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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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于无法反驳的说服力。斯大林可不是这样。他按照进行政治阴谋的一切“规定”，对以“托洛茨基”命名的那些堡垒进行围攻，在准备工作方面哪怕是一种粗活也不放弃，从而从对手那里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

‘托洛茨基以其老爷式的傲慢态度不想去认真地对待斯大林，他没有觉察到迫害的规模，也没有看到处心积虑地反对他的那一运动的最终目的。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讲出这样的话：“我情愿放弃我的一切岗位而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姿态去为德国革命而战斗，因为德国革命眼看就要爆发啦！我也情愿辞职，季诺维也夫已经站起来了，所以我要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姿态前去战斗！”斯大林很会迎合自己的伙伴，他说：“中央委员会不可能一下子拿两个这样宝贵的生命去冒险。”①

①根据阿·伊·米高扬的口述。

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困难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1913年的水平，农业被弃置不顾，运输徒有其名，道路情况也是如此……最必需的商品、粮食、住房极感缺乏，货币贬值……不满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由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组成的三人同盟不知道如何对付困难，而且他们不是承认这种情况并向积极分子征求意见，而是加强行政管理制度。

托洛茨基在1923年10月8日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责领袖们实行了独裁统治，放弃了党的民主制，忘记了选举制原则，对批评采取了不能容许的态度。一个星期之后，一批老党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在这个被叫做《四十六人的声明》的文件（这个文件充满了对革命运动的担忧）里，对国家的经济状况、财政状况和党的领导活动进行了分析：

“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种情况的造成，是因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党内派别专政制度已过时了。”①信的作者们指责那些同党失去联系的领导人实行了一种足以使国家灭亡的政策。他们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0页。——译者注

在46个签名的人中有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他是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他对信的正文补写了重要的一点：“要求公开地、开诚布公地对待我们的一切弱点，我的这种要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使我完全支持召开上述会议的建议，以便拟定一些实际途径，来摆脱现有的各种困难。”①

①拉基京《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75年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95页。

上层人士认为《四十六人的声明》是对党的粗暴的攻击。吓破了胆的安德列·布勃诺夫急忙勾掉了自己的签名。很清楚，这样一个对进行政治挑拨非常方便的借口，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季诺维也夫，都是不会放过的。以客观的态度来审查这封信，坦率地、同志式地谈论问题—一这使斯大林及其帮凶们感到很不愉快的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0月25—27日联合召开的全体会议宣布写这封信的人都是派别分子，并指责他们同托洛茨基一起进行分裂活动。①

①《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第9版第3卷第141—142页。

对“领袖们”来说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十月全会的决议没有予以公布。由党的执政官组成的三人同盟没有把“造反性的声明”①原文发表出来。到了30年代．当斯大林成为统治者之后，他就把所有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全都杀掉了。但是就是到了这时这封信也没有被刊印出来。而且在很长时间中，人们从党的所有讲台上都对斯大林捏造的“托洛茨基分子”大肆咒骂……

①“造反性的声明”即上面说的“四十六人声明”。——译者注

但是在1923年10月，《四十六人的声明》的内容象托洛茨基的屡次发言一样，很多党员都知道了。三人同盟不得不有所承认。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公开承认，现今的领导作风限制了党内民主。《真理报》号召党员们对季诺维也夫写的《党的新任务》一文积极地展开辩论。从11月13日起，在3个星期的时间里，《真理报》不断发表党内辩论的材料。这次辩论很有成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12月5日已经能够在联席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这份出色的文件重申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决议要求“党的领导机关要倾听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把任何批评都看成是派性的表现，不要以此而把那些认真负责的和遵守纪律的党员推到与外界隔绝和进行派别活动的道路上去”。在讨论党内生活问题时，借口“党的纪律”而加以限制的作法被认为是错误的作法，因为这样的讨论是“党员”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义务”。中央号召同“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歪曲党的机关和党的实践”的行为作斗争。①

