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件大事-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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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匈奴，并且大力传播汉族文化，使两族人民在很长时间免受战争之苦，促进了汉匈的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昭君出塞对汉朝与匈奴的和平相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巩固和加强了汉匈的友谊和团结，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第二部分：秦始皇统一中国佛法东流
佛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西汉时期经中亚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思想政治、文化技术、生活习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起源于印度，它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姓乔答摩，叫悉达多，约在公元前565年，生于古印度释迦族的皇族之家。他是净饭国王的太子，生活优裕，勇武聪敏，但喜欢沉思冥想，思考人生问题。19岁时他放弃荣华富贵，离开双亲、宠妃和娇儿出家学道，历尽辛苦之后终于大彻大悟，探寻到了人生的真谛，成了佛陀。后人称他为释迦牟尼佛，意即释迦族的圣者。佛教弟子称他为世尊，并把他觉悟的十二月初八定为成道纪念日。佛教的重要教义是因果报应说和轮回学说。因果报应是指现世祸福直接导因在前世，报应可以在来世也可以在死后，行善上天堂，行恶入地狱。轮回学说是指身体死了，精神不灭，可以再转入人世，修行的人可以由前生前世的牛羊转为现世的人和后世的神，如果作恶多端来世将受到更重的恶报。释迦牟尼去世后，圣体火化，所遗留的舍利子由八个国家分别供奉保存。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治印度，他规定佛教为国教。在他的支持下，佛教日渐发展壮大。
公元前3世纪，佛教经中亚传到西域各国。西汉末年，佛教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我国内地。汉哀帝初年，大月氏派使者伊存出使长安。伊存信奉佛教，博士弟子景卢跟着伊存学浮屠（佛）经，这是佛教传入我国的开端。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最早的信徒是帝王贵族。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楚王刘英就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他招聚方士沙门，祭神求福，为浮屠斋戒祭祀，并到处宣讲佛教故事，还劝明帝刘庄信仰佛教。永平八年的一天晚上，明帝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金光闪闪的神人在宫殿前飞来飞去，忽然升到天空，往西飞去了。刘英给明帝圆梦说这个金人就是佛，佛高一丈六尺，通体都是金黄色，颈项上有日月光辉，并且劝说明帝赶快斋戒沐浴，到天竺国取经求佛。明帝先派张骞等12人到西域大月氏国抄写佛经；后又派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到天竺（印度）学习佛法。公元67年，两位印度名僧竺法兰和迦叶摩腾应东汉政府的盛情邀请，用白马驮着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经和释迦牟尼像来到洛阳。他们来到中国，向明帝讲解佛教教义。明帝令人把大师带来的贝叶经文译成汉文。第二年，东汉政府调拨库银和良工巧匠，在洛阳城里修建了我国第一所佛寺白马寺。佛经由此在我国取得了正式合法的地位，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新思想工具。东汉末年，西域的一些名僧来到白马寺翻译佛经，促进了佛教的流传。
佛教的虚幻性点燃了众多人的希望，下层民众渴望摆脱今生的痛苦，企盼来生的幸福。统治者利用它的软化政策统治国家。佛教逐渐本土化，并和儒家的孔孟之道和道家的黄老思想融合协调，成为一种中国式的宗教，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第二部分：秦始皇统一中国王莽改制
外戚王莽夺取政权自立为皇帝后，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自比周公，仿照《周礼》，在土地、奴婢、货币、官吏行政等方面进行了改制，史称王莽改制。
公元前后，西汉已经由强盛而转向衰落，朝廷的赋税徭役日益繁重，土地大量兼并，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缓和阶级矛盾、实行改革的旗帜下，王莽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这个受人非议的改革家，由于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其政策加重了社会灾难，引发了绿林、赤眉农民起义。
