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毒的历史-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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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赵典之学会了买办的秘密，直接与洋人作生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洋行在汉口收购牛羊杂皮、丝、麻、茶、油、杂粮、蛋、猪、猪鬃等土特产，数量巨大，赵典之巧于应对，赚取了几万两银子。在商界名声鹊起，后来居上，成为牛皮业武昌帮的帮首。1916年皮业公所改组，赵典之被推为帮董，1919年当选为汉口总商会会董兼外交董事。
以前赵典之走私烟土，都是暗中进行，没有专门公司经营。后来，经过包探傅坤山、郑玉堂的介绍，他与烟土贩鲁履安合作，组织经营鸦片的福记公司。这个公司生意日益扩大，亟须一交际场所。赵典之又集资建立了大同旅社。在旅社中，接待烟土商，招待武汉一带军、警、政各界要员，打通了各方路子。为了进一步联络感情，贿赂当权的各方人士，赵典之又在一僻静处开办了一家俱乐部，内设秘密房间，室内布置得富丽堂皇。既可吞云吐雾，也可招妓借宿，灯红酒绿，别有洞天。当时出入这里的人物，有官僚、军官、富商巨贾，如财政厅长郭干卿、榷运局长浓庆辉、警察厅长周际云、稽查处长刘有才等等。有了这些头面人物的支持，赵典之的生意越发红火了。
1916年王占元督鄂，与孙传芳商定，以“协助粮糈”之名，准许福记、福康隆、同康等八家公司领照开设土栈。八家公推赵典之为代表，与警察厅长周际云、镇守使杜锡钩、驻防军的师长寇英杰等协商，议定每担烟土（1000两）纳“协饷税”200元，由烟土商在宜昌交货贴花，由“武汉”、“飞熊”、“楚雄”三只兵船包运，抵达武汉起运到烟土公栈（鸿运里一号），提货时，则需要交纳税款，运费和栈租。这些具体工作，由鲁履安和赵典之共同负责。为防止其他流氓地痞骚扰，赵典之与军警头头协商，成立了军警督察处，负责执安巡逻，保护他的经营。自此，赵典之就控制了武汉烟土进出，垄断了烟土业。
1922年，肖耀南督鄂。此时，已设立了禁烟督察处，“地方协饷”改为“统筹军饷”，烟土税增至每担400元。武汉成立了特业公会，赵典之担任了会长，将全武汉烟土行按大批、二批、零售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调整土栈、土膏店共为32家。为了调整运商和销商的利益冲突，赵典之以会长的身份，召集双方开会协商，订立了七条章程。这些章程，既保证了运商、销商的利益，又使赵典之垄断了整个汉口的烟土市场。此后，汉口烟土生意越做越大，每月销售烟土由1000担上升至1500担，销售区域，除本省鄂南与汉水以东外，还扩大至东到上海，北至驻马店的广大区域。
1924年，赵典之又担任了武（武昌府十县）黄（黄州府八县）禁烟总处处长。他聘请各县县长与执法官予以协助，还由各县县长和士绅推荐一人为分处长，委派一些稽查搞缉私活动。当时，总处就设在特业公会内，共有稽查60余人。这个机构是一个缉私机关，其实干的是贩卖烟土的勾当。但是，这个缉私机关，严格控制了他人染指烟土业，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因此，成了赵典之垄断烟土业的重要工具。
1926年，北伐军进驻武汉，赵典之仍担任军警督察处处长，负责禁烟业务。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时，要彻底禁绝烟土，赵典之闻风见势不好，逃往上海躲避起来。不久，国民党财政部设立了两湖特税处，实行“寓禁于征”的鸦片专卖政策，赵典之又回到武汉，继续担任特业公会会长。此时，社会逐渐稳定下来，特税收入增多，即有人奉承他为“烟土大王”，“大王有福，一上台生意就兴隆了”。