①《真理报》1923年12月7日。

无须把《四十六人的声明》同1923年12月5日中央作出的决议加以对照：就其精神和内容来讲，两者是孪生兄弟。决议的原文不正是因此而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之后竟被保守秘密长达几十年之久吗（这样作是为了便于伪造历史）？

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当时就违反了上述联席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宣布批评自由是一回事，容忍批评自由是另一回事。新出现的“领袖们”欺骗了那些忠诚的革命者对他们的信任。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是第一批牺牲者之一。他既然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工作，他就不能不同托洛茨基一起行动。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人员的一次会’议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建议通过一项决议来支持中央委员会。他由于受党的纪律所束缚，回避参加党内辩论。当有人建议他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党校会议上代表反对派作报告时，他建议去找拉狄克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但是当他得知季诺维也夫将到会发言时，便决定同手诺维也夫争论争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带上自己的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校从事党的登记工作的助手德沃尔热茨一起去出席会议。

会上，季诺维也夫俨然表现出一副大官的姿态，蔑视那些发表反对意见的人，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路线”。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企图阻拦德沃尔热茨别讲话4020，但后者终究还是发了言，给这位政治局委员以回击，而且方式很生硬。休息时，季诺维也夫坐到德沃尔热茨旁边，对他说：“你的发言象是克伦斯基毕业生中的一个准尉。”

在这次难忘的会议之后不久，德沃尔热茨被叫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副官把这个情况告诉给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①并补充说：德沃尔热茨担心会被捕。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说，季诺维也夫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和报复心很强的人，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②季诺维也夫决定要消灭这个胆大的爱争论者，因为他竟胆敢“不按规矩”来批评一位政治局委员。于是德沃尔热茨被捕了，并被流放5年。对他的惩治是在1923年12月，这是即将到来的恐怖时期发出的最早铃声之一。1937年，不合主子心意的千百万人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①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即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译者注

②《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2页。

12月21日，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校辩论会议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会交了一份声明书，但是中央委员会机关已经学会了以巧妙的办法来拒绝受理使人厌烦的各种声明。①12月27日，当德沃尔热茨已经“受到追究”时，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向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强硬的信，为这位共产党员进行辩护，因为他享有不久前宣布的讨论党内生活问题的“权利和义务”。

①《M·M·波利亚克回忆录》。

这封信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夜里写的，是匆匆忙忙地写成的。他直截了当地对斯大林的上层人物写道：“我们不是党的官僚等级制度中的廷臣①！你们这些没有能力进行领导的人，用一堵墙把自己同党隔离了开来，而且为了淹没批评者的声音，甚至动用了布尔什维克的偏见。”

①廷臣是沙皇宫廷的显贵。——译者注

这里有些情况实在需要加评述。党的老近卫军是用党的纪律和钢铁般的统一这种传统培养出来的。斯大林善于极其巧妙地和经常地利用这些口号。他的“信条”——“如同保护眼珠一样来保护党的统一”①已为几代人（这几代人不只是党员）所熟知。现在，斯大林究竟赋予“统一”和“反对派”这些概念以什么内容，人们对此是越来越清楚了。斯大林把每一个企图表明自己观点的人都看作反对派分子，然后就把他们列人“人民的敌人”营垒。他们的后果如何，人们对此也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另一方面事情却弄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出现了许多荒唐无比的反常现象。在镇压时代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些经受过地下工作锻炼的者布尔什维克竟然自己诽谤起自己来，竟然同意被处以死刑——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党的统一，为了不引起混乱和分裂。

①《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版上卷第170页。——译者注

在所描写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打一生中的这件事上，捷尔任斯基于半个月之后在全会上表决时所采取的立场是很典型的。他们两人从1905年起就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曾肩并肩地在劳动人民委员部工作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第一次结婚时生的大儿子是在捷尔任斯基家里受教育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①清楚地知道，他的朋友并不是一个派别分子，但是……党的统一！党的统一高于一切。