王莽是元帝皇后的侄子，靠沽名钓誉发迹，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公元9年，王莽提出实行王田制度和奴婢政策。土地兼并和畜奴、买卖奴隶是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阶级矛盾尖锐的根源。王莽下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归国家所有；所有的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田产过多的要捐出去；没有土地的，官府按规定分配；不执行命令的被流放到边境。但当时土地大部分集中在贵族、官僚和豪强手中，他们群起而反对，各级官吏也拒不执行命令。奴婢的生活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下层阶级也没有从中得到切实的利益。过了3年，迫于各界压力，王莽只好宣布废除这一法令。不久，王莽又下诏实行五均六制度，企图以此控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剥削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狂活动，并使国家获得经济利益。五均是由政府统治工商业的经营并管理物价。六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由官家管理。但王莽用来管理五均六的多是富商大贾，他们和地方官吏相互勾结，营私舞弊，盘剥百姓，损公肥私，结果改革的收效甚微，反而助长了不良之风。
此外，王莽又先后5次进行货币改革。频繁而又不合理的币制改革，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币制改革时，新币不能马上投入使用，下层民众就大量使用私币。王莽用重法严禁私钱的流通，一家藏有铜、炭，就被认为是私自铸钱，邻近5家都要受到牵连，一起被官府没收为奴隶。民众苦于生计，出门去生产经营，所得到的还不够交税；闭门在家，横祸又会从有铜的邻居飞来，纷纷起义。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肆改革，他更改官制和郡县的名称，数次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有些郡县改得连官吏和百姓都记不住；还不断改变少数民族的族名和首领的封号。
王莽在改革的同时，又大兴土木，并派官吏广征淑女，巧取豪夺，供其享乐。他大量派使节和军队到各少数民族宣扬新朝的政德，又挑起与匈奴等少数民族的矛盾，调兵遣将，征发人力。沉重的赋税徭役、连年战争的骚扰、残无人道的刑法使下层民众无法生存，终于爆发了震撼全国、推翻新朝的农民起义。
王莽建立的新朝，只存在了短短十几年，他所实行的改革，没有一件是顺利执行的，大多是半途而废，朝令夕改。但王莽也有历史功绩。他在改革中，修改了秦汉时代的度量衡制度，使它更加完备和统一，后世的度量衡制度大都是根据王莽的制度来的。他还规定，如果地主不耕种田地、任其荒芜的要受到处罚；城市中房屋住宅前后不种树木的要受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也要受罚。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还是有促进作用的。
第三部分：东汉外戚宦官专政东汉外戚宦官专政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在他统治时期，东汉出现光武中兴的局面。明帝、章帝时中兴气象继续发展。从和帝开始，外戚宦官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由于东汉皇帝即位时年龄都很小，由太后临朝，太后依靠自己的父兄（外戚）掌握朝政、辅佐王位；小皇帝长大后，又依靠身边的宦官向外戚夺权，消灭外戚，宦官又掌握了大权，形成宦官专权，或者宦官、外戚共同专权的局面。
东汉第一位专权的外戚是窦宪。和帝10岁继位，窦太后临朝，她的哥哥窦宪掌握朝政，独揽大权，由此开始了外戚专政的局面。渐渐长大的和帝无法容忍窦宪的行为，于是利用宦官郑众掌握的禁军力量，清灭了窦氏势力，夺回政权。这是外戚与宦官的第一次较量。和帝为了酬谢郑众，封他为侯，开创了宦官封侯的先例，宦官把持政权的局面也由此开始。
外戚专权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梁冀。梁冀的妹妹是顺帝皇后，梁冀不学无术、无才无德。顺帝死后，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2岁的冲帝、8岁的质帝、15岁的桓帝。梁太后注意从外戚的失败中吸取经验，她并用外戚和宦官，又扩充太学，尽力争取官僚士大夫的支持。冲帝死后，梁冀又立质帝。质帝年龄虽小，却很聪慧。梁冀的独断专行、骄横不法引起了他的不满，质帝当面指责梁冀是“跋扈将军”。梁冀怀恨在心，使人毒死了质帝。质帝死后，朝中重臣李固、杜乔等人联名请求立清河王为帝。清河王为人严明，很有声望。梁太后和梁冀在宦官曹腾等人支持下，逼死清河王，拥立年幼的刘志为桓帝，桓帝又娶梁冀的另一个妹妹为皇后。梁氏家族地位更加巩固，把持朝政近20年。梁冀的兄弟和儿子都是万户侯，他的妻子被封为襄城君。官吏升迁调动都要先到梁家谢恩，然后才敢到朝廷办手续。梁冀还霸占了洛阳附近的民田，兴建梁家花园，绵延数千里，抓了几千民女做奴婢，并在洛阳附近建立了兔苑，周围数千里，立禁令不许别人触动苑中一草一木。西域一个商人不知禁令，偶然打死了一只兔子，为此受牵连的有十几个人。159年，桓帝的梁皇后去世，桓帝便和宦官单超、徐璜等5人合谋消灭梁冀。他们趁梁冀派亲信进朝监视的机会，说这些人私自进入宫廷图谋不轨，派禁军包围了梁府，将梁家男女老少斩尽杀绝，并没收梁冀大将军印，逼他自杀。被牵连的人众多，朝廷大官几乎全被罢免，梁冀被抄的家财有30多亿。宦官单超等5人同天封侯，称为“五侯”，从此宦官独揽大权，权势达到顶点。宦官的兄弟、亲戚被派到各地做官，他们贪赃枉法，榨取民财，杀人越货，与盗贼没有区别。侯览的哥哥在四川做官，经常以谋反罪诬告别人，然后侵吞别人的财产。民间咒骂宦官五侯专权是“一将军死，五将军出”。
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是统治集团专制制度的结果。专制制度使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就是一切权力的化身。外戚利用皇帝幼小掌握朝政，宦官又利用消除外戚的机会掌权。无论外戚或宦官，都力图自己操纵政权，甚至任意害死皇帝，再立新皇，东汉的统治就在这种政治腐败中走向灭亡。
