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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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规划甚至也体现着混血王朝的风格。那棋盘般的格局让人想起西周的井田制，一个个自成系统的坊又让人联想到胡人的部落。我们不能肯定宇文恺是不是这样想的，但如果当真，那可就是将井田和部落城市化了。＇26＇
无疑，这需要才华横溢，也需要气度恢宏。
才华属于宇文恺，气度则属于李世民。他在政权尚待稳固的贞观初年就让投降的突厥入住长安近万户，可不是只看城市容量就能够作出的决定。以后的皇帝财大气粗，就更不在乎。据统计，盛唐时期鸿胪寺的国宾馆里竟然住了几十个国家和民族的使节或代表，有的一住就是几十年，使命完成了也不回国，所有的开销都由鸿胪寺大包大揽。
呵呵，有钱就是任性。
但是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吃不消了。于是宰相李泌（读如必）下令停止供应，使节们则一状告到了政府。敢作敢为的李泌却不吃那一套，他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训斥说：天底下哪有你们这样的外交官？要么取道回纥或者海路回国，想留下来就得为大唐效劳，干活领俸禄。你们看着办吧！
没有一个人愿意走，李泌便把他们编入神策军。结果是皇家添了壮丁，鸿胪寺则每年省下五十万招待费。
拍手叫好的，还有东西两市的商人。＇27＇
东西两市是长安的商业区。大体上说，东市是国内贸易中心，西市是国际贸易中心。从奇珍异宝到针头线脑，一应商品不是买于东市，就是买于西市。久而久之，购物就变成了“买东西”。也许“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从东西两市买来的就是东西，否则就不是东西。
但，使节和代表被收编，商贩们为什么高兴？
因为这些“外宾”常常打白条，店铺老板碍于“外交关系”又不便催要。其实使节和代表们赊账，是由于国家财政吃紧，鸿胪寺的补贴不能按时发放。大唐拖欠外宾，外宾就拖欠店铺，店铺却不能拖欠国家，岂能不叫苦连天？
不过，这只是动乱之后的乱象，盛唐时的长安可是风花雪月一片繁华。有个故事说，唐玄宗天宝九载（750），一个名叫郑六的人在逛街时邂逅一位绝色美女，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共度良宵。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在坊门跟卖饼的胡人说起，才知道自己爱上的是狐狸精。＇28＇
这位美丽善良的狐狸精，是胡姬的艺术形象吧？
其实，有狐狸精的又岂止长安，其他许多城邑也是国际化的都市，比如洛阳，比如扬州，还有河西走廊的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沙州（敦煌）。在那些西北的城市中，佛法是伴随着驼铃，用印度语、波斯语、粟特语、突厥语和吐蕃语，由不同民族广为传播的。
最典型的还是广州。
广州从孙权的时代开始就是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到唐代更是胡商云集。仅鉴真法师所见，就有波斯、印度、斯里兰卡和南海、东南亚各国商船。萨珊王朝灭亡后，阿拉伯人就更多。不过，阿拉伯船只仍然被叫做波斯舶，印度洋通用的也是波斯语，正如陆路通用粟特语。＇29＇
各国的船只，停满了广州港。
大唐给予的则是尊重、保护和优惠政策。胡商们单独居住在蕃坊之中，通过蕃坊的负责人来接受官府管理。他们被允许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甚至被授予一定的自治权，以便裁决内部的纠纷。于是，就连建筑风格也都是阿拉伯的。南国风光再加异国情调，真是分外妖娆。
唐太宗“爱之如一”的主张得到了充分体现，客居广州的侨民则把大唐看作了自己的国家。因此，当黄巢的军队打进来时，他们很自然地就站在了广州保卫战的第一线。结果是十二万侨民被杀，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
信仰之争暂时搁置了。此刻，他们都是唐人。
扬州则是另一番景象。靠着京杭大运河富庶繁荣起来的扬州，最鲜明的标志是诗人、美女和波斯客。后者在萨珊王朝灭亡之后流寓中华，却无不腰缠万贯，以至于冒牌货被叫作“穷波斯”，意思是波斯人中没有穷的。是啊，囊中羞涩岂能“烟花三月下扬州”，商埠之夜注定纸醉金迷。＇30＇
于是杜牧有了他十年一觉的扬州梦，争当第一的徐凝和张祜也竞相开屏。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边，月明桥上看神仙。徐凝则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这一回，张祜似乎又落了下风。
其实多彩多姿的还有盛产蜀锦的益州（成都），作为中转站和集散地的洪州（南昌），等等等等。这些城市当然也都风采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满街都是胡人。＇31＇
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商人、银行家或高利贷者、外交官、书生、探险家和传教士呢？该不会只是丝绸、茶叶和善解人意的青楼女子吧？
当然不是。
文化航母
阿倍仲麻吕要回日本去了。