赵典之经营特业多年，已拥有百万元的资产。其中最重要的，当推与鲁履安合资经营的福记、顺丰土栈，这是他获利最多的根本。此外，他独资经营了一大批产业，如汉口的鼎泰祥，在湖北、河南、湖南、四川、上海、安徽、江西等省市的城市里都设有分庄分号，经营以杂粮、棉花为主，并以大庆祥的牌名采购皮毛，以福泰祥的牌名贩运杂货；还创办了福圣、协和两家机器米厂，赵圣记榕坊以及经纶织布厂；与他人合资经营了衡源银号、昌记堆栈；持有万泉公司、民生纱厂、协兴公司和上海国华银行的股票。另外，还有大批房地产和现金。
赵典之为人讲究面子，喜欢奉承话。他在经营鸦片业，大发不义之财的同时，也参加慈善事业，沽名钓誉。如每年捐钱给善堂，送医送药，装出乐善好施的样子。此外，他还两次出钱修路，尤其是1930年汉口拓宽民族路，赵典之带领特商们捐出了一大笔钱，完成了这条路的改造工程。为此，有关方面还设立了专门建立了纪事碑，纪念他们的功德。虽然如此，赵典之始终觉得“烟土大王”之雅号不光彩，总想改弦更张，做点实业。
1930年后，赵典之把分布在各地的庄号收歇，人员解雇。1933年彻底与烟土业脱钩，金盆洗手了。
总之，赵典之由一个爱好打架的混混，依靠地痞、包探、军政界的高官们的支持，一步步当上了烟土大王。他也是勾结黑社会、反动官府而起家的。（参见赵舜琴：《武汉“烟土大王”赵典之》，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第四部分：周流天下：鸦片的经销烟土大王（3）
重庆的曾俊臣。曾俊臣曾经营了五年鸦片业，解放后发表了《经营特业五年纪略》的专门文章，回忆其经营鸦片业的经过。现据此文对他的情况作一介绍。
曾俊臣原是盐帮学徒出身，从事盐业有之10年之久，做过井、枧、灶和运销业务，并在重庆作了十多年的盐帮会长。从1935年至1939年，从事鸦片贩销业务，即作起了特商，干起了特业。他经营烟土业仅仅有四五年的时间，很快就掠得了巨额暴利，成为川帮特商中最有名的巨户。
1935年以前，曾俊臣经营的盐号倒闭，资金和信用都受到很大损失，在商场一蹶不振，总想找个机会翻本。1935年下半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开招商经营特业，经以专办鸦片进出口运销、代客买卖、报关上税等垄断特权，以鼓励特业，增加烟税。同时实行“公运”、“公栈”，防止烟土走私。曾俊臣虽然知道鸦片是祸国殃民、危害子孙万代的最可怕的毒物，经营鸦片之类毒物的人，也为一般人所鄙视厌恨，但他还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贩运鸦片，赚钱翻本，牟取暴利。
曾俊臣作过十多年的重庆盐帮会长，与当时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军需等部门的大小官僚和驻防军的军官们多有联系，过从甚密。尤其是在作盐帮会长时，为大军阀刘湘筹垫军饷，邀“包袱”（行贿），确实出了不少力，深得刘湘等人的信任。他曾自夸说：“在刘甫公（刘湘号甫澄）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即使在国民党中央方面，他也结纳了不少高官显贵，像贺国光、徐源泉等人。因此，曾俊臣有较强的后台，又有经商的经验和手腕，经营起特业，就得心应手，很快闯出一块地盘。
1935年下半年，曾俊臣同李春江（时任货税局局长，后来两次出任禁烟总局局长）、石竹轩（四川著名大盐商、烟贩，川盐银行常务董事兼经理）等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土行，以三个金字迭起来，取名“鑫记”。该土行有股本十来万元，由石竹轩任董事长，曾俊臣任总经理，李春江则为后台。
