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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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痛苦。多年来，她以志愿者的身份，利用节假日参与常德市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在石公桥、黄土店、韩公渡、鸡鹅巷……她采访了许多当年鼠疫的幸存者和目击者。她凭吊过荒滩上遇难者的坟茔。几十年的岁月过去，那些埋葬着自己同胞的冤魂的坟地上长满了小树和杂草，一些没有了后人的坟墓更是仅剩一座小小的土堆。成群的乌鸦在荒凉的坟场的古树枝上呱叫。她仿佛听见地下的冤魂在呻吟，在哭诉，在呐喊。她洒泪坟场，发誓要替冤死的同胞报仇、伸冤、雪恨。今天，她东渡扶桑，来到东京的法庭上。她面对的是日本国的法官，但她觉得自己的身前身后有着无数双冤死的同胞的流泪的眼睛。
她端坐在自己的席位上。
她的身旁不远，是由212名有良知的日本律师组成的辩护团。原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德高望重的土屋公献是辩护团团长。他们志愿为中国的原告担任辩护律师。
正义的法律之剑，悬挂在法庭的上空。
这是一次迟到的审判。应该说，这场审判早在50年前就该进行。
1945的，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
四年后的1949年12月，部分原侵华日军731部队官兵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受审，使731部队的暴行公之于众。随后，苏联政府照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细菌战犯进行审判。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人民日报》陆续刊登出有关常德、浙江等地日军细菌战的报道。已回奥地利故乡的肯德医生也曾撰文在《人民日报》上披露他当年在常德参加扑灭鼠疫的亲身经历。陈文贵、谭学华、秦泰等也在《新湖南报》撰文揭露日寇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平民的滔天罪行。消息传到常德，饱受细菌战苦难的常德人民更是悲愤难抑。据1950年2月11日《新湖南报》一版《被细菌武器侵袭时的常德》一文中记载：
“……当伟大的苏联友邦提议严惩日本天皇等细菌战犯的消息传到常德后，常德人民表示由衷的拥护。该市各人民团体立即联名发表通电称：‘这一血债，必须清偿，我们决不容许这次罪行的主持者——日本天皇等逍遥法外。我们人民除搜集受害具体资料外，并向美帝国主义包庇日本侵华战犯，准备新的战争罪恶行为提出严重抗议。我们愿作苏联这一正义行动的后盾。’”
也在这一年2月14日的《新湖南报》一版，刊登了署名重伦、桂圆的《前日寇制造细菌工厂平房地区视察记》：
“记者视察了平房车站附近日本战犯的大规模细菌制造厂的旧址，完全证实了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滨海军事法庭审判审讯的结果，在这个审讯中，日本战犯承认他们曾在平房车站设立大规模的细菌制造厂。
并非尾声：东京的控诉（2）
从哈尔滨南行20公里即可到达平房车站，从车站往西北去，有一片被破坏了的建筑物。无数红色墙壁和烟囱，峭然屹立着。高大的□□□□在地上。这就是罪恶性循环滔天的日本法西斯昔日制造杀人细菌的工厂了。
……整个工厂地区（南北两厂在内），方圆共45公里。在这块禁地范围内，过去是被日寇极端严密的封锁着的。
……附近的居民说：从修建这个厂子的第一天起，日本法西斯就从远处把整批的劳工和整车厢的驴马、骆驼以及牛羊送到这里面，却从来没有看见被运出或放出去的。它好似一个可怕的庞大怪物，日日夜夜吞食着无数生命。
……”
恶魔石井四郎就是在这里制造着细菌武器。
夺走无数善良的常德居民生命的鼠疫，就是从这里用飞机运送到常德的上空，并于1941年11月4日的那个清晨撒到古城的土地上。
可是，恶魔石井却因为某些国际势力的庇护，逃脱了正义的审判！
岁月在不知不觉间一年年过去。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侵华日军当年的罪恶。
正如以色列第一任首相本？古里安所说：“饶恕，但是永远不会忘记！”
1993年8月16日，一条出现在《湖南日报》的新华社东京消息，再一次触及了常德人民多年未愈的伤疤。消息称：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保存的当年日本陆军军官的业务日记中记载，1941年11月4日，一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在中国湖南常德散布了36公斤带有鼠疫菌的跳蚤。过了两周以后，便出现了有关鼠疫大流行的战果报告……
这条消息立即引起了常德地方志办公室的注意。
40岁的邢祁任常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汉子立即组织人员前往鸡鹅巷、石公桥、李家湾等地寻找当年的见证人和受害者家属。他们先后找到了时已80高龄，居住在常德卫校的当年最先发现鼠疫菌的广德医院化验师汪正宇，找到了曾在东门外徐家大屋隔离医院工作过的王国珍，找到了时任湖南省鼠疫防疫队队长、现居住在临澧医院的刘禄德，找到了李安谷、黄岳峰、李丽枝、向世秀、何英珍、王海凤等100多名受害者家属和幸存者，找到了湮没在过去的50年岁月长河里的大量的珍贵资料。
《朝日新闻》发表的消息在日本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日本侵华史研究者森正孝先生根据《朝日新闻》报道的线索来到了中国常德。