中文名字叫做晁衡的阿倍仲麻吕，是在开元四年（716）作为留学生来到大唐的。当时他十九岁，同行的则有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玄昉，均为一时之选。进入国子监学习的阿倍仲麻吕也不负厚望，以优异成绩一举考中进士。＇32＇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三位外籍进士，先后是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新罗人崔致远、阿拉伯人李彦升。
这里面的信息值得深思。
前面说过，唐代科举最难考的是进士。因为其他科目比如明法和明算，选拔的都是专业技术人员。进士科的设置却是要为帝国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做人才储备，因此并不考核专业技术，对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则要求更高。
那么，进士科考什么？
贴经、杂文、时务策。贴经就是从儒家经典中选取部分段落篇章做填空题，杂文是写诗和骈文，时务策则是论述时政对策。第一项考基础知识，第二项是才艺展示，第三项相当于学位论文。如此全面考核，难怪考中不易。
对于外国人，就更难。
阿倍仲麻吕却一举成功。此后他留在了长安，成为大唐的一名官员，一住就是几十年。天宝十二载（753），思乡心切的仲麻吕被玄宗皇帝任命为大唐出使日本的使节，与久别重逢的故人、遣唐副使吉备真备一起回国。
消息传出，朝野上下依依不舍，名重一时的王维等人纷纷作诗送别。阿倍仲麻吕则写下了著名的《衔命还国作》送给中国朋友——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33＇
这说明什么呢？
阿倍仲麻吕已经融入大唐。＇34＇
大唐境内，像仲麻吕这样的外国人不在少数，融入的原因也五花八门。比如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国灭亡后，流亡的波斯王族复国不得，就只好客死长安。但更多的是来了就不想走，比如赖在鸿胪寺国宾馆的那些使节。问题是，并非所有外国人都被唐帝国包养，吸引其他人的又是什么呢？
财富，机会，制度，文化。
逐利而居的商人当然是冲着巨额财富，或者说赚钱机会而来的。这其实要感谢隋炀帝。由于大运河的开通，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基本贯通起来。商旅从广州港登陆，取道梅岭进入洪州，再向东进入钱塘江，就可以一帆风顺地从杭州而扬州，而洛阳，直至丝路的东方起点长安。＇35＇
作为世界首都，长安是国际贸易的大市场。在此，帝国政府设有市局和市准局，负责工商管理和标准计量，也负责平抑物价。薄利多销的政策刺激了消费，稳定低廉的物价更让远道而来的胡商有利可图。于是，以粟特、波斯和阿拉伯人为主的外来资本集团，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胡人的商团非常专业，甚至操纵和垄断着部分行当。有一次，某寺在做完道场后得到一件施主奉献的宝物，长约数寸形如朽钉。寺僧不识货，拿到西市请胡商鉴定。胡商只看了一眼，马上就说：哪里来的？开个价吧！
寺僧决定狮子大开口，要价十万。
胡商却呵呵大笑。直到寺僧将价码加到五十万，胡商这才不紧不慢地说：告诉你吧，这个值一千万。
成交之后寺僧才知道，那是佛骨。＇36＇
此事的真伪不得而知，胡商的长袖善舞则毋庸置疑。在他们眼里，对外开放的大唐简直就是天堂。没错，长安是聚宝盆，扬州是销金窟，他们当然乐不思蜀。
但，这样看问题，也就是商人而已。
更多人看重的是建功立业的机会。安史之乱前，作为世界帝国，大唐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氛围，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作为混血王朝，他们又不分种族地对所有人才都敞开大门。于是大臣有天竺人迦叶济，名将有高句丽人高仙芝，外交官有波斯人李密翳，堪称各色人等济济一堂。
隋唐创立的制度也是一块磁石，因为它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于是，这些制度被移植到了日本。就连长安城的模样，也被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奈良。
更吸引人的，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方式，而唐人的生活充满了趣味和诗意，并崇尚知识、智慧和才情。一个人，如果才华出众风流倜傥，那是会拥有众多粉丝的。
有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唐玄宗开元年间某一天，诗人高适、王昌龄和王之涣在酒楼小饮，邂逅皇家乐团的几位歌女。当时正值寒冬，天上微微飘着雪花。三位诗人回避到外间拥炉听歌，同时约定以歌女所唱诗歌之多寡，来认定自己在诗坛的排名。
然而唱来唱去，不是王昌龄的，便是高适的。王之涣开始沉不住气了。他指着歌女中最出色的一位说：回头她如果不唱我的诗，这辈子不跟你们争高下。
最漂亮的那位也终于发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曲，直唱得回肠荡气响遏行云，被公认为最精彩。
诗人与歌女就此相识，愉快地度过了一天。＇37＇
此事的真伪同样无从稽考，体现出的氛围却很可靠。事实上，由于皇家酷爱此道，科举推波助澜，诗在唐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一种潮流和时尚，以及上流社会的身份标志和统治阶级的共同教养。难怪杜牧能在扬州的青楼如鱼得水了。要知道，他并非富可敌国。