鑫记土行开业后，专做外销生意。先在四川、贵州各主要产地设庄收购，然后运到重庆 集中囤存加工，再运往汉口、宜昌、沙市一带销售。进货价格一般在每担（1000两）约三五百元，加上税捐和运缴，运到汉口每担成本平均达1500～1600元，汉口行市一般总在2000元左右。其中，税收占总成本的五六成左右。起初，鑫记土行一年仅作几百、上千担生意，因为人事、资金和时间的条件都很好，做起来很顺手，每关生意都很赚钱，于是胆子越做越旺，生意越做越大。后来，一年最多做一二万担的生意（一万担可供30万人吸一年）。账面资金总额有时扩大到了二三千万元，各地存货总额最高时也在一万担以上，几乎成了垄断的局面。
鑫记土行经营了两年多的时间，总计获得暴利将近200万元，有一次股东分红，所得的红利就为股本的八倍，仅十几个职工的花红就发了七八万元，职工和股东人人皆大欢喜。
1937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实行鸦片“统收统销”，取消原来的土行，改招“认商”，分向各产区收购，再交公营的“统收处”统一收购。统收处将所收到的烟土加上利润作价交于禁烟总局，每月按规定数量由上而下逐级分摊到各专区、县、乡、镇、保甲，直到瘾民，强迫派销。烟土生意为官方垄断，鑫记土行被迫关门歇业。
一年后，国民党政府又允许商营。鑫记土行又与以周云章为首的成都帮和江津帮的王政平等十多家土行合并，成立了“庆康”土行，继续并扩大经营。周云章是川西著名的恶霸地主，以二十八军邓锡侯部的师长谢德堪为后台，在川西南设有不少分庄。鑫记与周云章等人的土行合并，组成的庆康土行资本扩充为200万元，在四川省内各产区、销区开了四十几个码头的分庄，几乎垄断了四川省内的烟土内销。同时，也发展了省外的业务。声势也更壮大了，职工总数达一二百人，另外还有为烟土加工的工匠几十人。庆康土行开业仅一年，就在贵州收购了8000担烟土，在涪陵收购了5000担，在丰都收购了3000担，在南坝收购了2000多担，再加上其他码头收购的，总计有2万多担。除大部分仍是运出外销外，在内销方面数量也不少，获利颇丰。
庆康作了一年以后，到1939年，最大的外销市场汉口等地已经沦陷，“特业”生意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于是庆康也趁势收尾了。
从组织鑫记土行到结束庆康土行，曾俊臣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获利竟高达五六百万元，他志得意满，觉得“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短短几年内“翻梢”成功了。“翻梢”成功了，曾俊臣拥有庞大的产业，胜利洋行和蜀益烟草公司，是他独资经营的；川盐、美丰、川康等十一家银行，他入了大股；另有几十家公司、商号，他是股东；他还购置了可收1000多担租子的地产。因此，他成为当时著名的烟土巨商，有“烟土大王”之称。
曾俊臣经营烟土十分成功，其主要诀窃是勾结军政各界权要，窃取情报，有针对性地收购或卖出。他在30多年后，总结自己经营成功的原因时说：“主要原因是我同当时军政界的权贵们，特别是主办财政、税收的所谓‘禁政’的一伙人交往密切，就利用他们替我撑腰壮胆，在经营过程中排除种种干扰。此外，由于这个生意又有他们在股，大家利害相关，所以官商之间，里里外外声气相通，一切行事也就无往而不利。”这的确是经验之谈。鑫记土行开办的第二年，曾俊臣趁新货上市，市价低廉，大量吃进，囤积居奇。但是，吃胀了，烟市行情还未涨动。曾俊臣有点紧张，就乘飞机到成都，找鑫记的股东，当时任四川省禁烟总局局长的李春江摸情况，了解产销行情。李春江向他详细介绍了四川省烟土产量以及省内、省外的销量，还讲了当局的烟政方针。曾俊臣获得了这些情况，如同吃了定心丸，放下心来。他认为产不足销，烟价一定看涨。于是决定继续买进。后来销路果然好了，当局又增了税，很多人趁机抢购，掀起了大涨风。曾俊臣乘机抛出存货，每天获得近十万元的暴利。在这次增税前的半个月，二十一军军部财政处长唐华将增税的经济情报告诉了曾俊臣。