其国际局势来,并在代表大会之后,继续进行其破坏性的派别活动。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02页。
②《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10页。
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想从斯大林那握得很紧的手中把中央机关夺过来的企图。那是1923年8月,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叶夫多基莫夫、伏罗希洛夫、拉舍维奇、伏龙芝和其他几位一党的担负重要责任的活动家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养。有一次他们在疗养地附近散步时,聚集在一个岩洞里,讨论了中央机关的情况。①原来,组织局在任免和调动党的干部时没有征求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一切都是悄悄地、暗地里进行的,某人一个劲地把自己的人提拔到莫斯科和各省的负责岗位上去。
①《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56页。
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看到总书记通过中央机关进行的组织准备工作所达到的真正规模。谁也不知道科巴在那时就已经对领袖①及其战友们的每一步行动都进行着监视,无论是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或者是政治局委员们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每一次谈话、每一封便函、每一张复写纸,都躲不过约瑟夫·斯大林的眼睛。
①领袖指列宁。——译者注
列宁逝世一年后,总书记把监视制度搞得更加完善了。很久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使鲍里斯·巴札诺夫很感兴趣,这就是:斯大林在签署文件时,几乎瞧都不瞧一眼就在上面签了字,甚至是对那些需要认真注意的重要问题,他也不去仔细考虑。那么,在一连几个小时的长时间中他到底在干什么呢?有一次巴札诺夫顺便走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坐在桌于旁边,把电话耳机紧贴在耳旁。但这是干什么呀?所有电话机上的耳机都放在原处。这位秘书看到有一根塞绳通往斯大林办公桌的抽屉里。这就是说……此刻斯大林抬起头来,一面把耳机仍然紧紧贴在耳旁,一面看了秘书一眼。巴札诺夫一声不响地退到了门旁,走了出去。他把这个情节告诉给了总书记的另二个信得过的助手列夫·梅利斯。梅利斯简短地说:这不应当和他们有关。
窃听器是捷克的一位专家给安装的①。主人自然在卢比扬卡街②对他进行了惩罚,因为在那里人们都知道应当怎样对待多余的见证人。
①鲍·巴扎诺夫《斯大林过去一个秘书的回忆》1980年巴黎俄文版第58—59页。
②卢比扬卡街在莫斯科,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在地。——译者注
中央委员会里的关键性位置都被斯大林安插的人占据了。他们积极地支持斯大林,在中央机关里制造有利于提高新领袖威信的氛围,他们为新领袖松土、施肥、拔“草”……
谁也没有指望列宁能重返工作岗位,战友们在考虑由谁来代替他的问题。在肯斯洛沃茨克临时举行的那次会议上,与会者们回想起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于是大家商议:怎样消除斯大林那独裁统治的野心。
由于书记处开始具有指示性机关的作用和力量,所以譬如说让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这3位政治局委员进入书记处是合理的。可以组成一个三人领导小组,由加米涅夫或布哈林代替季诺维也夫参加。布哈林把这样的内容简要地表述成一个建议,并同季诺维也夫一起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伏罗希洛夫对此表示反对,但是其余的人都同意布哈林的建议。信由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带往莫斯科交给了总书记。①
①《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456、506页。
斯大林书记处里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呢?这样做对斯大林来说是极不合适的。因为不管三人领导小组怎样组成,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或布哈林在一起,他都会显得平庸无才。再说在书记处里和政治局里,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人,表决机器决不会使他失望。而三人领导小组……难道能够把狼、羊和白菜都放到一个小船上去吗?那样的话,小船将靠近什么样的岸呢?何人将留在小船上呢?
斯大林火速来到了基斯洛沃茨克,并立即用辞职把自己的战友们吓唬了一下:“如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也不用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争论。”①战友们惊惶失措了:科巴不了解他们,问题不值得这样……为了使政治路线同组织工作协调一致,当时斯大林建议让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这3位政治局委员加入组织局。不是加入书记处,而是加入组织局!妥协达成了。②但是这个短暂的改革未能作出任何事情,因为所说的三人领导小组根本就没有在组织局的会议上出现过。只有季诺维也夫有一次无意之中顺路拐到了会场,但只是在那里停留了片刻……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24页。——译者注
②《苏联历史百科全书川我文版第10卷第593栏
虽然如此,基斯洛沃茨克的聚会惊扰了总书记。他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想起了这一点。为了要嘲笑一下”山洞里的人”,他便以讽刺的意味提到了当时的谈判,重复了他情愿“让出位置”的那些话。列宁去世后过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总书记的地位就巩固了,他感到可以开一开玩笑了。在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玩弄了“听众”,同时又打击了季诺维也夫的威信,把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说成是“取消政治局”的政纲。玩弄政治倾轧的大师开始给人扣帽子了……
1923年时,最上层的人士已经知道,列宁患了不治之症。夺权的竞争尖锐起来了。在托洛茨基的身下放上了新的地雷:斯大林安插的人已经打入了托洛茨基的堡垒———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一向轻视组织工作,不去降低身分搞一些阴谋诡计,而是寄希望于无法反驳的说服力。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