这就雄辩地证明了大唐的文明程度之高。因为只有在高度文明的国家，诗人才会有那么崇高的地位，也才会有那么多人写诗，还人才辈出。在繁星般的名家背后，应该是数量更为庞大的作者和读者群。
阿倍仲麻吕，就是被这种氛围所吸引吗？
也许吧，也许。
可以确知的是，每次遣唐使来华，都会大量搜集唐人的诗作带回日本，吟诗作赋也成为日本皇室和达官贵人的必修功课。与唐宪宗和唐穆宗同时的平安朝嵯峨天皇，甚至写出了丝毫都不逊色于唐人的诗句：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38＇
何况还有雕塑、绘画、书法和乐舞。
这同样是无法历数的领域，或许只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是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样式，书法在日本和新罗也十分热门。日本的嵯峨天皇、空海法师和新罗的崔致远，都有名作传世。第二是流传到日本和天竺的唐代乐舞，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西域乐舞在长安早已压倒中华乐舞，胡旋舞和柘枝舞（柘读如这）更为上流社会所喜欢。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西域乐舞简直就是魅力无穷。
有魅力就有传播力，有传播力就有生命力。
大唐正好搭建了这样一个交流传播的平台，满足的需求是双向的，受益也是双向的。外域文化让唐人大开眼界内心丰富，唐制度和唐文化则启迪着其他民族的心智。于是，大唐便成为一艘巨大的文化航母，各国和各民族的使节、商人、僧侣和留学生从这里起飞，把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东亚、中亚、西亚、南亚、西欧和北非。
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就这样横空出世。
命运与选择
似乎从一开始，大唐就面向了世界。
看看他们的都护府就知道——贞观十四年（640）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总章元年（668）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次年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调露元年（679）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今越南河内）。东西南北，都有都护府。
辖境则早已超出了中国版图。南边到了越南，东边到了朝鲜和韩国，北边到了蒙古国和俄罗斯，西边更是包括了哈萨克斯坦东部和东南部、吉尔吉斯斯坦全部、塔吉克斯坦东部、阿富汗大部、伊朗东北部、土库曼斯坦东半部、乌兹别克斯坦大部。这些今天属于他国领土的地方，当时都被大唐不由分说地看作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疆域。
这，难道还不是世界性大帝国？
然而所有这些动作，都在武后称帝之前完成。从建立安西都护府到设置安南都护府，则只用了三十九年。这就充分说明，对外扩张是太宗到武后三代执政者的共同国策。一个农业民族的王朝，竟会有如此膨胀的野心，又能如此迅速地予以实现，恐怕非比寻常。其间奥秘，究竟何在？
简单地说，有三个原因。
首先，隋唐虽然是农业帝国，却不是或不完全是农业民族建立的。建立新王朝的是混血民族。杨隋和李唐的皇族和重臣身上，都流淌着游牧民族的鲜血。他们从祖上开始，就没有安于本分的习惯，攻击、侵略、开拓、进取反倒是他们的天性，只不过这一次的“草原”更加辽阔而已。
其次，农业帝国也未必就不扩张，亚述和两汉便极具扩张性。两汉的区别仅在于西汉主要向北，东汉主要向南。实际上，农业民族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需要定居，所以建立国家；由于需要兴修水利、对付天灾和抵抗外敌，又必须由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帝国建立以后，疆域就成了问题。人口增加以后，土地又成了问题。无论保家卫国还是发展生产，都必定与周边国家产生摩擦，导致战争。因此，农业帝国又必然会发展为农业军事帝国，开疆辟土则成为维持生存的不二法门。
扩张势在必行。
这一点，农业帝国与游牧帝国并无两样。不同的是，游牧民族的战争诉求是财富，农业民族的则是土地。一个要动产，一个要不动产，道不同，术也相异。所以，游牧军事帝国只占领不治理，只屯兵不垦荒，往往是打下一片又丢掉另一片。是啊！天底下只有吃草的，哪有种草的呢？
农业军事帝国的政策却是屯垦戍边。前面的军队打到了哪里，后面的农民就会跟到哪里。在他们看来，扩张就像开荒，也应视为开荒，没有农业跟进的开荒是没有意义的。也因此，如果前方不宜人居，战车就会停下来。
所以，农业帝国的扩张是理性的和有度的，他们的边界就在安全线内，视土地需求的饱和而止。游牧帝国的扩张则是非理性和无限度的，他们的边界是自己的能力。或者说，他们总要打到打不动为止。也因此，他们的历史就像旋风或台风，迅速兴起，迅速消亡，只留下一片狼藉。
这样看，大唐产生征服世界的野心并不奇怪，没有这个野心反倒不太正常。别忘了，就连小小的高句丽，也知道把自己变成军事王国，趁中原内乱之机南下扩张，何况统一强大如汉、唐？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云云，是借口也是实情。只不过，汉和唐可以用这种口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