从此，尘封了50多年的沉冤终于被揭开。
1996年12月26日，常德居民何英珍等14名当年遇难者的亲属正式委托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等起诉日本政府。
1997年，叶荣开、何英珍、罗建中应邀前往日本递呈诉状。并在日本11个城市进行巡回演讲。他们还走进日本国会，递交了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的一封信，公开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事实，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经济损失。
几乎就在常德受害者家属起诉日本政府的同时，美国华侨组织“世界抗日战争史事维护会”也在美国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和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五大城市举行了“731部队罪恶事实图片展览”。
华侨们自筹资金20万美元，将旧金山湾的金银岛租下，作为这次展览的基地。开展时，由日本律师、中国原告代表、新闻记者、日本旧军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美国举行报告会，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细菌战罪行，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纷纷发布消息，国际舆论关注并声援中国常德鼠疫受害者的东京诉讼。
刘雅玲坐在法庭的席位上。七月的东京是炎热的。空调器里正送出一阵阵清凉的冷气。此时的刘雅玲，心中翻滚着万千思绪。她想起50多年前惨死的同胞，她仿佛听到无数的冤魂在哭泣，她仿佛看到当年的屈死者在她面前一队队走过，像悲戚的羊群一边舔着满身的血迹，一边幽幽地诉说心中的冤苦。
是的，50多年前的冤要伸！50多年前的仇要报！仁慈仁义的常德人民要为无数无辜的死难者讨还公道！
刘雅玲流泪了。两行悲愤的热泪沿着她的面颊籁籁流下。一串，又一串，落到当年制造罪恶的凶手的国土上，落在日本人的法庭里。
不仅仅只有刘雅玲落泪，旁听席上有人在抽泣，连主审的日本法官也撒下了同情的眼泪。
旁听席上100多个座位坐无虚席。
家住中国常德市武陵区柏子园居委会的方运胜在法官席前痛陈家史：
方家原本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大家庭。方运胜的父亲有兄弟姐妹8个。可是，自从日本军队打进他们的家园，方家便惨祸不断。两个叔叔在战场上牺牲，接着另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在家里被日本飞机炸死。他8岁的哥哥方运登又染上鼠疫惨死在奶奶的怀中。那真是家破人亡啊！房屋毁了！儿孙死了！他的奶奶急疯了。成天披头散发在城里东奔西跑，寻找她死去的儿子、女儿和孙子，一声声凄惨地哭喊：“儿呀，我的儿呀，你们回来吧！”
方运胜说到这里，禁不住泗泪长流，他抬起头来，双目注视着法官，一字一顿地说：“现在，我站在庄严的法庭上，控诉日军731部队的罪行，讨还历史的公道！”
并非尾声：东京的控诉（3）
旁听席上又是一片抽泣声。
接着，桃源县农民李安谷进行法庭陈述。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常德鼠疫中，他家有16口人惨死。他的两个叔叔、婶婶双双染疫死去，留下两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两个孤儿从此日夜啼号，是好心的邻居将他们收养……说到伤心处，这位中国的汉子流下了悲愤的泪水。
整个法庭一片哭声。法官席上的法官也忍不住流下热泪。
是的，人类的感情和良知是相通的。它没有民族和国界。
当原日本律师协会会长、“731部队细菌战受害人国家赔偿诉讼案”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向法院递交对原告的调查材料和美国、加拿大“731部队罪恶事实图片展览”的盛况资料时，这位德高望重的日本律师对法官说：“我们的官司受到世界注目。我们是为了世界永久和平，为了正义与公道来打这场官司。”他动情地说：“一个受世界警惕、一个被世界公认为心胸狭隘的民族会有前途吗？我们听取了原告血与泪的控诉后，是不是也应该说点什么？”
是的，日本政府应该说点什么！它应该向中国人民真诚道歉！谢罪！它应该长跪在中国死难者的坟前，请求无辜者的冤魂宽恕！
三位中国原告哭诉东京法庭，在日本引起强烈震动。
法庭内。旁听席上响起三次助威的掌声！
法庭外。一位叫笠原竹一的日本老人来到中国原告黄岳峰面前：“我已经82岁了，我曾去过中国在我犯罪的地方向中国人道歉、谢罪。今天，我听了您的演讲，深感羞愧。我要给您下跪、请罪！”说着，笠原跪下了，低下了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颅。
《朝日新闻》等日本媒体迅速作出反应，发布“常德细菌战疫死者名单”消息。
东京、名古屋、千叶县、市川市、静岗等地举行集会，各界人士倾听中国原告的血泪控诉。
美国电视台历史频道、《时报》、《唐人报》等新闻媒体纷纷现场采访。
……
继1997年8月，108名中国原告向日本法庭提起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1999年12月，又有72名中国原告提起诉讼。两案并审，180名中国原告要求日本国政府道歉，并对每个原告进行10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受理诉讼后，分别于1998年6次，1999年6次，2000年6次，2001年9次开庭审理。2001年12月26日第27次开庭终审。
