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毒的历史-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28至1932年，军阀刘湘统治四川，“鉴于对待吗啡等毒物的制造和贩运活动，既不能像鸦片烟那样寓禁于征，就课以重税，准其售吸；但不愿任其泛滥，影响财政收入”。因此，下令禁毒。但他的部队仍大肆制毒、贩毒。“如二十一军第七师师长蓝文彬、旅长穆瀛洲以及地方恶霸团伐申文英、李盈庭等，都在重庆设制毒工厂；在万县受王陵基招安的河南巨匪崔二旦、王泰，是二十一军第一、第二路警卫司令，他们兵营内，设有吗啡作坊，以武装保护，公然批发零售。刘湘明知，也无可奈何。”（陈锦帆：《川江烟毒走私见闻》，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同时，驻防四川的国民党第二十军第七师师长兼川边防军总司令范绍增与当时的大毒贩叶清和合作，在四川开设海洛因制毒工厂。这个工厂设在重庆，范、叶各投资50万元，范的投资以鸦片原料充抵，叶的50万元购买制造海洛因的化学药品和机器，先后聘请一名中国药剂师和日本技师负责技术和生产，制造出不少海洛因，但质量较差，销路欠佳。两年后，军阀范绍增兵败失势，这个制毒厂失去了靠山，也关门了。但叶清和不久又勾结上了成都权要人物，将机器设备、化学药品、原料迁往成都，在成都苦竹林江设厂制毒。（佚文：《鸦片大贩子叶清和》，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1930年左右，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温建刚同不法奸商潮州土行会计华清泉、潮州人郑芹初勾结，在上海南市设立制造吗啡的工厂。他们“重金聘用技术人员，购置最新技术设备，炼出上等白吗啡。产品销路很畅，很快获得暴利”。后来被陈果夫查处，在南昌处决了温建刚，这个制毒厂也被查封了。（佚文：《鸦片大贩子叶清和》，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大鸦片贩子叶清和在四川制毒厂先后失败后，1931年年底又在上海法租界十三层楼附近开办了一个制毒工厂，以广东人黄彰发为负责人，聘用日本技师，复制四川运来的粗制吗啡、海洛因。1932年夏，这间工厂又迁至上海虹口的公共租界，并用叶的同乡周养元、王开炎为技师。这时，复制出来的海洛因，质量提高了，销路问题得到了解决。“其倾销地区，主要是华北、东北各省，也有部分远销西北各省。这个厂的海洛因，分为白布方包、硬纸方包、软纸方包三种。”这个制毒厂不久也被查封了。


第三部分：罂粟花处处开放：鸦片国产化吗啡、海洛因的输入与国产（3）

　　本世纪40年代，贵州流行吸食白面（即海洛因），白面销售日广，获利甚厚。一些“奸商在地方恶势力的庇护下，选择产烟山区僻静地点建成小型工厂，就地取材，采购便宜烟土秘密从事白面制造，然后偷运市场销售”。（谢根梅、孟慰苍：《贵州烟毒流行情况》，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在沦陷区制毒贩毒，毒化中国人民。“1938、1939年间，天　　　津的日本北支派遣军本间部队所属宫崎部队曾勾结伪军张宝正部，以筹措粮秣军饷为由，在河北省静海县独流镇设立海洛因制造厂。日军森冈部队（水路警备队）也曾勾结伪军河防队刘勋臣部，在大城县抬头镇设厂制造毒品。”1940年宫崎部队由松井接任部队长，改称2094部队，伪军则改称大城治安军，刘勋臣改任治安军司令。刘部进驻大城县东滩、西滩、当滩和张家营四个村庄。“这四个村庄位于阡陌纵横的稻田中央，围绕村边有六米宽的水渠，东通大清河，西连子牙河。这里既有水源又可提供厂房，而且通往王口镇只有一条咽喉大道，大小汽车可畅通无阻。”刘部将这四个村划为海洛因制造厂区，在大路口设岗楼警戒，严禁外人进入。在这里，仅一年时间就建立了五个海洛因制造厂。　　　　