第三部分：东汉外戚宦官专政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桓帝、灵帝时期，统治集团的内部权势之争。东汉政权自和帝后长期被宦官外戚轮流把持，到桓、灵时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政治腐败黑暗，宦官专权也到达了顶峰。宦官集团把持朝政，谋取私利，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先后制造了两次党锢惨祸。反对宦官的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受到惩罚，本人以及亲属、门生等或被逮捕，或被流放，或者禁锢终身不得做官。
东汉后期，官吏的任免权被宦官控制，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在朝中不断遭受排挤和打击，而作为官吏后备军的太学生们更是感到仕途无望，于是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联合起来，形成反对宦官集团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抨击时弊，品评人物，被称为“清议”。有识之士力图通过清议，反对宦官专权，挽救危机四伏的东汉统治。清议之风的盛行，造成很大的舆论影响。
153年，宦官赵忠的父亲去世，安葬时葬礼隆重超出常规，刚正严明的朱穆令手下挖掘坟墓，亲自检查，发现有玉匣、木偶等违规葬品。朱穆下令逮捕赵忠家属，赵忠反而向桓帝告状，诬陷朱穆。太学生刘陶等人愤愤不平，联名上书请愿，桓帝迫于舆论压力赦免了朱穆。162年，宦官徐璜等向平定羌人叛乱有功的皇甫规敲诈勒索，遭到拒绝。徐璜等反诬告皇甫规私吞军饷。皇甫规被桓帝罚服苦役，太学生张风等人和一些官员联合起来共同上书，使皇甫规获得赦免。这两次以太学生主体的反对宦官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活动对当权的宦官形成巨大的压力。
反宦官斗争的领袖人物是李膺、陈蕃。李膺的名望最高，士人能和他结交就被誉为“登龙门”。李膺在任时，贪桩枉法的羊元群罢官归家，把官衙厕内精巧的装饰物都带了回来，李膺上书请求惩治他。羊元群买通宦官诬陷李膺，后有人求情才免了罪。桓帝末期，巫师张成与宦官关系密切，得知朝廷将颁布大赦令，便故意唆使儿子杀人，让更多的人相信他的神仙方术。当时李膺便逮捕了张成的儿子，但适逢大赦。李膺特别气愤，不顾赦令杀了张成的儿子。这样一来使心存报复的宦官找了极大的借口。宦官侯览等唆使张成的弟子诬告李膺串通太学生非议朝廷，扰乱社会秩序。在宦官的怂恿下，桓帝下令全国逮捕党人。李膺、王畅等二百多人被投入监狱。李膺有智有谋，受审时故意牵扯大批宦官子弟，宦官们害怕被牵连不敢深究。太尉陈蕃据理力争，结果被免官。外戚窦武是桓帝窦皇后的父亲，为人正派，不满宦官专权，进谏请求释放党人。迫于巨大压力，167年朝廷赦免党人，但他们只能各归故里，禁锢终身，不准入朝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事件。桓帝袒护宦官集团，使社会更加黑暗，而正直的党人们却受到社会各阶层的称赞。党人范滂出狱回家，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
桓帝死后，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辅政。他们起用李膺等被禁锢的党人，企图一举消灭宦官势力。宦官曹节等发动宫廷政变，劫持窦太后、挟制灵帝，窦武兵败自杀，陈蕃也被捕死于狱中。公卿百官中受陈、窦举荐的全部免官禁锢。169年，张俭揭发宦官的爪牙为非作歹，反被宦官倒打一耙，并乘机把上次禁锢过的党人牵连进去，李膺等一百多人被捕死于狱中。又过几年，曹鸾上书为党人诉冤，灵帝反而重申党禁，命令抓捕一切与党人有关的人，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和亲属，皆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事件。直到黄巾起义爆发，灵帝被迫赦免了党人，党锢才结束。
第三部分：东汉外戚宦官专政黄巾起义
东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豪强地主势力日益扩张；宦官专权，吏治腐败，统治集团日趋腐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而天灾人祸不断，流民颠沛流离。走投无路的农民被迫奋起反抗，终于酿成了东汉中平元年（184）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以头戴黄巾为标志，被称为“黄巾大起义”。
东汉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的争权夺利，使朝政混乱，吏制腐败。水旱、虫蝗、风雹、地震、牛疫等自然灾害频繁。灵帝时河内、河南地区大饥荒，出现了河内的老婆吃丈夫，河南的丈夫吃老婆的事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安帝时，毕豪率众起义揭开了反对东汉统治的序幕。
顺帝以后，道教的一支太平道在流民中广泛传播开来。巨鹿人张角是太平道的首领。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治病为传道的手段，宣传教义，得到民众的信任，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吸收信徒10万。张角懂些医道，但他采用巫术方式治病，让病人跪拜在中黄太一神前忏悔过错，然后让徒弟们给病人念念咒语，洒点符水，就这些也能激起苦海中人们的希望。张角的活动引起了东汉统治集团的注意，统治者试图以赦令和封赏破坏农民起义，但张角的起义力量日益壮大。张角把聚集在他旗帜下的几十万农民，按地域分为36方，大方1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渠帅”领导，由他统一指挥，并在道徒中广泛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