这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跨国诉讼。背负着亲人的冤魂，常德的父老们一次次东渡扶桑，站在异国的法庭上，用血泪斑斑的铁证，控告侵略者的滔天罪行。2002年7月，湖南省长沙、常德两市38万名学生签名声援诉讼，70多本签名册记录着中华子孙不屈的心声！在艰难的诉讼过程中，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勇敢地站到正义的一边，支持中国原告的对日索赔诉讼。让历史记住这些善良的日本人的名字吧：
土屋公献，1923年4月出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日本著名律师，曾任日本律师协会会长。现为倡导日本战争赔偿立法运动领袖，担任日本战后处理立法联合会会长、清算日本战争责任国际协会日本委员会负责人和国际战犯民众法庭检察团团长、细菌战诉讼原告律师团团长。1999年底，“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国际论坛”组织游行，年过古稀的土屋公献举着标语牌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的口号是：“日本政府，道歉！赔偿！追究战争责任，促进友好和平！”
森正孝，日本的一位中学教师。1988年，他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叫“荣字1644”的日本部队，发现细菌战的疑点。此后，森正孝利用假期到中国实地调查，并拍摄电视专题片揭露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罪行，发起成立“细菌战调查团”，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帮助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讨还公道。
川田悦子，日本众议院议员。2002年8月28日，她召集日本外务省、防卫厅、厚生省在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质询答辩会，坚定地支持细菌战诉讼案中的中国原告。她说：“谢罪不是跪在地上说一句道歉的话，而是要在内心真正反省。”
还有日本著名律师一濑敬一郎，还有日本著名学者松村高夫、近藤昭二、松井莫介……
在良知的驱使和正义的感召下，一些日本老兵也勇敢地揭露当年的罪行，蓧塜良雄就是其中的一位。2002年5月，将近80高龄的蓧塜良雄来到常德，向常德受害者鞠躬谢罪。在此之前，他已在多种场合忏悔过自己的罪行：1939年，他加入731部队，最多的时候用30小时生产10公斤细菌。这些细菌有霍乱、鼠疫、炭疽病菌……
时光老人的脚步终于迈入2002年8月27日。
这一天，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长达5年的审理，在细菌战受害诉讼案一审判决中认定：日军731部队在侵华战争中违反日内瓦协定，违反《海牙陆战条约》，在衢州、江山、常德、金华等六地实施细菌战，确实造成了悲惨的结果和特大的损害。其中常德，1941年11月4日，731部队的日军战机飞到常德上空，将感染了鼠疫的跳蚤及棉花、谷物等投到了县城的中心部，造成鼠疫流行。根据“常德市细菌战被害调查委员会调查的范围极其广泛，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
漫漫五年的苦苦等待，常德的父老乡亲等到的是日本法庭的两句话：一句是首次承认在中国进行细菌战；二句是驳回180名中国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18亿日元的要求。
并非尾声：东京的控诉（4）
东京怒吼了！
2002年8月27日下午2时30分，“还我公道，讨还血债！”的口号声突然从常德声援团中响起，刚刚放下的标语、三角旗又举了起来。东京大游行开始了！
游行队伍从日比谷公园出发，沿日本政府机关最集中的霞关街行进。常德声援团团长蒯定勋，副团长向启国，顾问杨万柱和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举着声援团的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维护和平、声援正义、还我公道！”“日本政府必须向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反对细菌战！”“历史不容篡改，血债必须偿还！”
最早发现并报告常德鼠疫的谭学华之子谭家沅、谭家湘行进在游行队伍中。
常德第一个鼠疫疫死者蔡桃儿之弟蔡正明行进在游行队伍中……
愤怒的拳头举起来，高扬的旗帜举起来，一呼百应，大闹东京，让东京知道了中国人的愤怒，让东京听到了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
这显然是一次不公正的判决！
两天后，2002年8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答记者问时说：“我们注意到了这一判决。二战期间，侵华日军以惨无人道的手段，大量实验和使用细菌化学武器，残害中国人民，这是铁的事实。日方应采取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对待这段历史。”
新华社报道：审判长岩田好二宣布，日军的细菌战是违反国际条约的，中国人民在日军的细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这一判决，将穿越法庭，穿越海洋，穿越国境和时代，给真相本身留下印记，给维护人类尊严的历史留下记录。这一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