　　海洛因制造一厂，由汉奸陈昆元（时任伪蒙疆实业部嘱托）等人合股建立，计有股本500万元（伪币），厂房22间，总面积300余平方米。1940年6月投产，每月生产成品1000件左右（海洛因每件700两），可赚2500万元之巨。　　　　

　　海洛因制造二厂，由朝鲜浪人宋玉良等集资兴建，计有股本400万元，厂房14间，总计200余平方米，1940年7月投产，每月生产成品海洛因800件左右。　　　　

　　海洛因制造三厂，位于张家营村，有厂房22间，占地一亩许，由韩子秀纠合中、朝奸商、浪人集资兴建，股本有200万元。1940年9月开工生产，每月生产500件左右。　　　　

　　海洛因制造四厂，位于西滩里村街中心，计有厂房15间，占地约半亩，股本200万元，股东以张克栋为首，纠合中、朝籍人组成。1940年12月开工生产，每月生产海洛因300件。　　　　

　　海洛因制造五厂，位于张家营村北首一所民房里，有厂房18间，面积约一亩。股东都是烟毒大客，初期股本150万元，开工后增至200万元，1941年7月开工生产，每月生产三五百件海洛因成品。　　　　

　　上述五个海洛因制造厂受到伪军以及日本2904部队的庇护和支持，大肆生产、销售海洛因。五个厂每月共约生产3000件，210万两海洛因，其所造成的毒害之大自不待言了。（参见王龙：《日军包庇下天津制毒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受到制造海洛因、吗啡技术的启发，在一些地方也采用类似的工具生产梭梭烟等土产毒品。


第三部分：罂粟花处处开放：鸦片国产化吗啡、海洛因的输入与国产（4）

　　民国初年，安徽亳县制毒贩毒情形十分严重，尤以当时民团、商团团长蒋逊之为突出。蒋氏是亳县八大家族之一，掌握地方武装，又兼任商会会长。“他不但大量种植鸦片，而且还在家里制造红丸、白丸，倾销河南各地。这种丸子，形似豌豆大小，里面除了鸦片，还含有大量葡萄糖，有很强粘性，可以直接吸食。大烟还要通过煮烧等加工手续，红、白丸使用起来简便得多。”（张荫庭：《鸦片在亳县的流行和危害》，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西康省雅安，制造吗啡是因偶然事件引起的。当时，烟商收购了大量鸦片，天有不测风雨，一场大雨将其全部淋湿。为了减少损失，烟商从成都聘请技师以湿鸦片制吗啡。大量的吗啡上市后，深受瘾君子欢迎。“继吗啡之后，各种毒品也相继上市了，如梭梭、红丸、快中快、手里酥等，这些东西的毒性要比鸦片大很多倍，吸者在短期内由胖变瘦，由瘦变成皮包骨头，很快就被毒死。”（杨治国：《西康省雅属的烟祸》，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四川江津，1941年以后，“由鸦片制成的毒品——梭梭、嘈达、白面、吗啡、金丹、红丸纷纷出笼，以其服用简便，深得瘾民喜爱。”（邹遂良：《解放前江津烟毒》，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云南，抗日战争时期，除鸦片流行外，“还有一项更剧烈的毒害，就是梭梭烟和曹达（亦作嘈达）的流行。约1941年后，有川人来昆明，向吸烟人收买烟枪内积存的烟膏（即烟枪内的烟垢），用以配合沃水（又称无水，即无水醋酸），制造最毒的梭梭烟和曹达。这两种毒品，吸食携带都很轻巧便利，用微火隔纸略烘，便有轻烟出现，再用竹管把青烟吸食下喉，立刻可以止痛，但吸上瘾后，面色由黄而青，由青而黑，饮食减少，精神疲弊。每天如不照习惯吸一定的数量，便和死人一样。”（李子辉：《云南禁烟概况》，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从上述材料看，白丸、红丸两种毒品是生鸦片与葡萄糖合成的，其成份仍以生鸦片为主；梭梭烟和嘈达两种毒品，因配以无水醋酸，已发生了化学变化，其主要成份当接近吗啡，应属于吗啡类毒品；从梭梭烟和嘈达的吸食特点、吸食者生理变化看，也接近吗啡。　　　　