曾俊臣得到情报后，立即将原来借给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的几百万元期票，连同代云南帮垫付的借款，一齐抵作预交烟税，并办好了手续。10月19日，成都来电，每担烟土由原来交税200元增至700元。这个消息当天就泄露了，全城烟商竞相预交烟税，两个小时交库税即高达200多万元。省方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宣布预交税无效，必须按新税率补交。禁烟总局局长李春江专程从成都赴重庆处理此事。因李春江是鑫记的股东，鑫记又是在半月前交的税，便没有再补税。这次，鑫记至少少交了30～40万元的税。事后，曾俊臣给唐华5万元的“包袱”。此外，曾俊臣还总结了“尔虞我诈，逃避盘剥”，“商商斗争，故弄玄虚”，“以小利收买大烟馆”等经营窍门。
从以上三个烟土大王的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出烟土商大都与官僚、军阀、帝国主义国家、黑社会相勾结，寻找后台；经营鸦片烟土，富于冒险，无所不用其极。正因如此，他们都获得了丰厚的暴利。他们的发家史，典型地说明了鸦片在中国泛滥的社会背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的庇护。
综上所述，鸦片烟土商之经营烟土业，勾结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各级官僚、土匪、帮会，想方设法，欺人骗钱；他们四处奔走、贩运，惟利是图，使烟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在全国泛滥成灾。近代中国，在政治上已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英帝国主义所贩运而来的烟毒，加上烟商的拚命贩运，使中国又成为烟毒的世界。苦难深重的中国人，又遭受着烟毒的折磨。烟毒，不仅给吸食者造成了伤害，即使是对大多数烟贩而言，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四川宜宾，有所谓烟贩“四客变化”的说法，反映了多数烟贩的必然结果和命运。这四客变化是：贩烟者初来宜宾是“烟客”；赚了钱，少不了要过豪华腐化的生活，去到赌场时，就变成了“赌客”；再逛逛妓院，就是“嫖客”；等到钱输光、花光，就只能当“棒客”（以盗劫为生）了。
第五部分：销金窟：烟膏店与烟馆挑膏店（1）
挑膏店，又叫熟膏店、零剪店等，是专门熬制烟膏，零售给烟馆及吸食者的店铺。铺中往往设有烟灯、烟枪，供吸食者使用。
熬制烟膏，是一门技术性较强的手艺，最早是从海外传入的，广东人得风气之先，首先学会了熬制，慢慢传入浙江、福建及其他地方。
正因为广东人首先学会了熬制烟膏的本领，他们的手艺最高，所熬之膏深受欢迎。在清末民初，上海的烟膏店主要集中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主要是由广东人即广州帮和潮州帮开设的。最著名的有广诚信、广诚发、广诚昌、广福和、广维新、赵南来等数十家，均属广帮；林恒丰等数十家则为潮州帮。广帮烟膏以香味浓厚为上，更有所谓不知年代的陈膏、宿膏。广帮之烟膏价格昂贵，在清末每钱一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之间，每大洋一元只能购得一两烟膏，有时只能购得七八钱。虽然如此昂贵，还是深受瘾君子的欢迎，因为“老吸烟者，非此不得过瘾也。如吸别帮之烟，每过瘾须五钱者，吸广烟只须一二钱，盖大土力厚之故”。另外，广帮烟灰也可以换烟，“每灰一两换烟四钱”。
在全国其他地区，土膏店也很多，如毗邻上海市的衰败不堪的上海县城，也有土膏店二家：一公记，在本城；一晋记，在亭林城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