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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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修武备一项由于改革派重要大臣之间认识不统一，其余九项由仁宗发诏推行。要实行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坚毅之志且试行试修。然而，这个系统工程本身就是个大话主义的典型文本，其余的讨论再也没有意义了。
如果说庆历新政终因大话主义－－说得好听一些是理想主义而失败的话，那么到了二十年之后的王安石改革已经变成了纯技术主义－－现实主义，何以同样失败了呢？
政治人物个人品德的不良是一项决定性因素，另外，国家积至无可救之地更是“道德虚幻－－政治大话主义”的最后显形。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二月，赵匡胤打算将都城从开封迁到洛阳，时机成熟后终定于长安。这样选择是明智的，因为据山河形胜可减少军队的数量，节省大量财政开支。可是其弟赵光义坚决反对，大讲：“安天下在于仁政，不在于地热险要。”
这句堂而皇之的政治大话，乍听起来，非常合乎儒家道理。但毕竟，赵宋王朝以不道德手段夺取天下后，内心发虚。赵匡胤连吓带骗地让石守信那些人交出了兵权，又开出了一张需要后代兑现的远期支票－－交兵权者，可广置良田美宅，形成了上层的特权集团。而由此而推的，发展到极致的恩荫政策，为社会制造了先天的政治上的机会不平等，以致后来出现了“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政治资源分配怪现象。
貌似道德的大话，终以不道德行之，日积月累终使国家不可复振。范仲淹的大话、王安石的焦躁，便成为不足为道的小事了。以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诉求，去要求另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做出道德性让步，几乎是痴人说梦。只有惯说政治大话并从中获利的人们，才会自欺欺人地相信这样一个美丽的政治童话！
离开政治中心，对于一个惯从政治体系中分利的人是危险的。这不仅是因为分利的机会减少，而且还意味着不确定性因素增大。所以，在讲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大话前，范仲淹也很矛盾，他说“是进亦忧，退亦忧”。历史事件本身不是他自动请求外放吗？既然自动请求，退又何忧呢退，或者无奈的退，显然是为了以后的进作准备或力量调整。但退而无进的悲剧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的，如北宋太宗时代的兵部尚书卢多逊远放崖州（今广东崖县），并最终死在那里。这个事件距范仲淹自请外放才六十年多一点儿，还是本朝的历史。
【注3】杨志的态度比宋江更典型，他在这送花石纲犯的渎职罪获免后，去走高俅的门路。被高赶出后，他还不忘封妻荫子。《水浒传》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中描写道：杨志闷闷不已，回到客店，思量：“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点污了，指望把了一身本事，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
身陷大话君不悟
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大话迭兴的时代，换言之：大话迭兴也是败亡的预兆。
三国是中国东汉衰败以来的道德败坏的顶峰，军阀们凭智术与暴力拼抢对社会的控制权。其中大话主义不仅表现于诸葛亮的建立霸业、恢复汉室的政治口号即无法实现的政治战略，而且也见于兵争中的战术指导原则。
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末冬初，曹操给孙权写信，威吓他说：“近来我奉皇帝之命讨伐有罪之人，刘琮束手投降。现在我率军八十万，正要和孙将军您在吴地一起打猎。”
说得好听。八十万军队用于会猎不太玄了吗？实际上是给孙权一个心理威慑，让他充分想象“八十万”这个数量级可能带来的不利结局。威慑作用起初收效不小。先是重臣长史（相当于事务总管）张昭被吓坏了，对孙权说：“曹公这人太可怕了，好比豺狼老虎。现在挟制天子讨伐四方，动不动就以朝廷名义为借口，抗拒他，事情就会更加复杂化。我方可抵挡他的只有长江天险，可现在曹操已经拿取了荆州，获得的刘表水军力量全部署在江北，蒙牛皮的快船和正规战舰有几千数只，更兼他的步兵实力强大，水陆齐下，已经与我们共分了长江天险。双方力量悬殊，天险优势又失去了。我看，不如投降。”
张昭在东吴割据势力中资格较老，是孙策留给弟弟孙权的重量级元老。史称：“孙策创业，命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之。策卒，受遗命辅立孙权。”，云云。当然，张昭的立场也不完全错误，他不希望中国处于长期割据之中，尽早结束战事也是他作为东汉末大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因为，他本为徐州人，只因避乱才流寓江东的。