　　以上我们举例说明了吗啡、海洛因及土产的梭梭烟、嘈达的生产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吗啡、海洛因的制造、生产，与封建军阀、国民党腐败官吏、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庇护分　　　不开的。因为制造吗啡、海洛因在法令上是禁止的，一些奸商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生产，他们于是勾结军政权要，由军政权要提供厂址和保护，秘密生产、销售。吗啡、海洛因的制造，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药品，因此初期的生产制造，往往聘请日本技师进行技术指导。值得注意的是，福建晋江张林村全村几乎家家生产吗啡，成了吗啡之乡。这表明传统的家族式经营在制毒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著名大鸦片贩子叶清和在四川、上海先后设厂制毒，也是利用其亲属管理负责的。封建家族的血亲关系，为制毒、贩毒提供了组织基础，并显示了烟毒的中国特色。　　　　

　　随着吗啡、海洛因制作技术的传播，在中国内地的鸦片产区，也发明了土产的新的毒品，其中梭梭烟、嘈达较著名。从其生产过程、品质特点上看，它们更接近于吗啡。梭梭烟和嘈达的发明、制作表明，中国的吸毒、制毒水平也有了独立的发展和提高。


第三部分：罂粟花处处开放：鸦片国产化鸦片国产化的危害（1）（图）　

　　自晚清鸦片弛禁以后，国产鸦片以其低廉的价格抵制了洋烟，实现了鸦片的国产化。然而，鸦片这一毒品的国产化，导致了烟土价格的下降，吸食者的增多；导致了罂粟种植面积的增大、农业生产的萎缩；也导致了城市工商业的停滞。因此，鸦片国产化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第一，吸食者的增加。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中国生产的鸦片质量不断提高，以与进口　　　鸦片相抗衡，而其价格仅相当于洋药的一半。清光绪二十年（1894），四川鸦片每担260海关两，而进口鸦片高达528海关两。同时，土产鸦片遍布各地，可以就地贩卖，运输距离较短，所交厘金税自然很少，而进口鸦片从通商口岸运销内地，运费高昂，关卡抽厘，因此，越往内地洋鸦片价格越昂贵，土烟价格越便宜。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花上百十文就可以吸上一次上好的烟膏，一饱烟瘾。据记载，“清末未禁烟时，（上海）租界中大小烟馆密若繁星。大烟馆如南北诚信第一楼、青莲阁、五层楼、论交楼、升平楼、南北寄园等，日夜客满，几如山阴道上，有迎接不暇之势。此外，潮帮小烟馆亦星罗棋布，遍地皆是。另有广州烟馆，如广诚信、正诚信、广诚发、广诚昌等，亦不下数十家。洋场烟膏，惟广帮第一，各帮均不及。厥价较昂，每钱须一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不等；每大洋一元，挑烟一两，间亦只有七八钱，老吸烟者，非此不得过瘾也。如吸别帮之烟，每过瘾须五钱者，吸广烟只须一二钱，盖大土力厚之故。惟广帮烟灰可以换烟，每灰一两换烟四钱，别帮不能也。”（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2页）在上好的大烟馆中吸食，每钱花费百十文，而在低下等小烟馆中吸食，其价钱则更低。　　　　

　　另一方面，鸦片种植弛禁后，全国各地，无论东西南北，都大量种植，使无论城市乡村，罂粟花都在盛开，鸦片烟膏都有销售。据有人计算，种植一亩小麦，其利润约为6000文，而种植一亩鸦片，其利润为11000文。初之所在，种植者趋之若鹜。当时全国一十八行省，在在都有种植。全国各省区播种面积、产量已相当可观。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906）全国共播种近1800万亩，产量约5800万斤。　　　　