①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是捷尔任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于12月27日怀着担忧的心情向党中央委员会写道，在领导层中内争没有停止，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的路线“在破坏着军队的道义上的团结”和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威信，这条路线对于党的真正统一是有害的。因此，这条路线“是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的。现在唯一要作的是……要求那些胆大妄为的领袖们遵守规矩。”①

①《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2页。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决定把自己这封信立即发出去。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报刊部主任米哈伊尔·波利亚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早晨时曾把信读给了他听）想阻止他不要走这一步，但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①还是自行其事了。他回答说：“我对党从来不口是心非，我不是一个派别分子。”②

①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2页。

象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样一些人是斯大林分子从道路上搬掉的第一批。诚然，暂时还不便于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扭送到集中营去。不得不只限于对他进行季诺维也夫所策划的诬陷——责备他把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变成了反党的派别斗争司令部。

1924年1月12日，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被叫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会议上，在那里斯大林指责他进行了派别活动。总书记并不是空手来出席会议的：他的帮手们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准备了一份“揭露”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企图搞独立的特殊材料：说他没有把召开军事学校党支部代表会议一事告知中央委员会，说他没有把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发出的第200号通告使其与中央委员会的精神一致。只有揭穿斯大林机关在幕后进行的阴谋诡计，才能驳倒这种荒唐无比的指责。组织局决议中的第一点所依据的正是这样一种臆测。

请看第二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于1923年12月27日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的信以威胁中央的口气，‘要求那些胆大妄为的领袖们遵守规矩’，这封信是对中央空前的攻击，这就使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无法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再工作下去。”①

①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2，保管单位第109号第45张。

在组织局的决议之前，政治局已作出了一个决议，而在政治局中占主导地位的也是斯大林分子。他们在采取行政措施方面如此的协调一致……那个时代产生了一个说法：“机关的制度”。

但是，由什维尔尼克（他是一个还“没有堕落的”人）领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所属专门委员会经过对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犯罪的”事实。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向中央全会提出了申诉。他在1924年1月15日的会上详细地分析了组织局的决议（该决议认为他犯了写信威胁中央的罪）。他说：“我认为向中央委员指出党的状况存在某种危险，是一个党员无可争辩的权利；我认为我以自己的信履行了一个党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义务，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是在为军队和军队中党组织的状况担忧。最后，在我于12月27日写的信中没有任何威胁中央的地方，我只是认为，那些能够按照党的原则进行思考的同志，应按照党的方式，即通过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对具有派别思想情绪的领袖，进行劝导工作。”①

①《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8期第43页。

这与尤·赫·卢托维诺夫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多么一致，卢托维诺夫认为，“不只是中央委员会，而且每一个积极的党员都有挽救党的专利权。”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16—117页。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全会上诉诸起码的公理，他说：“我坚决要求要彻底弄清对我提出的问题。我指的是把一个党员解除其政治部主任职务的事，这个党员敢于按照党的方式反对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的路线，因为这条路线对党的统一和军队在道义上的团结是有害的。我以鄙视的态度批驳对我的一切指控，说什么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被我变成了派别司令部——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证明这一点，而且永远也不可能证明这一点。既然这一点至今得不到证明，那么把我解除职务就只有一个用意，这就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前，要对一个富有党的坚定性而不会玩弄派别手腕的同志，进行派别性的报复。”①

①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7号，目录第2号，保管单位第109号，第42张。

在1924年1月中央全会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大胆地揭露了中央机关对他开展的一场诽谤性运动，其目的是要吓倒一切被列入“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的共产党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向中央委员们声明：“对这场正在广泛开展的运动定出某种调子的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一点我绝没有看错。”①

①同上。

对这一点安东诺夫确实没有看错。但是他显然低估了那些在党内占居关键性职位的人的力量。站出来支持组织局的决议的有莫洛托夫、什维尔尼克、什基里亚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他们都在为主子忠实地效劳）。主要指挥者要是能躲在他们的背后作为靠山该多好。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