同为流寓身份的周瑜（原籍安徽庐江）但却很快本土化了。因为他年轻（公元175年生人），比张昭小十九岁。曹操欲攻东吴时，张昭已经五十二岁，思乡之情益固；此时，周瑜才三十三岁，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故而不用思归庐江。同时，他也深受孙氏家族的器重，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春夏之交，曹操在官渡击败了袁绍，袁绍在又愧又恨的心情中去世；几个儿子不成器，对曹操已经构不成威胁。于是曹操借兵威给孙权写信，让孙权送一个儿子到首都许昌当人质。孙权召集群臣议论，定不出所以然，就和周瑜去见自己的母亲，作最后判断。当着孙权母亲的面，周瑜说：“从前的楚国受封于荆山之侧，方圆不到百里，但他们任贤用能，奋发图强，势力大增以至于南海，传国九百余年。今天，你孙权将军有了父兄两人创业的基础，有六郡的地方，兵源充足，财源不断，怕什么呢？我看，就不用送儿子当人质了。一旦送了人质就不得不听曹操的；听他的，不过给一颗侯印而已，怎么能与称帝相比呢？至少，现在不送人质，要观察他一段时间。要是他能以正义平天下，再臣事他也不晚；要是他不能，你就起来抗威，以应天命。”孙权的母亲听了周瑜的分析，大为高兴，对孙权说：“公瑾与你哥伯符（孙策）同岁，只小你哥一个月；我拿他当儿子看待，你也得以弟弟的身份对待公瑾呀！”人质没送，三个人决定东吴与中原抗争的最后战略。
面临重大事变，周瑜的考虑很冷静，给孙权算了一下关于“八十万”的细帐。他说：
“大家只看到曹操说有八十万人马的大话了，在没弄清虚实之前就开议投降，哪能判断准确呢？其实，曹操从中原带来的人不过十五六万，由于是远征，早已疲惫不堪了；他得到刘表的水军七八万人，也不全一心降服，心中都有小主意，观看局变。一批疲惫不堪的人领着另一批信心不定的人，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有五万人，就能对付他们。”
八十万与十几万，差得太多了。曹操的数量级大话被看穿了，而质量上的隐患也呈于对手之前，接下来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赤壁之败，正是数量级威慑失败的精典例子。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自相似。与诸葛亮的大话主义在范仲淹那里的表现一样，曹操的数量级威慑版本在符坚那里重印。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东晋太元七年）初冬（十月），符建开始讨论征讨东晋的事情，会议一开始，他先发表了一通气壮山河的议论：“自我承担帝王大业以来，近三十年了，四方略定，唯一东南一角未受王化的教育。现在计算一下我的兵力，大约有九十七万。我打算用此兵力征服东晋，大家商量一下对策吧！”
接下来的讨论，气氛热烈，但是除了秘书监（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朱彤外，大家都认可此举不算妥当，连苻坚的亲弟弟苻融也反对。在散会后，苻坚独留苻融做最彻底的交流。
苻坚说：“自古定大事者，一二个人而已。别人乱说一通，我听不进去，咱哥俩就决断此事吧！”
苻融说：“伐晋有三难。一是，天道不顺；二是，晋国并没内乱；三是，我们连年征战，百姓已有厌战之心。”
亲兄弟都说不可，苻坚就难堪了，因为他内心已定，无论如何也要一统天下，就像秦始皇统一六国一样。他原来温和的脸色变成了冷峻：“你都这么说，我还指望谁？可我现在有百万强兵，有用不尽的物资做保障，还怕攻不下一个快亡的东晋小国！？”
身陷大话君不悟
他对自己的数量级的威慑作用的自信，已断然不可改变。此前，在回答太子左卫率（太子警卫两长官之一）石超的话时，他说：“今天我的兵力强大无比，把马鞭扔到长江都可阴断流水，东晋的长江天险又算什么？”
苻融劝不了哥，倒有一个野心家出场了，他叫慕容垂【注4】。他是以军事长官兼首都行政长官的大人物，但他又是一个叛国者－－由于在前燕遭到嫉妒与排挤，为脱被谋杀这祸，投降了苻坚，并帮苻坚灭了前燕。灭前燕（自己的祖国），他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而恢复燕国是他心中的理想。于是，他搬出一套成熟的说法：
“以强灭弱，小者服从于大者，是自然之理，没什么难理解的呀！以陛下您的神武大运昌盛，海外震服，况且有如虎雄兵百万之众。韩信、白起那般才干的将领满朝都是，灭一个区区东晋小国还不容易吗？《诗经》说：‘出主意的人太多，事就不容易成。’所以，您自己决定就是了。”
苻坚大喜，说：“能和我定天下大事的人，只有你一人呀！”赏给五百匹帛。这个消息传到慕容垂的两个侄子慕容楷和慕容绍那里，两人乐坏了，对慕容垂说：“叔呀，现在主上骄傲、狂躁，正是您恢燕国的好时机呀。”
（事情让那两人言中了，淝水之战后慕容垂起兵反秦，建立了后燕。）
慕容垂的一番奉承让苻坚下定了最后的决心；最后的决心下定后，他又兴奋不已，开始了一个伐晋的倒计时；加速这个倒计时，又是一次秋天的大丰收。
一切都在为他苻坚作准备，老天爷也如此，要么，为什么非赐给他一个大丰收呢？