　　鸦片种植到了各地，各地都有了收获，自产自吸的情况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总之，由于鸦片国产化，鸦片的价格大大降低；由于种植的推广，即使偏远的内陆地区也有鸦片生产、销售；自耕自足，导致了贫困农民的自种自吸。所有这些使吸食者空前增加。据有关统计，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905～1906）全国计有鸦片瘾者1300万人，再加上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瘾者，总数超过2000万人。　　　　

　　在如许之多的吸食者中，社会各个阶层，从达官贵人到社会下层的贫困的农民都不例外。清朝末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访问了中国内地，他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对一位贫困的农民鸦片瘾者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鸦片对人们身心伤害的生动而典型的例证。他在该书第145页中写道：　　　　

　　在中国西部通往宝鸡的路途中，我们行进在大队人马的前面，轿子和轿夫等落后我们一英里。由于道路不熟，领事便问一位农民，“从这儿到宝鸡有多远？”领事的第一次问语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从这儿到宝鸡有多远？”领事又问。此时，这位老农只是轻微地转了一下头。第三次问话后，这位农民茫然的双眼中才闪现一丝灵光。领事就同一问题重复了第四遍，对方才听懂了“宝鸡”二字。第五遍后，他才听懂了“多远”二字。直到这时，这位农民才慢慢腾腾地吐出“四十里”几个字。浓厚而缓慢的回答像是梦游者的呓语。仅仅一个上午，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十多次，我疑惑不解地问领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些人天生就这么愚笨吗？”领事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不。或许是因为鸦片。你没听人说过，‘十个陕西人中，十一个是土烟鬼’的话么！”


第三部分：罂粟花处处开放：鸦片国产化鸦片国产化的危害（2）

　　其次，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饥馑流行。鸦片弛禁以后，由于其与种植粮食作物相比，比较效益较高，据记载，“种一亩罂粟，平均可变卖白洋200余元，比种粮食作物高十倍多。”（《中国近代烟毒写真》第195页）因此鸦片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每到春季，全国各地都是罂粟花盛开，一片美丽的鸦片风景。当时，山西、陕西、甘肃、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山东以及云贵川之省是鸦片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　　　　

　　据蒋狄明在《中国禁毒历程》一书的估算，1906年全国种植罂粟用地约为1871万亩，全国总耕地为125亿亩，罂粟种植面积占了1。5％，其中西南的云贵川罂粟种植面积较多，占了全部可耕地面积的8。69％。由于罂粟的种植，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开始减少，有些地区甚至为此引发了粮荒。如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凡是有水灌条件的土地，往往种植罂粟，以取得较高收益。然后，再到附近地区购粮食用。这种情况的大规模发生，使西北地区粮食缺乏，极容易造成粮荒。在同治三四年（1877～1878）间，北方发生了大旱灾，山西　　　、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地区草木枯死，粮食绝收，赤地千里，于是造成了北方地区的普遍缺乏粮食。饥饿的人们食尽了山上的草根树皮，再也没什么可吃的了，以至于饥饿而死。据估计，北方地区饿死的总人数超过了950万人。山西省灾情最重，饥民达五六百万人，饿死者超过了半数，有些村子所有的人全都饿死了，一个也没剩下。这一大灾难，虽是天灾，其实与罂粟种植大有关系。当时山西巡抚曾国荃曾指出：“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储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曾文襄公奏议》卷八）但是，经历过此次大饥馑、大死亡，山西的罂粟种植面积并没有减少，照常种植，缺乏粮食储备的情形依然如故，光绪十九年（1893）再次发生大饥荒，死人盈野，惨不忍睹。　　　　

　　四川省虽然是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但是沃野千里，到处盛开着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