“投鞭断流”、“疾风之扫秋叶”之类的文学化想象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此时，他早忘了他比之为自己的诸葛亮的王猛的话了。王猛临终时劝他：先慢慢平定鲜卑和西羌，然后图谋东晋。
第二年秋，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开始了，同时一场历史最为惨烈的失败战役也开始了。
苻坚的数量级威慑达到了顶峰，绝对超过了一百七十五年前的曹操。他率步六十八万、骑兵二十七万，计八十七万，投入了全国兵力（九十七万）的绝大部分。东晋只凑了八万兵力，勉强应战，不足前秦的十分之一。
数量级的自信终崩溃于一个小小的退步。晋军要求秦军稍微后退，等渡过淝水后再列阵决以死战。苻坚对左右说：等只让他渡过一半，我的铁骑踩也踩死他们了。他便假装很大度地答应了对手请求。在为他的敌人让出一片决战场地的一霎那间，军心崩溃了，苻坚
【注4】慕容垂（公元326－396年）十六国时后燕创建者。公元384－396年在位。建熙十年（369），大败桓温于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太傅慕容评深忌其功名，与太后可足浑氏共谋诛之，遂投前秦苻坚。坚拜为冠军将军。封宾都侯，助坚灭前燕，进封泉州侯。淝水之战后，起兵反秦，称燕王，建元燕元，史称后燕。
在也无法控制后退的速度。早有叛心的朱序喊道“秦兵败啦！”一句话把悲剧推到顶峰。
与苻坚的“投鞭断流”、“疾风之扫秋叶”的伟大想象相比，历史让他与另一个有名的
成语联系在了一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一个失败者的数量级想像仍然很有趣。在发生兵溃之前，他的心理就失败了－－把八公山的草木都当成晋军了。草木有多少？是一个什么数量级？
在溃逃的过程中，伟大的失败英雄心理彻底崩溃了，听到风声与鹤叫都以为是晋军的
行军声和号角在响…
对于曹操、诸葛亮、苻坚、范仲淹这些厉行大话主义的政治家来说，失败是很悲壮的，他们的失败史可称为悲剧。而对那些唯恐自己被埋没的低层社会的精英来说，大话主义导致失败几近闹剧。大话主义不是政治家的“富贵病”，而是普通人也能患上的“流行病”，它深刻地反应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在文化遗传上的伟大缺憾。
而且，这种伟大的缺憾随着专制主义的强化而愈呈多样化，明清两代这类发生在草根社会的“狂悖案件”比以往历代的总和还要多，而有清一代，此类案件竟然层出不穷；而所谓康乾盛世的乾隆年间此类案件的发生率，高居中国历史之首。
乾隆十六年（1751年），原籍直隶（今河北省）平乡的穷书生王肇基流寓山西介休，想借皇太后生辰庆典日（称为“万寿节”）发表一番政治大话，已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至少改变一下目前的生存状况。思定之后，便把祝寿的诗篇还有对联献给汾州府同知衙门，没想到却招来山西巡抚的反感，阿思哈写给皇上的奏折称：“该人妄议国家大事，指斥国家重臣，诽谤圣贤，罪大恶极。”
王肇基本人不这么认为：“这讲了一番大话，无非是让皇上注意我，求个官做。”皇上判决的结果令他绝望，也是不曾料到的－－乱棍打死！
稍后，又发生了乾隆十八年（1793年）七十岁老学生刘震宇献策案，他的一套大话（“新策”）多系抄袭之言，迂阔难行。结果，被判处斩刑。
在绝对平庸又绝对高压的年代里，这些事件也算无可奈何中的一点新奇吧。
平民因大话求官，结果丢了性命，在那个时代也情有可原。而这种闹剧演出热情又远非止于草根社会的精英－－那些读书人们，大凡经过读书获得一定地位但又不满足的人往往更热衷于演出这种闹剧，并且这种高于底层精英的表演往往又是后者的一个不自觉的模本。
身陷大话君不悟
谁不希望一言获幸呢？既然一言获幸的机会总是存在，那么一言获诛（或贬）的成本也可不予考虑了。大话主义在此中已经与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近新结婚了，并生生不息地繁殖下去。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胡旦歌颂抗洪救灾事件，可算是从诸葛亮到王肇基的一个必要的过度，一个穿越历史时空的隧道。诸葛亮有权、有位、有名，而这权、位、名皆来自一篇叫《隆中对》的大话主义表白－－成霸业、复兴室；王肇基无权、无位、无名，他要通过更简洁的形式获得诸葛亮的一切，至少不再当连家乡也回不了的穷书生。
胡旦处在小于诸葛亮、大于王肇基的生存水平上，他要往前进，借一篇大话（颂词）来达到诸葛亮水平，但他却从此下跌了。虽然还致于如后来的王肇基一样丢了性命，但朝堂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夏天，黄河决口，朝廷经全力赴灾，及时堵住决口，避免了一场大灾。于是，右补阙胡旦写了一篇《河平颂》，献给皇帝。诗中有言：“逆逊远投，奸普屏外。圣道如堤，崇崇海内。”逆逊指卢多逊，位至兵部尚书，因违制交往藩王而被流放，死于流放地。此论尚合乎实情。但是说到“奸”即赵普的失位，则伤及宋太宗的内心了，分明说新君对两朝重臣行不义。结果是因颂（大话的一种形式）得祸，被贬为商州副团练。
被压抑者的大话闹剧，固然是由于他们的病态人格所
